書接上文。隨“鐵幕”在歐洲落下，世界就正式進入了冷戰時代。對峙的雙方，可遠不止美、蘇兩國，而是兩大集團、兩種模式的全球性對決;同時，又並非一場硝煙瀰漫、生死相博、即時決出勝負的戰鬥，而是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全方位的長期競爭與對抗。很顯然，在這種長時間“和平對抗”的“持久戰”中，比拚的是綜合實力，經濟因素就變得至關重要了。我們不妨分幾個階段，來看看雙方的表現。
一、1950年代：“黃金時代”、差異明顯
放眼整個20世紀，50年代乃至60年代前幾年，是公認的全球“黃金時代”。別說與上半葉兩次大戰、以億人為單位的慘重傷亡比了；就70年代“石油危機”、“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世界經濟，基本上，都無法與這段美好時光相提並論。
資料顯示，這一段的全球經濟，以爆炸性速度持續增長；進展之快，到60年代後，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戰前相比，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全世界製造業的總產量增加了4倍之多；工業品的貿易額，竟增長了10倍有餘。同一時期，全球農產量沒有工業品增幅快，但得益於耕地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也有可觀增長，各國紛紛出現“嬰兒潮”、人口迅猛增加。
它的可貴之處在於，增長是一個世界性現象。無論“資本主義陣營”還是“社會主義陣營”，幾乎都同時在持續發展。這一來呢，反映了戰後世界各國人心思定，組織生產、恢復元氣的需要。二來，得益於科技方面的各種突破與革命。比如，電晶體電子技術的突破性進展，使得行動式收音機、電視機、錄影機，包括電冰箱、洗衣機都紛紛普及，漸漸走進千家萬戶；電子計算機逐步從軍用走向民用，在提高生產效率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化工產品如塑膠、尼龍等開始商業化生產，都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三來，得益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在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美元金本位”等穩定的國際經貿、金融體系下，貿易空前繁榮，國際分工日益深化，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國家投資迅速增加，資本在全球快速流動；國際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不斷加強——當然，這些都主要體現在西方、或親西方的陣營。而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針對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關貿總協定”組織等，也制定了相應的“莫託洛夫計劃”，相繼成立囊括東歐各國、蒙古、古巴、越南、朝鮮在內的“經濟互助合作組織”，主要功能包括“協調國民經濟計劃”、“國際生產專業化和協作”、聯合投資專案、對外貿易等。
資料顯示。在這個黃金時代裡，不僅戰後日本、西歐（聯邦德國、英國、法國等）主要經濟體，迅速從二戰的滿目瘡痍中得到恢復，甚至超越戰前水平；包括蘇聯、東歐、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事實上，蘇聯在50年代的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西方任何一個國家；東歐國家增長率並不遑多讓，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在蘇聯的重點專案支援下，也同樣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正由於計劃經濟模式的“優秀”表現，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體，也在紛紛效仿改良、制定一些中長期的經濟發展計劃；中央政府越來越強調使用各種宏觀政策，干預甚至控制經濟，19世紀典型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一去不返了，“混合經濟”的特徵非常明顯。
不過。即使在大家都表現良好的“黃金時代”，兩種模式的差異也是明顯的。最為突出的：經濟增長驅動方式不同。
一為市場機制引導。微觀企業出於對利潤的追求，在市場價格的引導下，創新產品不斷出現，技術創新風起雲湧；普通民眾生活不斷改善，各種產業協調發展、欣欣向榮；國際貿易空前繁榮，世界範圍的分工越來越深化。
一為行政計劃引導。微觀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基本都源於上級行政部門的指令性計劃，價格核算、利潤多少無關緊要，在“軍事安全”的考慮下，重工業如鋼鐵、煤炭、電力能源、重化工等往往優先發展，而輕型加工業、民用產品供應嚴重不足，農業往往被“犧牲”、保證工業化推進，普通民眾生活比較困窘。雖有“經互會”組織，但內部的國際交換不按照經濟邏輯，事實上形成了蘇聯對朝鮮、越南、古巴等“小兄弟”的輸血。
