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原始形態到文明的演進，一直在被動與自覺地應對因自然、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危機的挑戰。氣候變化和地理約束對很多人類早期、中古歷史時期的大事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現階段，一方面世界農業形勢嚴峻，全球氣溫每上升1℃，糧食產量就下降5%，這還沒有考慮到伴生氣候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後發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特別是殖民地大陸以農業作為獲利手段，由此造成環境災難的趨勢就愈加惡化。
半個世紀以來，這種惡性迴圈愈演愈烈。
2021年10月31日，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於英國格拉斯哥開幕，這是《巴黎協定》進入實施階段以來的首次氣候大會，世界各國領導人在會議中就應對氣候變化等關鍵議題進行了磋商。當天，世界氣象組織釋出了關於2021年全球氣候狀況的臨時報告。
2021年11月13日，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閉幕會後，大會主席夏爾馬在新聞釋出會上發言。圖｜新華社
報告顯示，氣候形勢惡化導致全球極端天氣頻發。
庫叔就此專訪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溫鐵軍回顧探究了氣候變化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對東西方農業文明起源和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比較，他認為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發展之路，是當今人類追求生存發展的唯一選擇，也是中國作為具有5000年文明歷史和生態文明傳統的政治國家對全人類的責任。
受訪 | 溫鐵軍
採訪 | 李亞飛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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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候變遷與人類文明歷史
1972年年初，中國科學院時任副院長、院士竺可楨，在主流社會普遍相信“人定勝天”的特定時期，發表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稱其為“一生專門研究的一個課題”。
文章刊發後引起巨大反響並得到高層重視，國內外學者不斷索函該文。這一研究成果是開創性的，他首次以歷史時期而非地質時期的氣候變遷為物件，研究了氣候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動。
鑑於其對不同區域歷史發展路徑顯著差異的客觀原因分析，不同於長期佔據思想界主流的“冷戰意識形態”，因此可稱之為“竺可楨假說”，作為我們研究生態化與可持續農業的思想資源。
1萬年來挪威雪線高度（實線）與5000年來中國溫度（虛線）變遷圖
上圖中的實線為挪威雪線高度，虛線為5000年來中國溫度。溫度以攝氏度計，以0線作為目前溫度水平。橫線時間的縮尺是虛數的，越至左邊縮尺越小。
竺可楨指出中國的資料和歐洲的資料走勢基本一致，但歐洲的氣候變化要稍滯後，二者走勢同步的原理在於都受西伯利亞冷空氣的支配。
竺可楨主要針對西方學術界主流的形而上的氣候學論點（即認為可根據幾十年的氣候觀測準確地推算過去和未來很長時間的氣候資料，認為地球的氣候是不具有歷史內容、不具有發展的性質的），在同位素監測等現代年代推斷技術手段發展剛剛起步、地球物理和氣象理論發展不充分的情況下，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利用考古資料、古文獻提供的物候學資料、方誌資料、近代以來的儀器觀測資料，開拓性地提出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基本框架和趨勢，並將其初步與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相結合，這是難能可貴的。
