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正規仕途而言，察舉制仍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最重要的仕進制度。九品中正製出現後，影響和制約著察舉制的實施。漢代的察舉由基層做起，“鄉舉裡選正此謂也”；魏晉南北朝的察舉之權交給了中正官。這樣，察舉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門閥政治的左右。不過，察舉制仍是有別於九品中正制的另一條入仕途徑。在察舉制下，被舉的孝廉、秀才的人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就得透過朝廷組織的考試，或試經、或試策；而在九品中正制下，高門子弟被中正定為高品後，即可或由吏部銓敘，或由公府辟召，直接做官。察舉制的這道考試大關，既是它的一個合理之處，也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察舉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總趨勢是：察舉制度化、程式化。
（一）重視孝廉、經學取士
曹魏的察舉制有兩個特點，其一，在諸科目中，最重視孝廉；其二，以經學為取士標準。
魏文帝曹丕登上皇位後，為了鞏固曹家天下，除了向世族讓步，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外，也恢復了漢代的察舉制，以廣泛收拔人才。他即位次年，即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就下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有德行的“孝廉一人”，對有才學的“秀異，無拘戶口”多少。黃初三年，魏文帝又下詔，取消對孝廉的年齡限制，“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
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曹魏的開國皇帝，
曹魏統治者要求孝廉有經學上的真才實學，入仕要透過經學考試——試經。漢代察舉孝廉，即推舉孝子、察報廉吏。其取捨標準在德行不在才學。
魏文帝初期，有司因循漢代故事，提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反對，他說：如果“聽孝廉不以經試”，大不利於教育，“恐學業遂從此而廢”。漢末以來，動亂四起，教育中斷，典籍散失，士人流徙。
他主張透過孝廉“試經”來大倡經學，“以崇王道”。透過“試經”考試，“若有秀異，可特徵用”，只要所舉孝廉中確有人才，國家“何患不得哉！”魏文帝“從其言”，下詔，要求孝廉要“通經術”，要透過“試經”；其後，魏明帝也重申這一原則，“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漢代一般只要求所舉賢良對策。曹魏的孝廉不但要試經，而且還要試策。
曹魏末年，任城人魏舒因家孤貧，為堂叔父吏部郎魏衡看守水碓，年過40時，被郡政府舉為孝廉。同族人見他平常“遲鈍質樸”，又“無學業”，都勸他不要應舉，免得到京城考試、對策出醜；不如推辭不應，以博取虛名。
魏舒說：如果屆時策、試都通不過，責任在於我自己，我不能“虛竊不就之高”名。於是，他發憤讀書，僅一百天就學通一經，後來到京“對策”，被定為上等而入仕。西晉，他官至三公。
曹魏對秀才科察舉給予一定的重視。有些官員就從此科步入仕途。曹操時，“蘇則，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齊王芳時，管輅“舉秀才”入仕。賢良科魏明帝時，有兩次，僅限於由公卿大臣舉薦，屬於特科，影響較小。
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詔公卿舉賢良”，青龍元年（公元233年），又詔“公卿舉賢良篤行各一人”。兩次舉賢良頗有些應景的味道。
（二）孝廉試經，秀才試策
在西晉，被察舉的無論是孝廉、秀才還是賢良都要經過考試。這是西晉察舉制的一個顯著特點。考試分兩種：孝廉試經，秀才、賢良對策。晉武帝統一了全國，有勵精圖治之心，所以，較重視察舉制，以選拔人才。當時，孝廉、秀才、賢良三科並行，考試中，試策最為盛行。
華譚是孫吳世族的後裔，聰明有辯才，“素以才學為東士所推”，太康年間，被揚州刺史嵇紹舉為秀才。晉武帝聞其有才學，遂親自策問，一問天下一統之策，二問綏靖新附地區，何者為先，三問如何修文德以綏遠夷，四問天下太平時的律令損益，五問如何羅致人才。在此次全國所舉的秀才、孝廉中，對策以華譚為最。他被任為郎中，不久遷太子舍人，兼吳土中正。
