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旭玲
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春節蘊含著我們民族對於種族延續、家庭繁衍、文化傳承和社會發展等多方面的認知與想象，是中華智慧傳承的重要載體。
傳統春節節俗異常豐富，其中有一類以防疫為主題的習俗集中體現了辟邪求吉的節日內涵，特別值得重視。這些習俗的形成是先民在長期與冬春季傳染病作鬥爭的過程中防疫理念與知識的集中體現。雖然隨著醫學的發展和認知水平的提高，很多防疫習俗逐漸淡出了春節，但其中蘊含的中華智慧與經驗依然是我們寶貴的文化和精神財富，並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古人模仿方相氏驅疫動作所跳的具有巫術功能的祭祀舞蹈，後來發展為年終歲尾的重要儀式——儺儀
方相氏驅疫儀式是先秦時期就在官方和民間盛行的驅疫習俗。方相氏（也寫作“方相士”）是先民創造的驅疫辟邪之神。方相氏驅疫儀式就是古人模仿方相氏驅疫的動作所跳的具有巫術功能的祭祀舞蹈。這種舞蹈後來就發展為年終歲尾的重要儀式——儺儀。“儺”字的本義是指人的行動符合禮儀，有氣度，比如《詩經·竹竿》有“巧笑之瑳，佩玉之儺”一句，描述的是佩玉女子行走時優雅從容的模樣。而驅瘟儀式本以“難”字指代，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指稱驅疫儀式的“難”字假借為“儺”，“儺”字的本義便逐漸廢止了，演變為專指驅疫儀式的詞了。
《周禮》記載了周代宮廷中的方相氏驅疫儀式：方相氏由四位勇士扮演，只見他們頭上蒙著熊皮，戴著黃金鑄造的四眼面具，上穿黑衣，下著紅裳，手持戈和盾，率領一百個手下四處搜尋疫鬼，然後擊打、驅逐疫鬼。民間的驅疫儀式被稱為“鄉人儺”，《論語·鄉黨》載：孔子曾鄭重地穿著朝服，站在臺階上觀看鄉人儺。“不語怪力亂神”是孔子的重要主張，但從他鄭重地觀看鄉人儺的細節中我們不難看出時人對於儺儀的重視。因為瘟疫往往造成嚴重後果，所以即使是民間的驅疫活動，也是極為莊重的儀式，並非娛樂活動。
到了漢代，官方驅疫辟邪的儺儀有了變化。根據《後漢書·禮儀志》的記錄，一種變化是時間上的。先秦時期的儺儀沒有固定日期，一年四季只要瘟疫流行都可以“請”方相氏來驅瘟，但漢代官方僅在一年中最隆重的臘祭前一日舉行大儺儀。臘祭是古代祭祀祖先和百神，並祈求來年豐收的祭祀活動，我們熟悉的臘月就因臘祭在此月舉行而得名。可以說，臘祭拉開了新年祭祀活動的序幕，而臘祭之前的儺儀則是臘祭的準備活動；另一種變化是在儀式方面，漢代大儺儀更隆重，皇帝與文武百官都要參與。臘月初七夜半時分，官員們扎著紅頭巾侍立於宮內，待皇帝在御座上安坐好後，儀式就正式開始了。戴著四眼黃金面具的方相氏率領著由人扮演的十二神獸，一同驅趕、追打疫鬼。為了壯大聲勢，還要提前從官宦人家選出一百二十名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的男童，讓他們手持棍棒、鼗鼓（與今日之撥浪鼓類似）等不斷敲打，協助方相氏驅逐疫鬼。宮中儺儀結束後，還要由千餘位五營騎士將代表著疫鬼的火把押送到洛水邊，投擲於洛水中，象徵著將惡疫鎮壓於水底。參與驅疫儀式的男童被稱為“侲子”，他們的加入為漢代儺儀增加了祛除兒童疫病，庇護兒童成長的新內涵。