雖然此前有西方學者如亨廷頓，1907年在其名著《亞洲的脈搏》中提出的氣候變遷導致匈奴西進的假說；後有埃及考古學家發現，過去1萬年間尼羅河流域摩里斯湖水位變動的曲線和埃及王朝興衰時期非常一致，水位低下時就會發生混亂，新的王朝就此誕生。
但竺可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提供的證據之豐富、對考古證據和古文獻證據利用之富有創造性、論證手段之綜合、論證方法之嚴密謹慎，都是前作所無法比擬的。
以竺可楨文章最後與冰芯研究結果的比照為例，格陵蘭島冰芯研究方法由丹麥學者威利·丹斯加德於1954年，以格陵蘭島挖掘出的遠古冰層中氧同位素為分析物件，根據各時期降雪形成的冰層中各氧同位素的比例來推測當時的氣候。以這種方法得到的5000年以來的歷史氣溫資料，和竺可楨根據物候觀測得出的中國歷史溫度變遷的趨勢大體一致。
竺可楨根據考古和文獻物候資料繪製的中國氣溫變遷圖與氧同位素觀測手段結果的比對
雖然竺可楨未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展開論述不同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與歷史事件和社會發展之間的具體關係，但任何接觸到這一研究的人都能感受到文中隱含的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假說，即人類文明的發展，在人類社會自身蘊含的根本推動力量之外，還受到氣候變遷的巨大影響，甚至是左右歷史程序的影響。
2 北緯30度的真實秘密
梁啟超在20世紀初提出，“四大文明古國”有個共性即都分佈在東半球北緯30度附近。早期人類文明集中在亞非大陸上，在人類文明繁衍的客觀地理空間分佈上有一個明顯特點，即高原、山地主要集中於中低緯度地帶；平原或低矮山地主要集中在高緯度地帶。
從早期人類基本生存依賴的溫度條件和地理空間條件上看，中低緯度地帶不僅有適宜的溫度，其地形防護也為早期人類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條件。
作為文明發祥地的歐亞大陸的宏觀地理面貌，主要形成於中生代、新生代的阿爾卑斯-喜馬拉雅造山運動，這是地質歷史上最年輕的造山地質運動，共同定義了歐亞大陸的地貌。
因阿爾卑斯山和喜馬拉雅山升起，整個歐亞大陸發生巨大隆起，而以中央部分上升最大，隆起過程中出現強烈拱曲、斷塊和沉降，構成線狀延伸，巨大的褶皺山系橫貫亞歐非三大洲，大大影響了歐亞大陸東西方的地理格局。
在亞歐大陸西方，阿爾卑斯造山運動使古地中海大大縮小，形成現今地中海周圍的阿爾卑斯山、比利牛斯山、阿特拉斯山等山系及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山、扎格羅斯山、喜馬拉雅山等山地升起，古地中海東段消失，歐亞大陸連成一片。同時也使歐洲整體上成為一個巨大的半島，地中海連綿高山帶、北歐大平原、大西洋沿岸區自南向北地勢降低，高峰和丘陵把歐洲分割成許多不同的區域，地理空間相對侷促，沒有地域縱深。
阿爾卑斯山兩側的歐洲是溫帶地區，夏季氣候適宜，全年雨水充沛，從西到東，從北到南，變化巨大。在西邊和西北，周邊海洋的調節作用使冬季比較溫暖，夏季相對涼爽；向東，亞洲板塊的大陸性氣候逐漸明顯，冬季越發酷寒多雪，時間長達數月；往北，冬季越來越長，越來越冷；往南，氣溫愈加升高。歐洲溫帶的降雨大部分是由西北風帶來的，自西北，向東、向南逐步遞減，而在海拔較高的地方又增加。
在歐亞大陸東方，6500萬年前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之間發生了一次劇烈碰撞，造就了地球上最年輕、海拔最高的“世界第三極”青藏高原，造就了今天中國這一區域的地理地貌，形成了人們熟知的三級臺階構造。在這一地質事件中，青藏高原急劇隆升至2000米以上，由於大高原對大氣環流的熱力和動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亞一帶的冬季因此不易再受暖平流影響，冷空氣因而得以聚整合為強大的冷高壓。位於青藏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陸因地形屏障受到冷空氣的影響較小，熱低壓得以維持興盛，因此印度季風和東亞的現代季風環流系統得以建立，且其強度和影響範圍不斷隨高原的繼續升高而加大。
2021年11月12日，遠眺有“蓮花秘境”之稱的西藏墨脫縣，墨脫地處雅魯藏布江下游、喜馬拉雅山脈東端南麓，這裡溼潤多雨、氣候宜人。圖｜中新社
碰撞的餘波進一步塑造了雲貴高原、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是為第二級臺階。
