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明朝大半個朝代，江浙地區的海商集團是跟朱家長期作對的。兩邊其實都有問題，明朝的問題就是開國朱元璋在處理與張士誠以及江浙海商集團的矛盾時，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成熟的政治手腕，導致處理矛盾太粗糙，直接激化了矛盾。而江浙一帶的海商集團的問題也非常大，基本從元開始，江浙海商基本就壟斷了外貿商路，而且他們吃獨食。這個獨食吃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從朱棣當權後的歷史可以管窺一二。
朱棣奪權成功，江浙海商背後有助一臂之力
朱棣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起兵，打到三年十月，基本沒啥進展，《明史》記朱棣當時說，‘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僅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然後朱棣在建文三年十二月再次出兵後就突然開掛了，建文四年五月攻到盱貽後，在軍事會議上朱棣直接說“不若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則淮、鳳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師孤危，必有內變。”然後就如朱棣所言，隨後一路文官武將倒戈，建文四年6月就被人開啟南京城門。
朱棣起兵打了兩年多，都沒有太大進展，但是最後一次出兵，不到半年就渡過淮河，並信誓旦旦，公開說“必有內變”，隨後便摧枯拉朽，在江淮一帶如入無人之境。這裡必然有大量的政治說服收買。
這就像今年7月初，美利堅宣佈完全撤出阿富汗，本以為原傀儡政府能多撐幾個月，沒想到政府軍僅僅月餘就被徹底擊潰，首都被佔領。這裡是戰爭的功勞還是政治的勝利呢？答案是很明確的。江淮一帶進軍如此順利，當地人的配合甚至支援功不可沒。
之所以筆者確定江浙海商在朱棣奪權過程中立有大功的判斷，就是在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事件中。
朱棣奪權後，當年就復置廣東、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明顯有發展海外貿易的打算。這等於明朝朱元璋時期與海商集團的極端激化的矛盾，在朱棣奪權當時就發生了180度的轉變。這種轉變，要麼是海商向朱棣服軟，要麼就是朱棣向海商集團讓步。如果是海商嚮明政府讓步。那麼意味著明政府主導海外絲綢之路商貿，並且從中獲得巨大利益。但是我們看之後歷史怎麼發展的——
永樂三年六月，就命鄭和指揮2萬餘人的龐大艦隊，第一次下西洋。朱棣當權僅兩年多就急匆匆派出龐大艦隊，順著海上絲路航道，一路清掃。其後七下西洋。將從中國、東南亞、印度次大陸到北非、東非、阿拉伯半島，波斯灣，整個海上絲路的海上商道不斷清掃，剿滅盤踞馬來半島上的海盜陳祖義，在東南亞調和諸國之間紛爭，在斯里蘭卡擊敗企圖襲擊艦隊的錫蘭山軍隊，在蘇門答臘，擒襲擊艦隊的篡位”偽王”蘇幹剌...這一系列不斷的行動，事實將海上絲路沿線，尤其是，東南亞、印度洋整理了一番，為海上絲路建立的穩定、安全的商路環境。這一系列的行動，得利最大的就是明朝江浙的海商集團。更讓人疑惑的是，朱棣的下西洋持續不斷，成本消耗巨大，每次艦隊出發，都有官兵2萬餘，艦船兩百餘艘，其中寶船62艘。"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147]"
朱棣派遣艦隊下西洋的壯舉，具體消耗多少成本，現在沒有確切資料，但是看一些大臣的意見，就知道是巨大的消耗。嚴重收支不抵，比如朱棣朝負責財政的戶部尚書夏原吉就一直反對包括下西洋這類巨大消耗財政、國力的行動。比如幾十年後成化時期的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大夏反對再下西洋時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148]。
相反，我們看那些海商的獲利，就不說在沒有國家艦隊清理航路的前提下就能誕生了沈萬三這樣的海商全球首富。我們看明末鄭芝龍"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舶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自給餉，不取於官"[149]。當然明末海外貿易隨著歐洲航路開通，繁盛很多。但是朱棣一朝，如果是海商讓步，服從明政府對海外貿易的管制，怎麼也不可能將下西洋的開支變成明政府吞金獸之一。
