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
（一九二一年七月）
注：本文未署名，但是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北京代表為張國燾。
同志們，北京共產主義組織僅僅是在十個月以前才產生的。此外，加入這個年輕組織的，只是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多半缺乏革命經驗。由於時局本身的變化，我們的整個活動遇到阻礙，所以，我們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在此次代表大會上，不能向你們談更多的經驗。可是我們殷切地希望這次代表大會能極大地豐富我們的經驗，並對我們今後的整個活動作出原則指示。
在報告之前，我儘量簡略地向你們敘述一下北京社會生活的情況。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國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來，又是中國的首都。在清朝時，有許多滿族人居住在那裡，他們利用與帝王的關係，一直保持著不成體統的生活方式。現在還有將近二十萬這樣的居民，他們非常忠順，他們仍然不從事任何固定的職業。除了這些懶漢以外，還要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員，以及簇擁在他們周圍的各種寄生蟲，此外，還有他們的家屬，再就是還有約三萬幹著各種各樣可疑職業的人。北京的人口不超過九十三萬，可以大膽地說，有一半以上是遊手好閒的人。的確可以說，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們已經談到的，北京是公認的所謂政治中心，因此，似乎當地居民應該關心一切政治問題，可是，實際上遠遠不是這樣。當中國存在著君主政體時，人們把政治看作是帝王個人的事情。革命以後，則把政治看作是軍人個人的事情，即高階將領和普通軍官個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爭奪各種特權的鬥爭中只追求個人目的的各種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問題仍然不被重視。
為什麼北京的居民抱有這種消極態度呢？首先，北京人銘記古代哲學家所說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這種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們的腦海裡。其次，幾千年來，他們處於暴政壓制之下，俯首聽命和從屬依附的情感深深地紮根在他們的心坎上。最後，工業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工人中極端利己主義盛行，他們沒有集體生活習慣，浸透了保守的傳統精神，在茶館或是飯館裡，常常碰到“莫談國事”的告示。這種對國家政治問題的一切談論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對下層階級設定的社會監督。
在“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等等）之後，知識分子開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願望和志向。與此同時，在瓜分戰利品的會議上，中日之間因山東問題發生了衝突，這就引起了前所未聞的強大的學生的民族主義運動，即“五四運動”。當時，學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喚起群眾對政治事件的興趣，可是，這種努力一直沒有效果。得不到群眾的支援，學生運動就逐漸削弱了。從這個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這個政治中心，知識分子階層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沒有在無產階級中紮下根來。
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派：1．民主主義運動；2．基爾特社會主義；3．無政府主義運動。民主主義運動的擁護者沒有任何固定的組織。而基爾特分子只有少數擁護者，因而，影響也小，為了宣傳他們的混亂不堪的思想，他們隨便地利用已出版的報紙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這幫傢伙走得遠。拿起任何一張報紙，即使是軍閥們出版的報紙，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種混亂思想同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學說的大雜燴的文章。當然，這種運動所使用的手段是不會達到目的的。至於說無政府主義者，儘管他們大概已意識到他們向群眾發出呼籲是怎樣重要，但是他們除了散發他們的小冊子和坐牢以外，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例如，在去年五四運動時，無政府主義者小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們沒能在工人中親自發起組織遊行示威，只限於印刷一些週刊，可是又不能象樣地組織散發，因此，散發得很不均勻。
知識界的人士認為，改造社會時必定會運用他們的知識，科學事業會使他們獲得有影響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廣泛的教育。他們把無產階級看作是很無知的、貧窮而又軟弱的階級，因而可以利用他們來達到自已的目的。知識分子認為自己非常重要，而無產階級則微不足道，他們的這種傾向極為明顯，結果就成了工人革命運動的極大的障礙。