另一個孫吳世家子弟紀瞻，吳國滅後，徙居歷陽郡。他先被舉為孝廉，未應舉，後又被舉為秀才。紀瞻非以才學見長，而以方直著稱。他到京後，由尚書郎陸機加以策試，凡有六問。史書未載他的策試第等，亦未雲授何官職，只說他於惠帝永康年間又被州里舉為“寒素”，“為大司馬闢為東閣祭酒”。可見，他第一次對策不如人意，未能入仕。
晉武帝時，摯虞被舉為賢良，與夏侯湛等17人的對策被判為下第，官拜中郎。晉武帝讀了他們的答策後，認為“有益政道”，遂召當年所舉“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由自己親自策問。摯虞因對策出色，被高升為太子舍人、聞喜縣令。
晉武帝時，阮種先被察為孝廉，闢為公府掾，後來，被太保何曾薦為賢良，他的對策與郤詵、王康的一起被評為上第。誰知有“譭譽之徒”攻擊說，對策者有請託行為。武帝為服人心，在朝堂上當場策問，阮種的答策令武帝讚賞不已，被定為第一。
西晉末年，戰亂又起，晉室倉惶重建於江南，文化教育事業百廢待舉，所以，東晉的察舉制具有恢復、過渡的特點。
東晉之初，就恢復了察舉制度，晉元帝令“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因為天下動亂，士人學業多荒廢，元帝命令對遠方州推舉來的秀才、孝廉予以優待，“不策試，普皆除署”。幾年後，元帝下令恢復西晉“舊制”，察舉來京的秀才、孝廉都要透過儒學考試，“皆令試經”，或”試以經策。為保證秀才、孝廉的舉薦質量，元帝還規定：被推薦者考不中的，推薦者太守、刺史都要免官。此詔令一公佈，嚇得“秀（才）、孝（廉）多不敢行”，即便已被選送到了京師，也託疾請病假。
尚書孔坦建議元帝，將策試孝廉、秀才的期限由當年改為五年後，理由是：動亂“十年有餘”，“家廢講誦，國闕庠序”；所以現在應該“崇修學校”，並將考試之期“普延五年”，讓秀才、孝廉“講習”功課，然後再試。
元帝只同意將當年（大興三年，公元320年）所舉孝廉的考試延至大興七年，秀才考試則如期舉行。
秀才、孝廉的策試直至東晉末年仍未恢復正常。東晉末年，各州郡所薦舉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義熙七年（公元411年），劉裕“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這說明，在此之前，策試製度未能很好貫徹實施。
（三）策試正常化與評分標準
劉宋始終堅持策試製度。宋武帝劉裕即位後，開始實施自己在東晉末年提出的察舉要策試的主張。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宋武帝親自到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對策“稱旨”，被任為著作佐郎。自此，“凡州秀才、郡孝廉到皆策試”就成為劉宋的定製。
各郡歲舉孝廉數量亦有限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為防止濫竽充數，劉宋還實行禁錮制：孝武帝即位後，規定“四方孝秀，非才勿舉”，如果經策問，發現有不堪任用，“虛竊榮薦”者，一律“遣返田地，加以禁錮”，令其終生不得入仕。
劉宋還制定了秀才考試評分標準。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尚書都令史駱宰提出了秀才策試評分方案，“策秀才考格”，其規定：“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儘管尚書殿中郎謝超宗等人提出反對，認為不必看重答題多少的形式，主要要看回答問題的深度，最後，明帝還是批准了駱宰的方案。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考試評分方案。
蕭齊雖然也在察舉後進行考試，但察舉制本自己出現了種種問題。地方官員在察舉中，“不核才德”，全憑門第，”以官婚胄籍為先。於是，有入仕之心計程車人們，紛紛奔走權貴之門，或請託，或攀結姻緣。天長日久，此風竟化為風俗；蕭齊還有一條關於入仕年齡的不合理規定：寒素子弟必須年滿30才允許經察舉“試吏”，而甲族子弟年屆20便可經九品中正制登仕。於是，急切入仕的青年士子們便塗改戶籍，謊報年齡，以至於從戶籍上看，某貢士已年屆而立，看容貌卻是稚氣滿臉的孩童，蕭齊末年，蕭衍任丞相，他指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是不合理的，提出“設官分職，惟才是務”的主張。
