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海歸知識分子，除了革命派和君主立憲派外，還有相當多數處於中間狀態的人。在留日學生中，屬於中間狀態的也為數不少。他們學過一些資產階級的法政，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們最初雖沒有參加革命的組織，但以後看到清朝政府並無立憲的誠意，其中大部分人逐漸傾向於革命，終於轉到革命派這方面來了。

——王紹鏊

辛亥革命是由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領導的一場民主革命運動。該會自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後，即擔負起了革命政黨的領導責任，幾年後則以武昌起義之勝利促使各省相繼獨立，而最後迫使清廷退位，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

辛亥革命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黨”，辛亥革命後，才有雛形，卻又如雨後春筍，林林總總，成立了大大小小政黨300餘個。早年即投身於反封建的民主運動，後又成為中國民主促進會主要發起人之一的民主革命鬥士王紹鏊，見證和參與了辛亥革命時期政黨活動的全過程。他曾在《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動》的文章中寫道：“辛亥那年，我正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開始參加政治活動，以後又參加國會的選舉，當選為眾議院的議員，因此，對於辛亥革命時期一些政黨的活動情況，略有所知。”

章太炎發起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

“25歲畢業返國，正值武昌起義，清室瓦解，我隨章太炎（原名學乘，後易名為炳麟）先生辦中華民國聯合會，嗣改統一黨，又和其他政團合併為共和黨。我因陳英士派人刺死陶成章一事，對同盟會深致不滿，又因黃克強的旗幟下面，多投機的新官僚，故始終和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格格不相入。但是共和黨的元老派對我輩青年也是非常排擠，故一時彷徨無計，甚至我所組織的統一黨蘇州支部及吳江無錫常熟崇明寶山嘉定的分部， 仍舊維持原狀不加入新成立的共和黨，相持至半年以上。”

當時國內正處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種革命團體紛紛成立，頻繁活動，積極投入到推翻清政府的運動中。王紹鏊一踏上祖國大地，立即受到濃烈革命氣氛的感染，周身熱血沸騰，回家鄉後沒幾天，他就迫不及待趕往上海。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吹響了推翻清政府的號角，隨後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清政府土崩瓦解。但當時各種政治力量尚未集結，革命派在政治上、軍事上尚未佔優勢地位。這時章太炎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號召各省聯合起來，建立統一的中華民國。

王紹鏊對章太炎敬慕已久。在上海見面後，彼此觀點十分相投。章太炎很欣賞王紹鏊的氣度和才識，就邀他擔任聯合會的交際科主任幹事。王紹鏊事後回顧：“章太炎原是光復會的首腦人物，又是當時譽滿全國的文學大師。孫中山、黃興等在日本把興中會和華興會合併成立同盟會時，曾吸收光復會成員參加，並推章太炎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的主筆。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我陪同章太炎到南京謁見孫中山先生，一同在座的還有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孑民先生。章太炎對孫中山先生說：‘各省雖已先後獨立，但同時也形成了各自為政的局面，情況十分複雜，需要一個聯合的組織，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團結起來，才能對付袁世凱。’可見章太炎發起成立聯合會，原來的意圖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

聯合會與一些小政團合併為統一黨

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於1911年（辛亥）冬，總部設於上海。會長章太炎，下設總務、文牘、交際、會計四個科。其人選是：總務科主任幹事孟森、副主任幹事黃雲鵬，文牘科主任幹事王伯群，交際科主任幹事王紹鏊，會計科主任幹事張弧。1912年，聯合會又與一些小政團合併為統一黨，總部的各科人士照舊。

毛澤東與王紹鏊握手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但不久，孫中山先生又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推薦袁世凱繼任。王紹鏊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當時妥協派佔了上風，對北洋軍閥的力量估計過高，同時對袁世凱又抱有幻想，遂使孫中山先生陷於重重包圍之中不得已而辭職。最後孫中山先生在辭職的諮文中提出了三個附帶條件，想以此約束袁世凱的政治野心。其中關於臨時政府設於南京、新任總統必須南下就職的問題，成為孫、袁雙方最後爭執的焦點，老奸臣猾的袁世凱製造種種藉口，不肯離開北洋派勢力根深蒂固的北京。在這個問題上，統一黨和其他妥協派、妥協分子一樣，唱著和袁世凱同樣的調子。他們害怕南北談判破裂，於是隨聲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實際上是不知不覺地做了袁世凱的應聲蟲。

在激烈的爭執中合併組成共和黨

1912 年5 月，統一黨終於和國民協進會、民社、國民公會等合併成共和黨，在北京成立本部，以黎元洪為理事長，張謇、章太炎、程德全、伍廷芳等為理事。　

參加統一黨的人，大多是處於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況有些人本來就是反動勢力的代理人。因此，統一黨的內部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