非常關鍵還在於。由於企業缺乏激勵、有質量的增長動力嚴重不足，也就談不上什麼技術的創新迭代，而基本停留在對原有技術的模仿、使用；生產出來的產品“傻大黑粗”、多年不變，競爭力越來越差。這些矛盾與問題，短期內可能會被迅速增長的經濟資料掩蓋；中長期，就將充分暴露出來。
二、1960-70年代：計劃經濟疲態盡顯、拉開差距
進入1960年代，西方主要經濟體延續了上一階段的邏輯，仍然處於“黃金時代”。我們所熟悉的日本、聯邦德國（西德），顯然是這一時期，全球矚目的明星：
1960年代初，聯邦德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英、法，成為歐洲最大經濟體；1960～1970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6％，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1.3％，到1968年，超越了聯邦德國，僅次於美國的第二號世界經濟大國（當時統計不包括蘇聯。可比口徑，1987年日本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實，英、法、意等西歐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的經濟增長也形勢良好，無非沒有日本、西德那麼眩目罷了。
相反，此時蘇聯式計劃經濟陣營，卻顯露出明顯的疲態。僅以國際貿易為例，1960年初，蘇聯的出口產品還以機械裝置、交通工具，以及金屬加工產品為主；而到1985年，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竟佔其到53%；而進口產品倒有60%為機械、金屬類產品，以及各種工業消費品。其地位，已經宛如專門從事資源生產的殖民地一樣，為更先進的工業經濟提供能源——而所謂“先進的工業經濟體”，其實就是捷克、東德等國。事實上，這些東歐國家的工業能力、產品水準，與日本、西德甚至英、美等比，又瞠乎其後。
正因為斯大林那種高度集中、壓迫，犧牲農民利益的計劃體制不可持續，赫魯曉夫1950年代後期上臺後，60年代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重點放在農業領域：如取消農產品義務交售，實行收購制、增加農民收入；鼓勵家庭副業，擴大農場自主權；鼓勵種植玉米等。工業上放棄部門管理體制，部分放權讓利給企業；一定程度承認物質利益、調動積極性。然而，他並沒有從根本改變“斯大林模式”，僅僅是小修小補；而且隨心所欲，比如全國範圍強制推行種植玉米，使大量良田毀壞。勃列日涅夫上臺後，更全面轉向保守、陷入了多年的“長期停滯”（戈爾巴喬夫評價）。
眾所周知，中蘇交惡後，咱們在1960年代初遭受了“三年自然災害”，經濟遭受嚴重挫折；雖短暫調整、恢復，隨即又進入了文革十年的長期動亂。終於，到1970年代末，“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當然。進入1970年代後，西方陣營的“黃金時代”也基本宣告結束了，20多年的增長勢頭受挫。兩次“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美國1960年代後期捲入越戰泥潭，國力日漸衰弱；情急之下，尼克松政府宣佈停止“美元-黃金”兌付，佈雷頓森林體系倒塌，又進一步影響了國際金融、貿易秩序。但此時，隨著石油價格的暴漲，蘇聯卻成了巨大受益者——它國土廣袤，石油天然氣儲量極為豐富，價格暴漲後，忽然獲得了天量財富，居然進入了所謂“全盛期”。志得意滿之下，蘇聯1970年代末悍然入侵阿富汗——殊不知，這一段只是它的“回光反照”。後來，就一步步不回頭地滑向深淵。
其實。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啥呢？除了增強綜合國力、在國際舞臺一決高下之外，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是最大的題中應有之義。眾所周知，二戰後在美國、日本、西歐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堪稱“幸福的一代”。物質生活極大改善：不僅電視、冰箱、洗衣機、錄影機走進了千家萬戶，日本、西德汽車工業的飛速發展，轎車也走進了普通家庭。同時，社會貧富差距在這一階段，居然有所縮小。1960年代以後，美國數以億計的普通中產階級，擁有自己獨立、家電設施齊全的別墅、兩部轎車、三個孩子，成為“標配”，“美國夢”的真實體現。
而反觀計劃經濟模式陣營。普通民眾的生活與上面相比，真不啻天壤之別。在蘇聯、東歐，必需的生活物資非常短缺，憑票排長隊供應，那是家常便飯——以至於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1980年寫出那部著名的《短缺經濟學》，影響了一代中國經濟學人。1970年代的中國，普通人的生活比蘇聯、東歐，還要困難得多！上點年紀的人，一定記憶猶新。米、面、肉、蛋、油、布這些最基本的生活品，全部都得憑票供應；一部收音機已經是奢侈品，腳踏車、手錶就得是高階奢侈品——還談啥電視、冰箱甚至轎車？非高階幹部，連想也不敢想啊。說懷念那個時代的過來人，能不能先摸一摸自己的良心呢。
篇幅所限，今天先聊到這裡。後面，我們將聊到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冷戰的“終結”；再來檢討，經濟模式的得與失。
本文作者為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程迅，感謝大力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