在此以下，以大興安嶺、太行山、雪峰山為界，東南方海拔500米以下的區域構成中國的第三級臺階。
中國東南部和撒哈拉沙漠本同處於北緯30度亞熱帶，但是由於青藏高原地表吸收的太陽能不斷加熱空氣使其上升，在低空形成大面積低氣壓區域，這個高原空氣泵不斷地俘獲著南亞季風和東亞季風，使其進入南亞和東亞大陸。
正因為原本後勁乏力的東亞季風能夠深入中國腹地，才使得長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區具備了成為魚米之鄉的前提條件，西北乾旱區的形成也起源於此，強勁的西風繞過青藏高原，沙塵顆粒落在太行山以西，形成了厚度超過400米的黃土高原。
高原高空高寒，水汽凝結形成大量降雪。
2021年7月23日，長江南源當曲（無人機照片）。圖｜新華社
青藏高原上形態各異的水資源構成中國乃至亞洲江河的水源地。其中最奪目的就是約5464公里的黃河與約6397公里的長江，以勢如破竹之勢順三級臺階而下，哺育了中華文明。同時發源於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自北向南流淌，穿越中國西南山區峽谷，經過崇山峻嶺，下游形成廣闊的沖積平原和三角洲。
相比歐亞大陸西方，除高聳的青藏高原形成地緣防護外，客觀上山水相連的中國大陸和中南半島構成了古老文明發展的巨大地理縱深空間。
3 “重瓣花朵”結構中的中華文明
一般認為，西方文明起源於“肥沃的新月地帶”。
提出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埃及學專家詹姆斯·佈雷斯特德，他在《早期世界歷史》中提出，這個肥沃的新月地帶大約呈半圓形，向南開放，西端位於地中海的東南角，中央位於阿拉伯地區正北部，東端位於波斯灣最北邊。
他的這一表述在當時的英語出版物中廣為流傳，最終成為對這個區域的通稱，並被稱為文明的搖籃。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信仰中，肥沃的新月地帶常常與伊甸園的地理位置聯絡在一起，是人類文明的起源之一。
當時的西方學術視野中，肥沃的新月地帶是農業、城市、貿易、科學、歷史，以及有組織的宗教等一切文明要素的發祥地。這個地區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約旦、敘利亞、伊拉克東北部和土耳其南部，歷史上因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河水氾濫而在沿岸形成適於農耕的肥沃土壤，正如《聖經》中描述的“流淌著奶和蜜”一般。
科學考察確認至今還有68種野生植物繼續生長於這裡的山區，小麥也最有可能是在卡拉卡山區被馴化出來的，時間在距今10500—9500年前。
西方農業文明基於這一起源，因西亞兩河流域面積狹窄致使作物單一，社會文化在此基礎上演化為一元論思想，信奉一個真理，“條條大路通羅馬”。
而在當下要理解中國、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跳出西方中心論視角，才能打通上下五千年，打通萬年農業文明。
概而論之，中華文明在起源時期的地理分佈是圍繞“四河”（江、淮、河、漢）加“四湖”（太湖、鄱陽湖、洞庭湖、洪澤湖）展開的，並因區域廣大而有多樣性作物和多元文化。
以農業為載體的中華文明在起源上的多樣性，首先表現在空間上分佈廣闊，覆蓋了眾多地理氣候帶。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夏王朝，各時期各型別的遺址在空間分佈上極為廣闊，以中華大地的水系為基礎，中華農業文明分佈在氣候、地理條件極為不同的廣大空間上，具備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型別。
在此作一個空間上的東西方比較：
“兩河”流域滋養的肥沃新月地帶，鼎盛時期灌溉面積1.5萬—2萬平方公里，1970年可灌溉面積已經減少到不足2000平方公里。
目前黃河流域的灌溉面積為5.06萬平方公里（流域耕地總面積為12.6萬平方公里）。若把中國的“四河”“四湖”的灌溉面積相加，則不止百倍於“兩河”流域；在這個廣袤區域生存的古代人類馴化野生物種更是不計其數。
中國農業從起始之際就呈現出生態文明多樣性，由此決定著社會的多元化和哲學思想的多元論，以及“多神共存”互不排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信仰體系。
在多樣的氣候地理條件下，中國的早期文明在新石器時代就發展出了豐富多樣的“文明圈層”，主要包括六大文化區，被稱為“重瓣的花朵”結構：