1912年上半年，當統一黨將要和國民協進會、民社等政團合併組成共和黨時，統一黨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爭執的焦點在於究竟與國民協進會合並呢，還是與統一共和黨合併？

1960年8月22日，劉少奇（右一）與王紹鏊（左二）、葉聖陶（右二）親切交談

袁世凱為了擴張他的權勢，企圖把一些政黨抓到自己的手裡。以籍忠寅為首的國民協進會，其後臺是梁啟超，梁是完全擁護袁世凱的，籍派人來和統一黨聯絡合併的事，其動機可想而知。統一共和黨是宋教仁領導的，其成員大多是同盟會會員。宋教仁當時是袁政府的農林總長，因為要搞議會政治，也很想加強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個時期同盟會中一部分人反對改組為政黨，所以他希望把統一共和黨和統一黨合併起來，宋教仁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太炎密談過好幾次。統一黨在改組成立時，吸收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這也是統一黨被袁世凱和宋教仁看中的一個原因。

王紹鏊說：“在統一黨內部，章太炎和我們這些‘少壯派’，不願意完全成為袁世凱的政治工具，主張與比較進步的統一共和黨合併，不同意與國民協進會合並；張謇、熊希齡、張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們相反。在這一場鬥爭中，同我們‘少壯派’站在一邊的是少數，加以經濟權掌握在張弧等人的手裡，章太炎也無能為力。結果還是決定與國民協進會、民社等合併，組成共和黨。”

袁世凱為了進一步拉攏章太炎，特地打電報邀請，又派專人去接章太炎到北京“商談國是”。王紹鏊和黃雲鵬等人隨行。

成立新共和黨

共和黨組成後，在臨時參議院中還不是多數黨。1913年春，袁世凱想在國會中建立一個他能操縱的足以壓倒國民黨的多數黨，從而控制國會。因此，他一方面唆使黨羽暗殺了國民黨的實際領袖宋教仁，另一方面又策動共和黨同以湯化龍、梁啟超為首的民主黨和王揖唐的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以與國民黨抗衡。進步黨於5月29日組成，仍以黎元洪為理事長，熊希齡、張謇、湯化龍、梁啟超等人為理事。

在這次改組中，共和黨內部又是意見分歧，再一次引起激烈的爭執。以前反對統一黨和國民協進會合並的“少壯派”，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堅決主張與國民黨提攜，共同監督袁世凱的同國民黨相對抗的御用黨。持這種意見的，共和黨中有議員80餘人。其中以四川、江蘇、湖北三省的議員居多，計四川有黃雲鵬等近20人，江蘇有王汝圻、徐蘭墅、胡應庚、解樹強，王紹鏊等10餘人，湖北有張伯烈、時功玖、胡鄂公、胡祖舜等20餘人，另外還有其他各省的議員20人左右。這80餘人，約佔參、眾兩院議員的十分之一，是一個不小的力量。其中湖北的20餘人，大多是和武昌起義有關係的民社社員，比較進步，又擁護黎元洪，所以也不同意合併。爭執的結果，這一部分議員保持了獨立，沒有合併到進步黨裡去，並且抓住原有的共和黨本部不放。有人稱它為“新共和黨”，其實是沒有併入進步黨的“老共和黨”。由於共和黨的分裂，袁世凱想使進步黨在國會中成為多數黨的企圖始終不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只有繼續從國民黨內部去收買一些議員，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團，供其使喚。例如，劉揆一成立了相友會，梁士詒成立了公民黨等等。這些都是替袁世凱收買國民黨議員的機構。同時，這樣一來，進步黨的議席同這些小政團的議席加在一起，袁世凱才控制了多數。

王紹鏊和宋教仁在民初時曾有過密切交往，王紹鏊曾為統一黨與誰合併事多次去北京西郊三貝子花園宋教仁的寓所請教。宋教仁鼓勵他在共和黨（由統一黨、國民協進會、民社合併而成）內部團結少壯派進行鬥爭，同樣可以與國民黨提攜合作：“現在情況既已如此，你們還是併入共和黨吧！共和黨內有比較進步的民社，而統一黨還有不少青年人，雙方齊心協力，還是能夠推動共和黨為革命做一些工作的。同盟會方面，現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組為國民黨。你們併入共和黨後，將來和民社在一起，可以和國民黨互相提攜。”王紹鏊在這場鬥爭中旗幟鮮明，贏得了不少有正義感的議員的好感。不久，他當選為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政黨國會成了點綴

