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上個月寫了《1950年，胡志明要求毛主席出兵100萬援越抗法，說：你們義不容辭》一文，文中說了，從1950年算起，到1978年止，我國向越南提供的軍事、經濟和外匯的援助總額高達203億美元，約合當前人民幣五萬多億元。
不用說，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但是，越南人在1950年到1978年這長達28年的時間裡，總是感到不滿足，認為我們給得不夠。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他們對我們的慷慨援助產生了太大的錯覺。
我們對他們的援助，固然是我們國家的利益所需，同時，也與我們的意識形態和推動世界革命的因素有關，當然，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道義上的。
先說國家利益所需。
早在1949年11月，周恩來就對要不要援越抗法說過“一旦越南全部陷於法國之手，會威脅新中國的安全”的話。
周恩來後來甚至在援越抗美時把越南比作中國的“下領”，說“如果下領不保，頭部就危險了”。
意識形態和推動世界革命的因素呢，是新中國成立之初，聰明的胡志明率先承認了新中國。那麼，我們也投桃報李，在1950年1月18日面向國際發聲，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
為了得到越南這個“同志加兄弟”，劉少奇在北京接見黃文歡時，非常誠懇地對黃文歡說：“中國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就會延緩承認中國，但我們不怕。”
道義上的東西就不用多說了。
我們援助越南的決心有多大呢？
毛主席在1964年6月24日接見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文進勇時，明確承諾：“你們不用怕美國干涉，我們已經作好了準備，如果美國敢打到北越，我們的軍隊就開過去，無非就是再來一次朝鮮戰爭嘛，你們放心，我們會無條件地加入到反對共同敵人的戰鬥中去的。”
中國對越南援助物資數量巨大，種類繁多，越南人越來越相信周恩來關於“下領”和“頭部”的說法，認定在現代世界格局的博弈中，中國離不開越南。
因此，他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中國的援助物資，認為中國給他們援助是天經地義的。
他們在與美國作戰時，無論是打了勝仗還是打了敗仗，都會獅子大張口地向中國索要物資。
可以說，他們的錯覺已經根深蒂固。
他們並不認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國家打仗，固執地認為他們是在為中國打仗。
1965年4月，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率黨政軍代表團前往北京索要援助時就說：“沒有我們在前線流血流汗，哪有你們在大後方的安定？”
老覃在昨天寫的《李井泉：曾在中央大會上作檢討，後成彭德懷頂頭上司，官至副國級》一文中說了，從1959年至1961年，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糧食告急，不知餓死了不少人。
但是，我們還是勒緊褲腰帶，把大批糧食、物資運給越南，同時也運給了朝鮮、阿爾巴尼亞……以至於到了1961年1月，國務院不得不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
據統計，從1961年到1965年，我們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
進口糧食需要外匯，但我們能用來換外匯的商品並不多，也就是煤炭之類，再有就是棉花。
當時，為了換外匯，國內縮減了棉布的供應。
歷史學者陳明遠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記載，以1961年上半年計，山東城鎮每人的布票只發1尺6寸，除了用來做襪子，還能做得了什麼？
我國當時的物資之短缺由此可見一斑。
權延赤寫有一部《走下聖壇的周恩來》，裡面有一個情節，非常感人。說周恩來出國訪問，隨身總帶個皮箱子，裡面裝的全是周恩來穿得破破爛爛的衣物，不敢給別人看到。那些得到了中國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政要，都以為那個皮箱裡裝著大把大把的錢。該文跟著講了一句非常樸質的話：“以總理為代表，中國人民正是這樣節儉奮鬥，才儘自己所能省出了錢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
可以說，我們對外的支援是非常慷慨的，付出也是非常沉重的。
但是，那些得到了援助的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未必覺察不出來。
1973年1月，越戰敵對雙方在巴黎簽訂了《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後，美軍及僕從軍於3月29日全部撤離了越南南方，戰事基本上停了下來。
周恩來以為，對越南的援助可以鬆一鬆了。
但是，1973年6月，黎筍和越南總理范文同又率越南黨政代表團來到了北京，“希望中國能夠給予越南更大的援助計劃”。
這次，他們想要得到81億元的援助。
對於他們的要求，我們感到力不從心。
長久以來，越南、阿爾巴尼亞等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已經養成了依賴，每次來訪，都會提出不切實際的援助要求。
為了讓他們真切地瞭解到我們的難處，周恩來決定在他們的活動日程結束後，增加一個活動專案——自己陪同他們去參觀中國革命聖地延安，讓他們親眼看看我們西部貧困落後的地區。
有資料表明：當時的延安共有14個縣，人口130萬，農民人均糧食不足250公斤，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
6月9日，周恩來陪同黎筍、范文同等人乘坐飛機來到了延安，帶領他們參觀了自己和毛主席、朱老總、劉少奇等人曾經住過的窯洞。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他特意向他們介紹了一封毛主席在全國解放後寫給延安老區人民的一封信。
他指著上面寫的“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這一行字，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自力更生很重要。”
午飯時間，周恩來安排了一桌當地農家飯來招待他們，讓他們體會“一飯一粥當思來之不易，一絲一縷恆念萬物惟艱”的古訓。
晚宴吃的還是當地的土特產如煮玉米、煮土豆等。
吃到一半的時候，周恩來站起來，有些哽咽地說：“解放都這麼多年了，延安的經濟還是這麼落後，人民生活還這麼艱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太不稱職了，我今天要當眾作自我批評。”
作過了自我批評，周恩來又諄諄善誘地對黎筍、范文同等人說：“當年邊區全力支援我們共產黨人解放全中國，毛主席很早就指示我們首先在延安老區恢復戰爭的創傷，加強經濟建設，但是20年過去了，還是這樣落後，我們對邊區的援助這樣少，我們做太不夠了，太不夠了！”
越南人對周恩來的話有什麼感受，我們無從而知。
由於他們這次北京之行只要到了25億元，遠沒達到他們提出的81億元之數，所以，1975年，他們又來了。
周恩來這個時候已經病得很嚴重了，嘆著氣說：“你們得讓我們緩一口氣，養一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