中原文化區，以渭河流域為中心的商周文化、甘肅青海文化區的戎羌文化、以山東丘陵地區為核心的東夷諸族文化、長江中游的三苗和楚文化、長江下游的越文化、遼河大淩河流域的燕遼文化。
圍繞著中原文化區“花瓣”的，還有距離較遠、關係較疏的第三個層次的文化區，比如福建的石山文化、廣東石峽文化等，它們呈輻射狀散落在中國各區域。如果按照亞區計算，新石器時代至青銅器時代可劃分出10個文化區，分為華北、華南兩大譜系。
2021年10月21日，河南三門峽市廟底溝仰韶文化博物館展出的中原地區史前人類使用過的生產、生活用具等物品，並藉此模擬復原了史前先民的生活圖景。圖｜IC photo
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大量出現，各地都發現了定居村落，知名的文化如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小河沿文化、馬家窯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
在這種更大的空間考察尺度下，“四河”“四湖”地區為主的對中華文明的這種簡單歸納，尚不能從地理上概括中國早期文明起源的地理特徵，至少還應包括遼河、珠江流域等。
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主要是由於早期農業隨全球氣候暖化而蔓延開來，黃河流域絕大部分地區覆蓋著原生或次生的黃土，平原開闊，土層深厚，林木較稀。這種有利的自然條件使黃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規模開發，黃河流域在相當長時期內是全國經濟政治重心。
與西方文明肥沃新月地帶的單一起源不同，中國文明在起源上跨越了眾多氣候地理區域，僅漢水上下游就分為兩種農作區，並在史前時期形成了複雜的互動。
早在新石器時代，漢水就形成了下游稻作區、上游水旱兼作區的格局。距今7200—6400年前，其間氣候乾旱（這一時期的乾旱是全球性的），氣候變化可能促使這一區域的人類從採集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到距今63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漢水上游氣候溫暖溼潤，是1萬年來最適宜的時期，聚落分佈密度達到史前時期的最大值。
截至2018年，漢水上游發現仰韶時期文化遺址61處，龍山時代文化遺址51處，周代文化遺址47處。從早期農業起源角度看，漢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遺存是在陝西的李家村何愛灣遺址發現的，距今約7700年，但這不一定是漢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遺存。漢水流域的水稻遺存有16處，上游7處，下游9處，除了水稻遺存還有粟的遺存。
從同一區域文化層的豐富性和工具的發展程度來看，僅李家村文化遺址中就發現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型別的文化。在下王崗遺址中的每一文化層人們都發現了家豬骨骼和野豬的骨骼區別已經十分明顯，這顯然是因為經過了長期的飼養。這類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鏟、石鋤。
漢水中上游處於亞熱帶向溫暖帶過渡的區域，氣候的變化影響稻作農業的興衰與進退，當氣溫升高、降雨量增加，來自漢水下游的稻作農業向上遊推進，旱作農業退縮；當降溫期來臨，稻作文化退縮，旱作農業文化向南擴張。2008年《西漢水上游考古調查報告》再次強調仰韶文化在該流域的發展的連續性特點……並提示從氣候變化上去尋找原因。
氣候變化對新石器文明的影響很強烈，但並不絕對，比如仰韶文化從漢水中上游對下游的控制時期，也是歷史上的溫暖期，因此文明發展並非完全受氣候制約，即便對於生產力不發達、更容易受自然環境影響的新石器時期文明也是如此。
直到今天，漢水流域的農業生產仍然保持著下游稻作、上游水旱兼作的大體格局，這種傳承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即使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社會組織高度複雜的現代社會，地理氣候因素仍然發揮著重要影響。