“袁世凱醉心於實力政治和獨裁統治，當他還需要政黨、國會作為民主政治的點綴品，或者這些東西還可以作為他的御用工具時，他還是用盡心機，不惜工本，要把它們抓在手裡；當他不需要政黨、國會時，就把它們一腳踢開。”

王紹鏊去日本前與母親的合影

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以武力統一南方各省。但當時國民黨仍合法存在，國民黨議員還照常出席國會。因為這時袁還要利用他們選舉自己為正式總統。“大總統選舉法”是“憲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單獨公佈。但由於袁世凱利用十四省都督聯名發電提出先選總統的建議書，對議員施加壓力，1913年9月5日眾議院作出了先選總統的決議，以後參議院也於9月8日議決表示同意。

王紹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發言，堅決支援我國政府關於譴責聯合國透過所謂西藏問題非法決議的宣告。

“袁世凱的這個無理要求之所以能夠在國會透過，除了被袁操縱的一批議員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議員妥協的結果。他們對議會政治入了迷，以為反正國會能夠約束袁的所作所為，在這個問題上退讓一些也無妨。事實和他們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凱登上正式總統的寶座後，更加毫無顧忌，終於把國會一腳踢開。”

王紹鏊曾經認為，議會政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部好的憲法，憲法是立國的根本大法，一部好的憲法便能引導國家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因此，他對自己的工作頗為重視，認真負責，天天到天壇祈年殿“上班”。王紹鏊平素不喜勞神於瑣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他每逢議會政治的幻滅大事必做詳細筆記，而且記之甚詳。他在筆記中回憶當時的心路歷程：“餘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中，年最少，亦最天真，以為一部憲法即可撥亂反正，故埋頭制憲，乃為唯一無二之救國大計”。“那時我天天到天壇去參加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起草工作，搞了約有半年的時間。在這個期間，憲法起草委員會中進步黨議員汪榮寶、丁世嶧，國民黨議員張耀曾、谷鍾秀、湯漪，還有共和黨議員黃雲鵬、解樹強等一部分人醞釀成立民憲黨，其主張是擁護憲法草案，擁護民主，認為國會議員除名應由國會自行決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覺得應當先把憲法搞出來，勸他們不要在這個時期有所行動；如果這樣做，適足以招致袁世凱製造新的藉口，攻擊國會，阻撓憲法起草工作的進行。”

可是袁世凱在利用國會名正言順地登上大總統的寶座後，權力慾更加膨脹，把國會看成是對自己權力的限制和約束，尤其感到國民黨在議會中佔有很大比例，是對自己的威脅，於是處心積慮，欲圖解散國會。1913年11月，袁世凱悍然下令取消國民黨員的議員資格，幾次派軍警收繳國民黨以及與國民黨有過關係的議員的議員證章證書，這樣才使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開會。不久，國會兩院議長即宣佈停止議事。民國以來第一次成立的國會就這樣被袁世凱拋棄了。

王紹鏊雖非國民黨員，但他不能容忍袁世凱的公然踐踏民主的行徑。嚴酷的鬥爭教育了他，也打碎了許多盲目學習西方制憲政治的人的美夢。王紹鏊在筆記中寫道：“各國憲法，本皆由政治鬥爭勝利而產生，不問其勝利之階級背景如何，而皆為一種群眾勢力之結晶，實毫無疑問。然在吾國會當時，二次革命，已完全失敗，袁世凱非法逮捕褚輔成等八議員，已威脅至國會本身，而憲法起草會同人，猶不顧一切，以完成此中華民國第一次之憲法草案，不可謂非吾國書呆子之奇蹟。”他看出國會已成為袁的傀儡，無法再進行工作，於是憤然南歸。

王紹鏊參加共和黨佩帶的徽章和參加國會第一次會議的紀念章

王紹鏊當選眾議員和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證章

此時此刻，王紹鏊已認識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潮影響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論向君主專制政府要求君主立憲，還是向封建軍閥政府要求民主立憲，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由於他們同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勢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聯絡，就使得他們非常軟弱和動搖，有很大的妥協性，容易被反動統治者所利用，成為反動統治者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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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鏊，1888年誕生在江蘇吳江縣同裡鎮一個沒落的書香世家。早年即投身於反封建的民主運動，是一位民主革命的鬥士。19世紀30年代初期，他接受了馬列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成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王紹鏊先後擔任財政部副部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預算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職，還多次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商討和制定，為新中國的建設竭心盡力，貢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經驗和聰明才智。

來源：海內與海外

作者簡介：毛夢溪，民進中央宣傳部部長。出版有《煙雨風衣》《遇到最好的自己》等詩文集13部、《微言只能微信》微信書19卷本；發行有《謝謝你讓我遇見你》等音樂專輯5部；曾舉辦有“空港神韻”毛夢溪作品音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