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句古話，長兄如父。當父母都已離世，毛澤東就成為了家裡的頂樑柱。
他把大弟和二弟都帶到了長沙，大弟毛澤民進入長沙第一師範，二弟毛澤覃去了一所中學，毛澤東還有一個過繼來的妹妹叫毛澤建，在毛澤東父母去世後，毛澤建無奈只能回到親生父母家，剛回家沒多久，母親就把她賣給鄰村的一戶人做童養媳。
1921春天，毛澤東回到韶山得知毛澤建的遭遇，付下雙倍彩禮為她解除婚姻，之後把毛澤建送到崇實女子職業學校讀書。這三個人後來在毛澤東的影響下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24歲的毛澤建犧牲，她的遺書裡這樣寫：
我將斃命，不足為奇。人世間的苦情已受盡，不堪再增加。現在各處均在反共，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輕易地成功，千萬不要作這樣的奢望。但是，人民總歸要做主人，共產主義事業終究要勝利， 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萬死也無恨，到那天，我們會在九泉下開歡慶會的。
1935年，毛澤覃在江西被國民黨包圍，為了掩護游擊隊員撤退，他跑到高山上向敵軍掃射，英勇就義，去世時30歲。
1943年，毛澤民被國民黨逮捕，9月27日遭到秘密殺害，時年47歲。
為什麼要在開頭講這麼沉重的事情，因為毛澤東傳到了這一期，有一個里程碑事件，中國共產黨成立。在這之前，無數中國人想要尋找救國之路，卻四處碰壁，時刻受阻，終於，有一群志向相同的人穿過茫茫人海找到了彼此，從孤零零的一個人走入群體。
但是，這是一條更加艱難的道路。從前他們面臨的是焦慮、憤怒、茫然，之後等待他們的，將是鮮血，將是不見天日的地下生活，和妻離子散、流離失所。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就是許許多多共產黨人的縮影。
1921年6月29日，毛澤東與何叔衡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輪船，此次出行的目的，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
他們走得很突然，沒有告知太多人，何叔衡的同事謝覺哉在日記裡記下了這件事，他寫：“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〇〇〇〇〇之招。”
謝覺哉後來解釋，這五個圓圈代表“共產主義者”五個字，敏感的他察覺到這是一項不能被人發現的秘密行動，為了保密就用圓圈取代。這本日記據說儲存在嘉興的南湖革命紀念館二樓，如果大家有機會參觀，可以留意一下。
毛澤東何叔衡兩個人，一路沿著夏季的湘江，經過洞庭，岳陽，沿長江順流而下再往東走，兩人到達上海時，已經是七月初。出席會議的12個代表有：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日本）。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
這時，由於北洋軍閥長期拖欠公教人員的薪水，李大釗作為八所院校職工聯誼會的主席，正組織高校開展索薪鬥爭，而陳獨秀身為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忙著爭取資金建設大學，很難抽出時間。因此，中共一大上，周佛海代表陳獨秀小組，張國燾代表李大釗小組。1921年7月23日，會議正式開始。
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和周佛海做記錄。會議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了黨綱，並且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會議還確定了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要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
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沒有過多發言，面對周圍或者西裝革履，或者身穿長袍，看起來都頗有城市氣的代表們，毛澤東身上的鄉土氣顯得格格不入。
張國燾把毛澤東描繪為：“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長衫，也脫不掉湖南人的土氣。但他的常識相當的豐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瞭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
另一個早期共產黨員寫道：毛澤東“給了我一個奇異的印象。我從他身上發現了鄉村青年的質樸——他穿著一雙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灘上，這樣的人很難見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發現了名士派的氣味。”
但接著他說，他的頭髮和老兵一樣長，他的臉給人的感覺從來沒有徹底清洗……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一個怪人，開始叫他毛瘋子。從高興變成憤怒不需要理由，隨口亂說話，跟每個人討論自己爛熟於心的東西，討論到要動起手來。
當然，我們需要說明的一個事情是，在回憶這次會面並對毛澤東作出評價時，很多人已經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毛澤東的敵人了。
12個代表裡，王盡美1925年病逝，李漢俊和鄧恩銘分別在1927年12月和1931年遇害。陳潭秋在1943年被新疆軍閥殺害。何叔衡為了避免被捕跳崖自盡。李達1923年脫黨，1949年重新入黨，1966年被紅衛兵揪鬥致死。劉仁靜1930年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1951年重新入黨。張國燾1938年長征結束後脫黨，加入國民黨。陳公博因為與日本人合作在1946年被國民黨槍斃。周佛海以叛國罪被國民黨逮捕，1948年2月在南京監獄中自殺。
這些命運的多樣性，連同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一起，可以看作1919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史的縮影。
關於“中共一大”的具體召開時間，曾經一度成謎，因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上海的中央機關就被外國巡捕房破壞，“中共一大”的檔案下落不明，很多年過去，曾經出席會議的代表有的去世，有的叛變，只剩下毛澤東和董必武，兩個人記得會議是7月份召開的，具體是哪一天很難想起來了，就乾脆把7月的月首，也就是7月1日定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日，七一建黨節。
直到1956年，蘇聯共產黨決定把中共代表團的檔案移交給中國，其中一份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俄文版檔案中，詳細記載了“中共一大”召開的情形，1921年7月23日這個歷史性的一天，才得以被世人知道。
除了毛澤東和其他代表們一些小的不合拍外，整個初期的共產黨組織內部，存在著更大的分歧，也可以看作李大釗和陳獨秀這兩大創始人的分歧。分歧的根本在於，兩個人對於工人和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有不同看法。
陳獨秀贊同的是歐洲的馬克思主義，重視工人力量，認為農民是落後且懶散的。他說：農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慾望簡樸，並且易傾向保守主義，這些環境因素使農民難以參加革命運動。
李大釗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對於鄉村，對於底層人有天生的熱愛，更贊同俄國式的革命，農民力量在他的革命構想中不可或缺。
他認為，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總人口中佔據重要地位，農民依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因此，當我們估計革命力量時，必須強調農民的重要的一部分。
儘管黨組織更傾向並且支援了陳獨秀的主張，但李大釗關於農民力量的思想深深影響著毛澤東，也影響了他今後的實踐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