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主義的全球佈局中，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無疑是尼克松全球戰略調整的重要環節。但在中美隔絕20年的“堅冰”上開鑿出一條通道，傳遞中美雙方改善關係、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意願與資訊，絕不是從基辛格訪華才開始的，從抗戰時期到20世紀60年代，中美一直在進行改善雙方關係的友好嘗試。正是有了這些鋪墊，中美“破冰”之旅才得以在20世紀60年代末正式揚帆起航。

一、中美關係的反覆：自抗戰至20世紀50年代

也許我們會認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的領袖，中、美兩國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必然會產生衝突。但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不僅沒有與美國勢同水火，反而進行了一些友好的接觸。

在抗戰時期，蘇聯對中國的態度非常曖昧，正如胡喬木所說：“蘇聯對中國始終沒有什麼真刀真槍的援助。”相反，在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上，美國明顯比蘇聯更加積極。

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出於戰時亞太地區與戰後遠東地區的戰略考量，美國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1943年1月，《中美平等新約》在華盛頓簽字，12月，美國透過《麥諾森法案》，廢除了自1882年以來設立的所有排華法案。在《租借法案》簽訂之後，美國政府、民間對中國的直接或間接援助迅速增加。這些舉措都使得當時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都對美國存在好感。

美國總統羅斯福

出於加強對援助物資的控制與加深對中國軍方的瞭解這兩個目的，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團與軍事考察團來華調查。但他們對國民黨軍隊非常失望，因為他們總是幻想著依靠國際調解來解決戰爭衝突，借貯存“租借”物資來準備內戰。美國希望國民黨團結一切力量，發揮所有潛力對抗日本的侵略，並不希望國民黨拿這些物資來解決共產黨的威脅。同時，由於國民黨媒體長期以來對中共的詆譭，美國也迫切需要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共，為自己的對華政策制定蒐集有關情報。

延安考察團與八路軍指戰員進行交流

1944年7月，美國駐中印緬軍總部史迪威將軍派遣美軍延安考察團抵達延安進行考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重視與熱烈歡迎，延安地區的勃勃生機讓考察團大感震驚，這給美國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提供了契機。觀察組組長包瑞德認為可以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並在考察報告中提出了一些建議。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日益明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矛盾凸顯，以赫爾利為首的一批美國官員極力阻止美國政府向中共提供援助，赫爾利甚至公開宣稱美國應該支援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軍閥政黨，羅斯福總統也就沒有同意考察團的建議。

史迪威將軍

中共中央也在逐步調整對美國的外交策略，以發展同美國的關係作為當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甚至設想在戰後與美國進行長期合作的可能性。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釋出《關於對美、蔣鬥爭策略的指示》，提出“中立美國”的政策，使美國在國共內戰中保持適當的中立。當年年底，馬歇爾作為特使來華調停國共關係，中共表示，只要美國願意遵守自己的諾言，中共願意和美國合作。

在國共內戰初期，美國對華政策發生極大轉變，美國全力支援蔣介石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頓時感覺受到了欺騙，徹底認清美帝國主義支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共、反人民內戰的醜惡嘴臉，於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東南沿海城市作為一種可能性納入作戰計劃之內。但在內戰後期，隨著國民黨政權兵敗如山倒，美國又開始嘗試改善與中共的關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四處尋找關係散佈改善關係的訊號，但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承認過去中國與美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已經使中美建交成為不可能。

司徒雷登

新中國成立之後，出於宏觀戰略考量，我們選擇“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傾向蘇聯。後來美軍入侵朝鮮，派遣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更是使中美兩國處於敵對狀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徹底服從於蘇聯的戰略，也並不意味著我國沒有做出改善與美國關係的嘗試。

1953年春，周恩來讓中國駐瑞典大使耿飆拜訪丹麥外交大臣漢斯·漢森，請他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傳達中國願意以國際會議的方式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與印度支那問題，這些舉措最終促成了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會後，中、美兩國代表團成員舉行了四次會談，但美國始終沒有把新中國放在眼裡，對周恩來的建議置若罔聞。