這種早期農業文明分層而向心的花瓣結構，以華夏族為主體，同周圍許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關係的政治格局。這種格局把統一性和多樣性很好地結合起來，而且產生了強大凝聚力。即使在某些時期政治上分裂割據，這種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也毫不減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鮮明特色。
在後來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廣大地域不同的氣候地理環境給文明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迴旋餘地和韌性，比如在宋元之際，黃河、淮河流域農業生產因戰亂遭到嚴重破壞，而漢江流域的農業在同一時期得到了顯著發展。
4 氣候變遷引農牧大戰
中亞草原及其周邊地帶遊牧民族，與東亞、西亞等其他文明的互動，是世界歷史的重要線索。
線索背後的重要驅動因素即是全球氣候變遷。
在多元化的人類文明起源中，西亞、東亞的原生農業文明逐步擴散到歐洲、東南亞，形成次生農業文明，伴隨著的還有處於歐亞大陸之間在西伯利亞高緯度地帶形成的草原遊牧文明。兩種文明系統在千年歷史長河中相互交流碰撞，一進一退間推動著歷史程序。
在週期性氣候變化下，氣候冷週期、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對農耕社會造成擠壓性破壞，導致民族衝突和政權更迭；氣候暖週期、農業帶的北移和擴張，農耕和遊牧社會常常會因為土地和財富陷入爭奪戰爭。
以中國為例，農耕文明在亞洲是灌溉農業，人們要聚落而居，需要大量勞動力共同勞作，因此形成了“多子多福”“安土重遷”等觀念（這本不是一個負面的概念，而是一種生態、生活、生產三位一體的農耕文化存在的方式）。而北方的遊牧民族在廣闊的草原逐水草而居，一旦北方變冷，遊牧民族就得全面南下，搶掠農耕民族貯藏的糧食，同時造成人口銳減。不過這種週期性的入侵往往止於各大山脈。
2021年8月22日，牧民在內蒙古興安盟草原上駕駛拖拉機準備打草作業。圖｜新華社
人類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動，帶來了人類社會的根本性變化。
如漢武帝逐匈奴於大漠以北，匈奴部族事實上沿著歐亞大陸向西，把歐洲北方部落向西南部不斷地擠壓，進而西歐北方的日耳曼人被擠壓進入了義大利半島，成為壓垮病入膏肓的羅馬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2017年8月，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和蒙古國成吉思汗大學聯合考古團隊宣佈，在今蒙古國中部發現了《後漢書》所記載的公元83年東漢與匈奴“燕然山戰役”的重要證據——班固所書的《封燕然山銘》。
此次發現石刻的地點在今蒙古國境內的杭愛山，距離雁門關1800公里。來自中原的農民騎兵的確曾如此深入遊牧民族的腹地。這場決定性戰役終結了中原農耕王朝與遊牧民族數百年的戰爭，使得匈奴離開了漠北高原，向西遷徙，直至頓河、多瑙河流域，並在隨後三四百年的衝突中不斷向羅馬帝國施壓，最終成為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北方，歷史上農耕與遊牧社會的並存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歷史現象。
中國遊牧社會產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北方草原地區，在農業從華北傳播到這些草原地區後，加上氣候的突然變冷，草原地區可狩獵的動物減少，人類開始畜牧。從其開端，遊牧和農耕兩種社會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中國古代的遊牧部落和遊牧民族，是在中原地區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同時或以後逐步形成的。不是先有遊牧經濟後有農業經濟，畜牧經濟的真正發展尤其是遊牧部落的形成，往往在農業經濟有了相當發展之後。
遊牧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遊牧需要廣闊的牧場，因而也就需要擴充套件，到一定程度後就會和過定居農業生活的居民發生衝突。
從黃帝時期到西周中葉，與中原華夏族抗衡和爭鬥的主要不是北方的戎狄族，而是南方的苗蠻族和東夷的一部分。從生產結構的角度考察，基本屬於農業民族範疇內的粟作文化集團與稻作文化集團的鬥爭。
