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參加完媒體見面會，我回家覺得格外困，有那種集中精力學習完的疲憊感。
因為陳曉楠老師和季業老師的聊天特別有意思，非常真誠而且準確。我節選了一些在這裡，希望你也會喜歡。
這就是一場殘酷的青春電影
問：本季節目中誰最讓您觸動？
陳曉楠：是《獄外來信》的陳泗翰。
我採了他兩次，我還記得我採訪到最後的時候，他不是學吉他嗎，我說那你唱一個吧，他還特別不好意思。他說，那我要唱《這世界那麼多人》，因為我覺得那首歌每一句都在說我。
就在我們播出之後，那首歌的詞作者也看到了，還發了一個朋友圈，他說，沒想到我當年寫的詞在某一時刻陪伴了這樣一位年輕人，就是那種很神奇的連線。
（採訪陳泗翰之前）我突然就看到了那些信，那是在一個文字的報道里面有一些照片，信中的字特別稚嫩，但特別整齊。就看到了好多時間線，比如他剛剛入獄的時候說，現在離你離開已經有幾天了；然後慢慢你就會看到說我們中考過後誰誰誰考得好；後面又看到我們現在上高中了，我告訴你個秘密，我現在體重都多少多少了……
這個時間線特別清晰，也特別殘酷。從信中你分明看到這些年輕人的命運被分成兩條軌道往前走。我當時一下就覺得這個角度特別打動我，就是那種頭皮發麻的直覺。
（陳泗翰把自己挖得那麼透）他的語言是詩意的和散文化的，以及精準得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和這些孩子們之間情誼的破碎感，那種遺憾，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他都說出來了。
他回憶起他們一起出遊，夕陽灑在他們的身上，金邊灑在每一個人的肩膀上，那種文學性的畫面，會讓我有好像毛孔張開的感覺。他出來之後和同學有依稀的聯絡，他仍然有一種又想向前又退後的情緒。我覺得特別複雜，五味雜陳的這種東西，就是事實和命運的真相吧。
我還記得我採訪出來給季老師他們打電話，我很激動，我說這就是一場殘酷的青春電影。
這期節目最主要是感謝陳泗翰。我會有一種很珍貴的撿了一顆珍珠的感覺。在職業生涯當中，你覺得這樣的故事撿一顆是一顆，哪怕它就在今天截止，我都覺得是沒有什麼遺憾的。我覺得美好而純粹的東西里面，即便它有殘酷的一面，但是當它被這樣書寫出來，它一定是能觸動到別人的，我特別愛這期節目。
最大的挑戰在於選題
問：在最新一季中，您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季業：我覺得是選題上的。
就是外界對這種選題的需求，我發現大環境在慢慢變化，觀眾在看節目的時候，他更需要尋求一種力量。
我們過去做節目，老說三維度：故事性、相關性、話題性，覺得符合三維度就可以。我們追求一種所謂的自然主義的表現風格，對人物不做任何道德評判。我們前幾季也會涉及到一些相對有點爭議和灰色（的話題），或者是沒有那麼好判斷他是好人或壞人的人物。就會有一些觀眾說，這個東西很高階，但是他的出路是什麼？
我後來就在想，在這樣一個艱難的時代，給大家提供一點內心的力量也是很好的。所以這一季我會給三個維度之上再加一個維度：有力量的人性。就是故事性、相關性、話題性再加上有力量的人性。我希望我們呈現的人物都能夠體現出人性的真善美，來讓大家看到一些看似無解的社會話題、人生話題當中的一些出路。
節目最終呈現是遺憾的藝術
問：我們知道曉楠姐一期的採訪時長有5、6小時，可節目最後呈現只有半個多小時，我們作為觀眾常常覺得不夠看。
陳曉楠：這個其實特別矛盾，因為我們已經是戰戰兢兢地來佔大家30分鐘到40分鐘的時間了。
我們作為創作者當然希望你能看到全本了，因為我們每次最大的糾結，最難的就是把它剪短。比如從5個小時到1個小時，難度是遠遠小於，幾倍地小於，從5個小時到半個小時的難度。就從割出來1小時到半個小時之間就得吵無數架。
因為你選哪不選哪，你可能就把他組建成了另外一個人了，就是後期二度創作的時候。這就是採訪普通人最難的地方。明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明星他已經有前提了，你是瞭解他的，他現在說的所有的話都是附加分，他不是從一開始讓你瞭解這個人。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塑造一個普通人，你有可能會把他塑造成另一個人。我們就會小心再小心，也會非常的痛苦和糾結。
但是我們現在就必須得接受遺憾。我剛入行的時候，經常夜裡給季老師打電話：“我說的那句話，他說的那句話很好，為什麼沒有用？”他那會就直接懟我：“用不了，就擱不進去了。”
其實很簡單，就是這樣——擱不進去了，那麼必須得有取捨。它是個遺憾的藝術。
（主持人陳曉楠）
採訪普通人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問：節目中有一些主題比較敏感，是如何說服被訪者的呢？
季業：我覺得跟嘉賓的聯絡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急功近利。
我們嘉賓要跟曉楠聊5、6個小時，還要深入地聊自己的人生和情感。他帶著利益訴求來的話，採訪一定會失敗的。我們就是耐心地跟他交朋友。
（節目總監製季業）
陳曉楠：季老師說得特別對，採訪普通人和採訪名人不一樣。採訪明星團隊是一種工作關係，但你無法拿自己的工作關係去跟普通人建立信任，你需要跟他建立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並不瞭解你的工作，接受採訪也不是他的任務。
展示悲慘不是我們的初衷
問：有幾期節目都很容易讓觀眾大哭，想請問一下，節目採訪過程中會不會也有進行不下去的時刻？
陳曉楠：我原來做《冷暖人生》的時候有個經驗，如果嘉賓始終在情緒極度悲傷的情況下，始終在哭的時候，是沒有辦法跟你好好講故事的。我知道螢幕上的人哭很容易帶動觀眾哭，但那是空的，哪怕你哭了，你並不會有所收穫、對他有更多的理解，你只是覺得很慘很可憐。
展示悲慘不是我們的初衷，雖然說展示悲慘會有無盡的選題去做。它一定要有背後的深度，背後站著一群人，和一群人共同的價值，也就是所謂的公共性，不是一個人的悲慘。
比如我們採訪喬任梁的父母就是因為看到這個話題的公共性，它是失獨的人及所有人都會面臨的問題：你如何面對分別和失去？活著的人怎樣有尊嚴地活下去？這是人類永恆的話題。
我們看到的是喬任梁父母的笑。他們在短影片裡最開始的正襟危坐，後來的那種活潑，還有迅速學到一些新鮮的語境，這種反差特別觸動人，你在裡面能找到力量。
（媒體見面會現場圖片來自主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