同志們，綜上所述，我們面臨著需要立即著手解決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怎樣使工人和貧民階級對政治感興趣，怎樣用暴動精神教育他們，怎樣組織他們和促使群眾從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樣打消他們想成為學者並進入知識界的念頭，促使他們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怎樣使他們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
軍閥和官僚的政權，一般說來很不穩固；他們的眼界侷限於純粹自私的目的；他們沒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線。只要無產階級努力，這個政權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經濟狀況很簡單。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業或商業域市，因此，實際上只有百萬富翁才在銀行裡有存款，而企業家一般地說很少，大商業家也不多。某些較大的工廠和企業，如編輯部、出版社、地方的財政部、精密儀器廠、度量衡廠，還有鐵路，所有這些都是政府的機關。因此，這裡的廠主和僱主就是政府本身。為了加強上述企業和機關的職員的愛國主義精神，為了使他們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們解釋說，“為了國家富強，應當這樣做”。自然，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工作很困難，無論如何要比同資本家廠主打交道困難得多。同志們，請你們注意這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工人中有許多人力車伕，計有五萬到六萬人。他們雖沒有給資本家做工，可是他們來自下層，就其工作來說，又與廣大居民階層有接觸，必須尋求向他們積極進行宣傳工作的實際措施。
三、欺壓人是北京常見的事，外國人侮辱中國人，軍官粗暴地對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趕人力車伕等等。我認為不論什麼地方，只要一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就應當抓住時機，激發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軍人，官僚和警察，他們在壓迫平民百姓方面爭相競賽：“重要人物”的汽車可以壓死行人，他們可以隨意控制交通，他們唆使警察任意鎮壓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門，擺在首位的就是維護他的尊嚴。所有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眾宣傳的好時機啊！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談北京共產主義組織過去的活動和計劃。我們應該看到，在去年十月這個組織成立時，有幾個假共產主義者混進了組織，這些人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分子，給我們增添了不少麻煩，可是由於過分激烈的言論，他們使自已和整個組織脫離了。他們退出以後，事情進行得比較順利了。我們人手還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廣泛的戰鬥任務。我們必須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在工人中的宣傳工作
北京工業還不發達，沒有可以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大工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決定把工作轉到鐵路員工方面來。可是我們都是知識分子出身，與工人階級的距離很大，因此，首先應當同他們加強內部聯絡。為此，我們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訓練兩千名鐵路工人。這所學校離北京不遠，有三位教員——社會主義者在那裡教課。
這所學校看來是我們接近工人的一個途徑，我們和工人之間逐漸產生了親密友好的感情；我們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們的重要建議，結果，我們看到，認為必須提出各種階級要求，象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成立工會等思想，在工人中間不斷增長起來。後來，他們成立了擁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鐵路工人工會。
同志們，不應當只限於成立工會，工會成立以後，首先應當引導它與企業主交鋒。只有這樣，工人才會對自己的工會感興趣，才相信工會的力量。工人群眾沒有知識，不認識字，十人當中只有一人能看報，因此，印刷宣傳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見，我們必須同這些困難做鬥爭，要不惜任何代價加以克服。
總之，我們在最初一個短時期內所取得的經驗是：第一步，在忠實於工人運動的人與工人之間建立友好關係；第二，從工人當中選拔一些領袖；第三，提醒他們不要忘記我們組織的目的，並利用自己的工會同僱主進行鬥爭，從而使階級仇恨激化；最後，第四，我們必需利用每一個機會，推動群眾舉行遊行示威和罷工。
自然，開辦勞動學校時，我們不能幻想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識水平，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能力差，經費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建立學校，力求達到的不過是上述的前兩個目的。學校的任務主要是教育工人，並使他們習慣於親自從他們當中選出有覺悟而又積極的人來管理學校和工會的事情。學生會議能夠給你們提供許多合適的宣傳機會，而特別重要的是培養這種召開公開群眾大會的習慣，這種大會最能使到會者養成共同利益感和嚴守紀律。
