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此時為了國家的存亡，兩黨決定放棄以往的成見和恩怨共同對抗日軍。

在這之後，我軍改編為八路軍東渡黃河進行抗日。

當時華北八路軍編為了3個師共計有42500人，加上八路軍總部的直屬部隊和地方機關不對有46000人，可是在改編之前，紅軍的規模已經達到了8萬人，也就是說還有3.4萬人的份額，那麼這些超編人員當時紅軍是怎麼分配的。

紅軍改編過程

“西安事變”之後，兩黨暫時放下了成見為了民族危亡抗擊日寇。

然而，按照老蔣的“慣性思維”，要他一時之間接受紅軍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兩方剛談判的時候，老蔣更是無理取鬧到了極點：他要求紅軍所有的指戰員交出指揮權，同時黨的所有領導人出國考察。

他的目的很明顯，就是想趁此機會奪取紅軍的指揮權，然後將部隊“中央化”或者“邊緣化”，他用這一招屢試不爽，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等等都是栽在老蔣這一招手上。

不過，我黨的領導人怎麼可能會看不出老蔣的險惡用心，為此據理力爭讓老蔣打消了這個念頭。

在這之後，我方又經過多方談判，紅軍一開始的本意是部隊編為4個師，人數大約6萬人。

可是這個方案還是被老蔣否決了，直到“77事變”的爆發，華北危急，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老蔣勉強同意了紅軍改為3個師6旅12團的編制，每個師1.5萬人。

然而，當時我軍的實際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如果真的按照老蔣的方法的話，那麼剩下的戰士就會被老蔣困死餓死。

不過，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為了解決剩下這3.4萬人的歸宿，中央多次召開會議最終也解決了這幾萬人的去留。

我方如何安置剩餘的紅軍戰士

首先最簡單的一招就是單獨拉出來作戰，自給自足，自我發展，這也是我軍歷史上能夠以弱勝強的法寶之一。

當時我軍有大量的戰士不被國府承認，不過沒關係，國府既然不承認，那我們自己領導，自己發展屬於我們自己的武裝。

115師的前身是紅一方面軍，這其中紅一軍團的紅1師是紅軍的頭等主力。

不過為了保障部隊的發展，八路軍改編的時候並未將紅1師的編制給報進去，而是單獨拿出來變成了115師的獨立團。

120師的情況也一樣，紅32軍被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被改編為了359旅.另一部在則被改編為120師直轄的教導旅。

這就是當時為了對付老蔣的“花招”所耍的“心眼”，這些部隊在當時不受國府管轄也不國府編制之內，不被國府所承認。

也因此很多部隊北上抗日的時候被國軍所刁難，比如《亮劍》之中獨立團過江的時候就曾經遭到了晉綏軍的刁難，稱386旅只有771團和772團，並不承認獨立團，後來獨立團和772團合併才成功脫困。

歷史上，115師也發生過類似情況，當時115師獨立團奉命東渡黃河，可是遭到了晉綏軍的阻攔，恰巧686團就在附近，兩個團合併就大搖大擺走了過去，這才讓晉綏軍無話可說，你不認獨立團，那麼686團的編制你總歸要認吧？

同時呢？八路軍為了解決剩下的人員也大量擴充直屬隊，我們知道軍隊的作戰序列之中除了下轄的指揮機構之外，總部也有大量的直屬部隊以防不時之需。

為了緩解當時的危機，當時八路軍總部擴充了大量的直屬部隊，按照國軍的編制在各個部隊之下編騎兵營、炮兵營等等。

按理說一個營的人數大概就300多人，可是當時八路軍本身就不是“常理”來計算的，為了解決這些戰士的去留，當時一個營的規模甚至達到了1400人，說是一個營，其實就是一個加強團。

其次，那就是組建留守兵團拱衛中央安全。

當時大部分八路軍都東渡黃河北上抗日，延安成為了“大後方”。

可是問題是這個大後方你不能交給國軍去拱衛，拱衛延安的直屬力量應該還是我們自己的武裝。

為此，中央決定從三個師的編制之中抽調一部分人員留在延安組成留守兵團，這些人共計9000人。

剩餘的人員之中還有部分行政人員和後勤人員，以及部分傷兵。

這些人中央也不可能放棄他們。

當時延安是革命的聖地，八路軍在敵後打響名聲之後，越來越多的有為青年也加入了革命的隊伍並來到革命的聖地進行學習。

為此，八路軍決定將這些人員擴充到軍校之中。

當時為了軍事和政治鬥爭的需要，延安有一所著名的高校“抗大學習班”，這所學校為我軍培養了大量的軍事幹部和政工幹部。

隨著鬥爭的需要以及八路軍規模的壯大，八路軍也急需要越來越多的軍事幹部，為此中央決定擴大抗大的規模以應對將來的戰爭，而這些擁有良好軍事教育的學員成為了部隊的“新鮮血液”補充到部隊之中。

經過多方安置之後，基本上解決了大量紅軍戰士的歸宿，然而還是有一部分幹部和戰士無法安置。

八路軍也不得不採用最無奈的辦法，分發路費給他們讓他們回家或者留在當地務農。

雖然這個方法對於有些八路軍戰士來說不公平，可是這個確實是當時的無奈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