從西周中期以後到春秋初年，情況有所變化，隨著全球氣候因太陽黑子活動減弱而寒冷化，西戎強大的遊牧部落群迅速向中原腹地推進，由於擁有大畜群這一巨大優勢，他們的攻勢一時使華夏諸國疲於奔命，華夏族的農業文化經受著巨大的歷史考驗，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到春秋中期已經可以看到遊牧民族向中原農耕文明靠攏。
進入戰國時代，侵入中原的戎狄族絕大多數已被華夏諸國兼併和融合，或被斥逐於中原以外，僅存的中山國也逐步接受了農業文明，後為趙國所滅。這樣，中原地區延續千年之久的華夷雜處局面就基本上結束了。
與此同時，遊牧民族在北方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到戰國後期，北方原來互不統屬的分散的遊牧部落逐步聚整合大的部落聯盟，最主要的是匈奴與東胡，此時農耕民族統治區和遊牧民族統治區明顯隔開來的格局就基本形成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河南地，連線和修築萬里長城，標誌著這種格局被進一步固定下來。
其後歷史中，農耕社會北進方面，透過一系列對外戰爭，漢王朝的疆土北拓至陰山，西擴至玉門關，從而保護了原有的農耕地免受匈奴的侵擾。隨後為了保衛這一勝利果實，不得不移民百萬，設定大量郡縣，在陰山、河套以南包括鄂爾多斯高原進行屯墾戍邊，將數十萬平方公里只宜畜牧遊獵、不宜農耕的乾旱區開闢成農耕區。
隋唐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強大的統一帝國，屹立於東亞有300年之久。它的經濟基礎就是發達的農耕業。唐代的邊患來自北突厥和西邊的吐蕃，所以，唐代前期在邊區始終駐有強大的邊防部隊，守衛邊疆。要維持龐大軍隊的生存，唯有在這些乾旱和半乾旱區進行屯田，因而將這一區域改造為耕作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和隋代邊疆局勢的緩和，都伴隨著氣候的明顯轉暖。
遊牧民族南下方面，北方民族入侵導致了中原王朝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大規模移民的浪潮，包括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亂，以及唐末至宋金之際的靖康之亂。這三次大規模北方人口南移，促使南方山區被大量開闢。
早期中國的北方粟作和南方稻作兩大農業體系涵蓋的地理面積非常大，遠大於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這賦予了中國早期農業文明寬廣的基礎、廣闊的迴旋餘地，以及抗風險力。同時這一農業文化圈外圍都還是採集狩獵經濟，沒有強勢文化，地位鞏固，這是和西方早期文明的顯著不同。
西方儘管有的地方發展程度很高，但比較脆弱，野蠻民族入侵往往帶來毀滅性打擊。比如西歐蠻族入侵羅馬帝國以後，在佔領者與當地居民共同建立的農牧並重的經濟中，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界限泯滅了。
而在中國，入侵中原的戎狄族卻被從事農業的華夏族戰勝並同化，中原因而保持和鞏固了以種植業為主的文化。西歐處於軍事民主制階段的蠻族面臨的是奴隸制度日暮途窮的羅馬帝國，處於初期奴隸制的戎狄族面臨的卻是中原處於上升時期的郡縣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兩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差異，中國北方西方廣闊的草原沙漠區給遊牧族提供了巨大舞臺。
演化出東西兩大文明早期互動的起因，在於氣候變化造成南北兩大文明的互動導致世界發生了結構性改變。不過，這些隨著氣候變遷研究而提出的人類歷史演變的新假說，仍然需要大量研究來證明。
總之，由於種種地緣因素，兩河流域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都中斷了，而多樣性下的延續性成為中國文明的特點。
習近平主席指出：錦繡中華大地，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家園，孕育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燦爛文明，造就了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現在，生態文明建設已經納入中國國家發展總體佈局，建設美麗中國已經成為中國人民心嚮往之的奮鬥目標。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快車道，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將不斷展現在世人面前。
