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同革命的法國工人和法國共產主義者保持著頻繁的個人接觸。因此,總委員會在研究國際在法國的發展問題時,就必然地一再要求他的幫助。
當時的情況可以從馬克思1865年3月寫給恩格斯的信中看出:
“2月28日,託倫和弗里布爾從巴黎來了。中央委員會開了會……直到夜裡12點。後來在博勒特酒館繼續開會,那裡我又在大約兩百張會員證上籤了名。
3月1日波蘭大會。
3月4日小委員會開會討論法國問題,到夜裡1點鐘。
3月6日小委員會開會討論同上問題,到夜裡1點鐘。
3月7日中央委員會會議,開到夜裡12點鐘,透過決議。”
1867年2月,大約1500名銅器工人在巴黎開始為集會結社的權利而進行鬥爭並請求總委員會的支援。總委員會就立刻著手為罷工者募款。馬克思和總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們,向倫敦的一些職工會呼籲幫助正在罷工的法國階級兄弟。他們在經濟方面給罷工者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支援,從而增強了這些工人的鬥志。老闆們知道了這個訊息,馬上就讓步。這件事情在法國報紙上引起了一片喧嚷,現在我們在法國已經是一支實實在在的力量了”,馬克思滿意地向恩格斯這樣報道。
在巴黎1868年國際在巴黎的一些支部共擁有大約2000名成員和法國其他城市取得的這些成績,使馬克思的情緒更高了。由於協會影響的不斷增長,他和歐仁·杜邦總委員會的法國通訊書記一承擔的工作已經多起來了。到1868年,拿破崙第三的政府大肆逮捕法國支部的領導成員,並進行大規模的公審來加以迫害。這時,馬克思和杜邦肩上的擔子就更重了。
（格姆科夫《馬克思傳》讀書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