漢以後，宮廷儺儀規模繼續擴大，比如南北朝時的宮廷儺儀中有“侲子”二百四十人，到隋唐時期，“侲子”更增加至五百人。作為新年祭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宮廷儺儀中增加了“迎春”的內涵，時間也較為靈活。初唐詩人沈佺期在《守歲應制》詩中寫道：“南渡輕冰解渭橋，東方樹色起招搖。天子迎春取今夜，王公獻壽用明朝。殿上燈人爭烈火，宮中侲子亂驅妖。宜將歲酒調神藥，聖祚千春萬國朝。”詩中描寫的是唐代皇宮守歲的情景，天子在迎春的除夕夜還欣賞了侲子們的驅疫表演，說明唐代宮廷儺儀已經成為春節慶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驅疫迎春的目的。唐代儺儀的表演性比前代大大增強，逐漸向儺戲演進。當代不少地區春節期間的儺戲表演就是古代儺儀的遺存，依然帶有強烈的驅疫求吉內涵。
相傳，驅疫辟邪的儺儀是由中華民族的共祖——黃帝創立的。此神話記錄在《莊子》佚文中，經《太平御覽》等文獻的轉載而留存。《莊子》一書中有《遊鳧》篇，有學者認為這一段佚文字是《遊鳧》篇的一部分，譯為現代漢語如下：
遊鳧問：“現在的百姓為什麼要舉行驅逐瘟疫的儀式，敲鼓擊鐸，大聲呼號呢？”雄黃回答說：“從前，民眾常為傳染病所苦，黃帝因而設立了巫咸這一官職，帶領民眾沐浴齋戒，以通九竅；敲鼓擊鐸，以振奮精神；勞動身體邁開步伐，使陰陽之氣順暢；喝酒吃蔥，使五臟通暢。百姓不知道這些緣由，以為敲鼓呼噪真的是為了驅逐瘟鬼呢。”
《莊子》善用寓言故事講道理，遊鳧與雄黃都是擬人化的角色，前者是一隻水鳥，後者是一種中藥材。此段黃帝立儺儀的神話解釋了先民發明儺儀想要達到的目的，揭示了儺儀的本質。大多數驅疫行為——沐浴齋戒、敲鼓擊鐸、勞形趨步都可以達到強健身心的目的，從而提高個體的抵抗力。而飲酒茹蔥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直接殺滅進入體內的病毒。這些科學的防疫方法是非常珍貴的資訊，曾代代相傳造福了不少民眾。
“爆竹”與“入屠蘇”都是重要的春節防疫習俗，其中燃燒爆竹為驅趕傳播寒熱疫病的山臊惡鬼，飲用屠蘇酒有預防瘟疫的功效
在描寫春節的古詩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數王安石的《元日》了：“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詩中的“爆竹”與“入屠蘇”都是重要的春節防疫習俗。
“爆竹”在唐代也稱“爆竿”，意思是用火燒竹竿，使其爆裂發聲，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驅趕山臊。相傳，山臊是一種生活于山間的疫鬼，又稱為山鬼。它相貌類人，但只有一尺多高。《神異經·西荒經》說：山臊喜歡光著身子捕捉蝦蟹。它不怕人，如果在野外看到行人點燃篝火休息，就會靠近，利用人類的篝火炙烤捕來的蝦蟹，並伺機盜取食鹽，用來佐食蝦蟹。如果接觸了山臊，就會感染“令人寒熱”的疫病。“令人寒熱”即怕冷發熱，是很多傳染性疾病的共同症狀。如何才能驅趕山臊，不讓它靠近人，傳染人呢？據說，曾有人嘗試著將竹竿扔到火中，發現竹竿爆裂發出的聲音可以嚇跑山臊，後來就有了在新年第一天燃燒竹竿驅趕山臊的習俗。早在先秦時期，從宮廷到民間都有燃燒竹竿驅除山臊的習俗。《詩經》中有《庭燎》一首，描述的正是周代王宮在新年於庭院中燃燒竹子的情形。《荊楚歲時記》說：正月初一，民眾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燃燒竹筒，以驅趕“山臊惡鬼”。
作為一則重要的防瘟避疫神話，山臊神話其實反映了民眾對於瘟疫爆發時間和高溫殺滅病毒的認知。首先，民眾在春節前後燃燒爆竹驅趕傳播寒熱疫病的山臊惡鬼，說明冬季是以發熱為表徵的傳染性疾病的多發期；其次，以燃燒竹子的方法嚇走山臊惡鬼的情節看起來荒誕不經，但可能反映了先民對高溫能殺滅空氣中的病毒的粗淺認知。
“入屠蘇”即飲屠蘇酒。屠蘇，亦稱屠酥、酴酥，屠蘇酒是用中藥浸泡而成的藥酒，古人認為在春節期間飲用屠蘇酒有預防瘟疫的功效，這種習俗至晚在南朝已經產生。《荊楚歲時記》載：大年初一早晨，一家男女老幼穿戴整齊，按照輩分依次拜年祝賀後要共飲屠蘇酒。