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工業化程序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也產生了難以彌補的生態創傷。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順應自然、保護生態的綠色發展昭示著未來。
這一論述根植於中國的歷史，並直接指向了綿延五千餘年具有生態文明底色的中華文明。
5 東方文明藏空間優勢
中華文明起源上的特質，首先是空間上分佈的廣闊，覆蓋了眾多地理氣候帶，並因此產生了作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等；其次是早期文明的成熟度和社會組織的複雜程度。
中國的地理氣候帶的生物多樣性促成了早期農業社會的多樣性。進入歷史時期後，隨著國家政治建構與穩態村社的演化過程，形成了以亞歐大陸東端中國為主的、南北兩大不同文明的衝突，即北方遊牧區和南方農業區的衝突，政治國家在這種延續了兩千多年曆史性的衝突中發生了巨大變異。
對比同時代的東西方政治國家的變遷原因可知，西方的羅馬帝國的核心地區像一隻深陷於地中海的靴子，盡得海上貿易之利，因而是商貿立國，在先後打敗其商道競爭的老對手埃及和迦太基、佔據北非之後，其國土圍繞地中海區域呈環狀，周邊被武力征服的內陸則屬於奴隸農作地區，在公元前後的氣候溫暖期，農產品增量促使其貿易成熟發展。
不過，在氣候寒冷化時期，當歐洲歷史上被稱為“日耳曼蠻族”的北方人全面南下劫掠謀生之際，環狀的羅馬帝國因沒有防禦縱深而很快陷落，歐洲此後不久進入“千年黑暗”的所謂中世紀。
但這個在歐洲演化的歷史，顯然不可能覆蓋全世界。
在高山大海和凍土帶阻隔著的東方形成的秦漢帝國卻“重農抑商”，最初就是農業立國；秦初設立郡縣制、秦亡卻有漢承秦制，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別了歐洲封建制度。中國與古羅馬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的國土疆域狀如一塊巨大的餅，覆蓋著中國地理的二三級階梯，並且因西部內陸的多個氣候帶比沿海更為頻繁而發生冷暖變化，不得不長期與中亞草原遊牧區域形成類似地質學板塊撞擊式的互動。這也是自戰國時期北方諸侯發動民眾修長城、組建獨立於天子的軍隊、演化為國家間的征伐的原因。
2020年8月3日，朝霞映照在陳峭村上空。陳峭村是坐落於福建省周寧縣禮門鄉後壠大峽谷懸崖峭壁之巔的一座千年古村。圖｜新華社
由此看中國5000年農業文明的傳承之所以沒有被毀滅，是因為中國自秦漢以來擁有龐大的“餅狀”國土面積，得以對域內任何民族的農業生存方式構成防禦縱深來加以保護，並因此種超越一般部族村社的共同需求而具有相對有效的國家動員體系（可追溯到早期文明的水利工程）。
歷史上的小農以家庭為單位聚居於村社的制度型別是和東部太平洋季風降水的不平衡從而迫使中國人建設水利系統高度相關的，中國地處多個複雜氣候帶，要想形成農業的長期生產，就一定要有水利。村社的自治方式是以水利共享形成聚落而居，這與間作套種的農業管理又是高度相關的。
幾千年來，中國不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還有以水立國的德治傳承。我們認識到，由氣候和地理所決定的生存文化內在的差異性，在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乃至於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現。
因此，也可以說農業文明和“以水立國”形成的“舉國體制”並非哪個帝王人為建立的，而是中國歷史長期存在的這種國家型別所內生的體制特性，正是這個特性，使中國作為政治國家延續的時間遠比歷史上的西方國家更長。
另一個重要的線索是農業國家的興衰與氣候變化直接相關。中國到秦實現大一統的氣候背景是中國戰國時期全球的寒冷化（即距今2300年前後因太陽黑子活動減弱導致的全球的急劇降溫），這導致了北部諸侯國開始修建長城，構成了沿著400毫米等降雨線的遊牧/農耕兩種文明的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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