周恩來

一年後，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明確表達與美國改善關係的美好願望，他表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永遠與他國處於對立狀態，中國和美國也是這樣。中國並不希望美國政府立刻改變態度，但中美兩國的關係在未來終會改善。周恩來希望中美兩國能坐到談判桌前好好談一談遠東局勢尤其是臺灣的問題。雖然美國對周恩來的話愛搭不理，但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美國還是被迫宣佈將於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中美兩國的大使級會議。為了表達談判的誠意，中國釋放了11名非法進入中國領空刺探中國情報的間諜人員，而美方也把以錢學森為代表的一些科學家放歸中國，這是中、美兩國進行的一次有限度的釋放善意的友好嘗試。

二、美國主動釋放和解訊號：馬拉松會談

1957年底，中美大使級會談陷入中斷的僵局，毛澤東決定借中東戰爭炮擊金門，把美國逼回談判桌。此舉令美國非常緊張，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馬上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表示中美之間可以恢復談判。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1960年1月，民主黨人肯尼迪成功當選總統，當時的美國民眾非常希望肯尼迪能讓美國非理性的僵硬外交政策更加緩和，尤其是改善美國的對華政策。李宗仁曾經給肯尼迪寫信，除了祝賀肯尼迪當選這些客套話外，李宗仁希望肯尼迪能考慮改善對華政策的可能性，開啟中美關係正常化。肯尼迪回信，表示對此將予以慎重考慮。肯尼迪究竟是否願意改善對華關係，這個問題因肯尼迪遇刺而永遠成為一個謎。但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國會在對華問題上出現了一絲鬆動，一些議員在維護美國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願意透過華沙渠道與中共進行接觸，同時，美國也應該透過一些非官方渠道尋求與中國的聯絡，改變中共對美國的敵視態度。

李宗仁

但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政府對美政策日趨強硬，中國已經把臺灣問題視為自己的首要基本原則，如果美國不在這一問題上做出讓步，那麼中美兩國就不能進行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斯諾在訪華期間曾經向周恩來詢問改善中美關係的可能性，周恩來表示，改善中美關係必須從原則問題而不是細枝末節的問題開始。美國應結束對臺灣的軍事佔領，並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中美改善關係的重要前提。

斯諾

1963年約翰遜政府上臺後，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在舊金山發表演說，表示美國應冷靜分析中國問題，考慮改善對華關係的可能性，以此作為通向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重要途徑。約翰遜政府只是希望竭力維持現狀，美國對華政策由孤立轉向遏制，同時，為避免刺激中國，美國逐步減少對臺援助，限制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的實施，但沒有做出根本性的努力。臺灣問題一日不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就不可能實現，中美兩國的敵對狀態就不可能結束；但中美兩國的敵對狀態不結束，臺灣問題就不可能妥善解決。在這個怪圈迴圈中，中美兩國的大使級會議無疑是一場永遠也看不到盡頭的“馬拉松會議”，中美兩國的官員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談。

約翰遜就任總統之後，繼續擴大在越南地區的戰事，讓美軍戰鬥部隊直接介入越南戰爭，試圖從朝鮮半島、臺灣、印度支那地區形成對中國的大型包圍圈，中美兩國更是差點走到了戰爭邊緣。但美國也在這種戰略擴張的大棒政策中越陷越深，國家實力日益衰落。蘇聯趁此機會在中東、南亞和美洲地區大肆擴張，美國感受到來自蘇聯的威脅，開始主動向中國釋放改善關係的訊號。

文史君說

從抗戰時期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的關係並非全由意識形態因素支配。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因素的考量，願意考慮改善中美關係；而中國在臺灣問題這一根本性原則不變的前提之下，也願意與美國加強交流。20世紀70年代，中美兩國最終在防禦蘇聯這一議題上找到共同點，中美兩國在這20多年裡持續尋求改善關係的嘗試最終為基辛格訪華、尼克松訪華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美]赫伯特·菲斯，林海等譯，《中國的糾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朱明權，《約翰遜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1964-196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淇，《從中立到結盟—抗戰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作者：浩然文史·神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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