相傳，屠蘇酒也是由黃帝發明的，所以又被稱為“軒轅黃帝神方”。除了黃帝發明屠蘇酒的神話之外，民間還流傳著其他屠蘇酒創制神話。南北朝時期的中醫方書《小品方》說：讓人不生瘟疫的屠蘇酒配方是東漢著名醫學家華佗創制的，大年初一飲用它，能夠避瘟疫及一切不正之氣。而明代的《通雅》則說是唐代的醫藥學家孫思邈調製了屠蘇酒方。相傳，孫思邈曾在常州城中居住，他看到冬末春初時民眾常身染瘟疫，就潛心研讀醫書，擬出了一個藥酒配方。常州的病患服了孫思邈的藥酒後，身體很快康復。後來孫思邈公開了藥酒配方，並告訴大家每年除夕時飲用此藥酒可預防瘟疫。
神話並非歷史，屠蘇酒究竟是誰發明的並不重要，在黃帝、華佗、孫思邈分別作為屠蘇酒發明人的神話中，我們看到的是古人以藥酒防治瘟疫的知識傳承過程：原始社會晚期，先民在與植物打交道的過程中發現了某些植物對於防治瘟疫有著特殊的效果，由此產生了黃帝發明屠蘇酒的神話；漢末三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加劇了瘟疫的傳播。在治療過程中，從原始社會傳承下來的瘟疫治療方法不斷得到補充與改進，形成了較為固定的瘟病藥方，由此引發了華佗發明屠蘇酒配方的神話；到隋唐時期，隨著治療經驗的累積，醫者發現溫熱的酒可以加速藥效的發揮，屠蘇酒的治療效果越來越好，藥王孫思邈配製屠蘇酒挽救病患的神話因此產生。
屠蘇酒神話還傳承了防止瘟疫人際傳播的經驗與觀念。東晉《肘後備急方》載：全家一起飲用屠蘇酒時，要從幼至長依次飲用。“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明代《本草綱目》記錄屠蘇酒的飲用方式說：製作屠蘇酒的藥材配好後，裝在三角形的紅色袋子中，於除夕夜懸掛在井底，初一取出放於酒中，將藥酒煮沸幾次，去掉藥渣後，全家人從幼到長依次飲用。喝完之後的藥渣仍然放入井中。這裡有幾個細節很有意思：第一，全家一起飲用屠蘇酒是為了防止瘟疫的人際傳播，即使一家中只有一人飲用，一里的百姓中只有一家飲用，也可以阻斷瘟疫的人際傳播；第二，飲用水是瘟疫傳播的重要載體，而將炮製藥酒的藥材和藥渣浸入井水，其目的就在於淨化飲用水，防止疫病的傳播；第三，從幼至長飲用屠蘇酒的順序與一般的長者為尊不同，既照顧了兒童體弱的特質，又體現了愛護幼小的傳統道德觀念。
春節飲屠蘇酒防瘟的神話與習俗傳承了以藥物預防瘟疫的經驗，它在古代得到了長期而廣泛的認同，蘇東坡有“但有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除夕野宿常州城外》）之句，讚賞了屠蘇酒的保健功效，並針對長者後飲的風俗評論說：我只要健康，不怕年老。
正月初五迎的眾多財神中，影響力最大的趙公明曾是一位瘟神。其身份的變化，反映了先民面對瘟疫時的積極辨證思想
正月初五迎財神是春節節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江南地區，迎財神儀式的隆重程度堪比除夕夜祭祖迎春。在眾多財神中，影響力最大，最受人敬仰的就是趙公明。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財神趙公明在南北朝時曾是一位瘟神。梁代道士陶弘景在《真誥》中提到：以趙公明為首的五方諸神是專司“土下冢中”的陰神，手下有一千兩百員，被呼為“瘟鬼”。《太上洞淵神咒經》卷十一也說趙公明與劉元達、張元伯、李公仲、史文業、鍾士季等各自率領二十五萬鬼兵，在人間散播瘟疫。到隋唐時期，瘟神趙公明神話和信仰逐漸成為五瘟神神話與信仰的一部分。五瘟神，也稱五瘟使者，分別是：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仕貴、總管中瘟史文業。《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說：隋文帝曾下令為五瘟使者建祠。