我們教工人什麼呢？我們經常不斷地向他們說，他們遭受他們的廠主資本家的掠奪，不得不過著牛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們介紹外國工人運動史。我們不斷地向他們指出組織起來的意義和方法，時常給他們講課，教他們識字，同時，還教他們習慣於用文字來表述自己的思想，讓他們寫出關於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況以及工廠裡發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書面報告。起初，他們感到有些為難，但後來從他們中間培養出了一些優秀的鼓動員。不過，要找到導師，找到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那是極其困難的。
我認為，沒有必要開辦所有行業的工人學校，作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沒有工人組織又沒有工人領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這樣的學校。經驗表明，我們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學校，應當只開辦專門學校，如紡織工人學校和鐵路工人學校等等；這種學校是建立產業工會的必要準備階段。
在京漢鐵路工會方面，我們積極進行活動，以便使這些工人同我們建立密切的聯絡。我們還特別注意各地所發生的罷工事件。一聽說那個地區的採煤工人和其他工人舉行罷工，我和羅同志就立即乘火車奔赴那裡，想給罷工者以幫助，可是他們不但不相信能夠從外人那裡得到援助，反而懷疑我們是奸細，害怕我們，因此，我們的嘗試沒有成功。
我們為工人階級出版的宣傳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們經常鼓勵工人自己寫簡訊，並全部刊登在我們的刊物上或一般的報刊上。我們最初出版的是《勞動者》週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後，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這次迫害以後，我們的刊物改名為《仁聲》，但在第三期以後，由於缺乏經費，只得停刊。我們還出版了一些小冊子，如《工人的勝利》和《五一節》，這些出版物傳播得相當廣泛。可是，我們的主要宣傳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上，這些要求現在已成為最有效的戰鬥口號。
我想舉個例子來證實工人舉行公開示威遊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們說過的，我們在長辛店播下了宣傳工作的第一批種子，去年五月一日，那裡舉行了示威遊行。應該稱讚同志們舉行的這次示威遊行，這一天召開了有千百個工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工人親自在會上發表了鼓動性的演說，會議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沒有來得及發言。群眾大會以後，開始遊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組成的遊行隊伍，高舉著寫有重要標語的旗幟，唱著革命歌曲，喊著“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的口號沿街行進。這個事件過後，在不到一個星期之內，工廠車間裡發生了十起使管理人員感到極大不安的小型活動。同志們，請注意，我們不得不同尚且沒有紀律的工人一起活動，而幫助他們的最好方法，據我看就是幫助他們組織罷工和遊行。我們要積極採取一切能夠加速這一運動的措施。
在知識分子中的宣傳工作
我們曾試圖在知識分子階層中擴大我們的宣傳工作，可是現在印刷所受到監視，因此，不能刊印我們的出版物，我們翻譯了一些小冊子，如《俄國革命和階級鬥爭》和《共產黨綱領》等等，但我們的譯文尚未印出。我們只散發了上海印的《共產黨宣言》和《經濟學談話》。《曙光》雜誌雖由我們的一個同志負責出版，但不純粹是我們的刊物，而是一個混合性的刊物。我們刊登了一些翻譯文章和原著；當羅素教授在上海講學，並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時，我們組織了公開辯論，並作為其論敵發表了意見。我們不得不時常公開與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社會黨人進行爭論，但很少參加筆戰，大部分爭論是公開辯論或私人談話。
近幾年來，公共的普通教育學校在北京顯著地增加了。從前，它們對學生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我們盡力促使這些學校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並且在這方面獲得了部分成績。
我的報告就要完了，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一說。雖然我們現在把精力都用在組織和教育群眾的工作上，但同時還應當注意對知識分子的宣傳工作。同志們，黑暗的政治局勢和包圍著我們的腐敗的社會，許多令人難以容忍的社會不公平以及悲慘的經濟生活狀況，所有這一切都是易於引起革命爆發的因素。我們能否利用易於激發起來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的軌道，所有這一切都將取決於我們高舉紅旗進行鬥爭的努力程度。這次成立大會應當具體地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切任務，並制定實際工作計劃。大會的責任看來是不輕的。
譯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的俄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