蕭衍後來建梁朝，為梁武帝。梁武帝對察舉制是比較重視的。他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自己提出的“惟才是務”的主張。首先，梁武帝堅持儒學考試製度，以才學為第一標準，打破了蕭齊的年齡歧視與門第限制。天監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發下詔書，規定在正常情況下，“年未三十，不通一經”的人不能做官，但對於像甘茂、顏淵一樣的才俊之士，則網開一面，“勿限年次”。天監八年，梁武帝又下詔，強調只要“能通一經”，就可“量加敘錄”，“隨才試吏”，而不論其出身，即便是“寒品後門”的人也一視同仁。
梁武帝時，察舉制的科目分得比較細，除孝廉外，還有賢良方正科、清吏科、明經科等。
陳朝建國後，在選士方面沒有什麼新發展，主要沿襲梁朝。但擴大了考試物件的範圍。陳以前“策試”物件基本上限於各州郡上貢的孝廉、秀才，而陳時，允許官學中小於30的“經學生”參與策試。
（四）秀、孝兩科涇渭分明
北魏統治者，尤其是熱衷於漢化的孝文帝、宣武帝是重視察舉制的。皇帝們常親自策問秀才、孝廉，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臨思義殿，策問秀、孝”；宣武帝時，“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其中，“對揚王庭”者，“每年逾眾”。
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又名元宏，即北魏孝文帝。北魏第七位皇帝
北魏時期，秀才與孝廉兩科已截然分開。兩種的考試內容不一樣，因而政府有關部門要求應試者有相應的知識結構。對秀才的要求是，“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對孝廉的要求是，“唯論章句，不及治道”。比如，刑巒，“有文才幹略”，卻被郡推為孝廉，有關部門拿不準主意，不知把他放在秀才科還是孝廉科，遂請示孝文帝，孝文帝說：秀才與孝廉的考試方法不一樣，“邢巒才清，可令第秀”。
與試經相比，北魏對策的地位更加重要，是主要的考試方法。有時甚至以對策考試為手段，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某些職務。某次，東平王元匡要招長於文辭計程車人任御史官，報名參加對策考試的竟有八百餘人，結果，溫子昇等24人中“高第”。
北魏也徵召過賢良，且數量不少。太武帝在神麏四年（公元431年），頒下徵賢良、舉逸民的詔書，根據有司提供的情況，他認為“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於是下令徵召，結果“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
北齊選士，大多沿用北魏制度。不過，北齊的考試進一步規範化，“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北齊皇帝也常坐朝堂，策試秀才與孝廉。並對學識低下者有一些懲罰措施，“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去席位，解下佩刀。”北齊還允許各郡官學中的博士、助教以及學生中通經者，察舉入仕。
北周亦沿用北魏的察舉制。同時，北周的也有自己的特點。其一，北周打破門第限制，實行“不限蔭資，唯在得人”的進步政策，廣招天下英才；其二，重視選用儒學人才。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武帝平齊後，接連下詔，從各地選用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尤其是儒士。當年三月，下詔要齊地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群者，弗拘多少”；七月，又下詔要“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九月，詔書又下，“東士諸州儒生，明一經已上，並舉送”。
像周武帝這樣接連不斷地選用人才，只能是在特殊情況下采用，平常察舉量沒有這麼大。周宣帝時，重申”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歲舉的名額是“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