明政府沒有從海外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嚴重收不抵支。但是當時在鄭和艦隊的反覆掃蕩下，整個絲路的航路通暢，安全穩定，海商航運安全成本必然大減，收益必然增加。但是這些增加的收益怎麼沒進明政府的口袋呢？如果明政府主導，海商讓步，如何能變成這種地步？
可見，朱棣登基後立即改變海洋國策，是明政府向海商讓利。
海商開國即與朱元璋嚴重不對付，這是歷史事實，如何一夜之間讓朱棣改變的？這個轉變就發生在建文3年底到建文四年短短一年左右時間內。這個時間段裡，只有江浙海商出力協助朱棣奪權這一件事上可能，幫朱棣奪權讓朱棣以疏通海路進行利益交換。某種程度而言，下西洋單方向讓海商的經濟利益就是回報海商集團對朱棣奪權的支援。這種回報，在明朝是有傳統的。比如明朝開國，商稅極低的國策，某種程度就是回報徽商。有人說，朱元璋出身貧寒，討厭富人，所以國策重農抑商。但是抑商應該是高商稅才對，低商稅是扶助商業。
為什麼明初會低商稅？
我們回到明初，分析其國內形成的幾大利益集團就清楚了：明初形成了三大商幫和兩大皇族。
三大商幫：徽商、浙商（海商為主）、晉商，浙商財富最多（有沈萬三這種富甲天下的標杆），但以海外貿易為主；晉商主要在北方，是隨著北方防線建立後，依靠提供軍需供應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明初其還不很強大。當時居首的商幫是遍佈南方的徽商，他們不僅有財富，還有漢人長期南下，長期經營徽州形成了歷史積澱的巨大財富、人才、人脈。徽商在外生意成功，就會回家鄉捐出大量資財資助族人讀書，培養出大量人才。時代安定就科舉求官，時代混亂，就會出去輔佐主公奪取天下，形成了廣泛的政商人脈。朱元璋奪權時，徽商不僅對其有捐助，還有不少徽州籍的人才出山輔佐朱元璋奪取天下。比如那個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策的朱升就是徽州人。
明朝開國初期，禁海打壓了浙商；北方防線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晉商的利益規模還並不大；因此當時徽商明朝頭把交椅、是占主導地位的商幫，所以低商稅，最大得利方就是徽商。這等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報徽商。在政治上徽商代表的利益集團獲益也很大，明朝首輔和內閣成員人數，徽州人基本排一排二。明朝的官僚，尤其中央那批士大夫，大都有利益背景。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朱元璋開國把公務員薪水設那麼低的主因。因為朱元璋看到的大小官員，大都是有利益集團背景的。通俗的說法就是大部分的官員家裡不差錢。朱元璋已經降低商稅便宜你們背後的金主了，怎麼可能再給你開高薪？
除了三大商幫，還有兩大皇族：一個是京城稱帝的皇帝一族，另一個發配到各地就食圈養的皇族。
皇帝與政府基本一體，合法向國民徵收稅賦，又透過科舉選士，給予士人階層大量經濟優惠，這等於增加了社會負擔；另外明朝將朱家子孫大量趕到各地圈養起來就食當地，這些朱家子孫，在各地不納稅，還參與當地經濟活動之中，相當於額外多出來一個給予全國人民承擔的隱形的負擔。明初建立的體制內有如此多的隱形負擔，如果還高商稅，勢必加重對百姓的盤剝。因此制定低商稅的其中原因很可能考慮到這些隱形負擔。
所以經過上面的分析，筆者總結認為朱棣奪權後，在其永樂一朝，明朝政府基本緩和了與江浙海商集團的關係，為了回報海商集團在他奪權最後階段給予的巨大支援，朱棣發動了鄭和下西洋的大運動，把從南海到印度洋、阿拉伯半島，波斯、非洲整條海上絲路用當時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反覆清理（其性質等於漢武帝打匈奴，然後攻佔河西走廊、西域，把整個路上絲路的大半通道清理乾淨）。但是朱棣維持海上絲路的巨大代價，並沒有給當時明朝朝廷帶來巨大的利益。重開的市舶司的收入非常有限。顯示當時維護海上絲路的成本大部分明朝政府承擔，考慮到海上絲路的利益如此巨大，顯然收益的絕大部分還是落在海商手裡。
因此，朱棣一朝，海商集團從龍有功，讓明政府出資清理維護海路通暢。而海商吃獨食將海上絲路的龐大利益大部自己吃了下去。試想如果當時海商集團能分享海外貿易利潤，讓明政府在下西洋行動中整體獲利。怎麼可能讓明政府在朱棣死後，因為財政虧空嚴重，而停掉了下西洋！
朱棣一朝，中國海上絲路貿易呈現出，朝廷出成本維護商路，海外利益海商大部獨享的畸形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