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正是中國社會經濟大發展時期，人口聚集的集鎮、城市不斷增加和擴容，瘟疫暴發引起的後果也越來越嚴重。比如公元832年，從劍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至浙西道（治所在今江蘇鎮江）發生了一場罕見的瘟疫，唐文宗在救災的詔令中說：災民中有全家都死亡的，由官府準備棺木，並出喪葬費，死亡一半及以上的民戶都可以減免賦稅。公元855年，江淮一帶又發生另一場大瘟疫，唐宣宗下詔說：江淮數道因為旱災和瘟疫，民眾或死或徙，十室九空，收不上稅，因此特赦三年。正因為瘟疫給古代國家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所以隋文帝為五瘟使者建造了神祠，定期祭祀他們，使瘟神祭祀進入了官方崇拜體系，企圖透過祭祀瘟神控制瘟疫的傳播。
五瘟信仰最深厚的地區在長江以南。可能因為環境溼熱，易生蚊蟲，古代長江以南常常暴發大型傳染病，五瘟神話與信仰因此在這裡受到了熱烈歡迎。後來，五瘟使者中在民間威望最高的趙公明獲得了特別的發展機會，成為至今仍廣受歡迎的財神。
大約在蒙元時期，趙公明被封為趙元帥。元本《新編連相搜神廣記》記錄了趙元帥的生平事蹟，說他是中南山人，秦代避世隱居，後修煉得道。該書還對他的外形進行了詳細描述：趙元帥長著一張黝黑的面龐，頭上戴著鐵冠，手裡執著鐵鞭，跨坐於虎身上。這副威風凜凜的樣貌對後世影響深遠，直到當代，執鞭、跨虎依然是財神趙公明形象的標誌性特徵。在《新編連相搜神廣記》中，趙元帥首次超越了瘟神身份，具有了更廣闊的職司範圍，比如能驅雷使電、呼風喚雨，甚至可以保佑打官司順利，做買賣發財。至此，趙公明已經由單純散播瘟疫的瘟神轉變為多能神，而且是一位既可以救助瘟疫，又可以為商業經營行為保駕護航的善神。
此後，趙公明與瘟神的定位漸行漸遠，並終於在明代開啟了通往財神之路。明代神魔小說《北遊記》敘述說：趙公明等本是擅自下凡的神仙，住在徐州府風清洞危害百姓，被祖師擒拿後受感化成為護佑百姓的善神。這種邪神轉向善神的敘事為趙公明由瘟神向財神的轉變做了鋪墊。到《封神演義》中，趙公明已經成為一位比較明確的財神了。姜子牙敕封陣亡者，趙公明被封為“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率領四位正神，行使迎祥納福、追逃捕亡之職。趙公明帳下四位正神分別為：招寶天尊、納珍天尊、招財使者、利市仙官。單從神名上，我們也可以瞭解這四位輔神都是專職財神，而作為四位財神上官的趙公明自然也是財神了。在江南地區，很多民眾將趙公明與四位屬下並稱為“五路財神”，也稱“路頭神”，並逐漸形成在春節後店鋪開市的正月初五迎接路頭神的習俗。
趙公明由瘟神到財神的變化有深刻意義。一方面它反映了先民面對瘟疫時的積極辨證思想：瘟疫的暴發已經是極壞之事，但如果人類可以尋找出治療疫病的方法，瘟疫也可以被制服，如此便否極泰來。這種思想反映在神話中就表現為為禍人間的瘟神可以轉變為造福人間的善神；另一方面，神話和信仰的出現或消失都與民眾的客觀需求有關，趙公明瘟神職能在明代的消失可能代表了當時一些民眾已經認識到在與瘟疫鬥爭的過程中積累的經驗與知識，比求神拜佛更可靠。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論評論專委會副主任）
來源： 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