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很笨。昌思勉批評得好：為了替國家選一個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諒的，然而他無此權力，也無此聲望；為了替自己篡位或攬權鋪路，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煩。一個糊塗的少帝，要比聰明的陳留王容易駕馭。董卓應該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廢立，等待將來不遲。

東漢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權。董卓到達洛陽之時，宦官剛好已被殺盡。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裡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這件廢立之事以外，也頗像是有心做好。他起用了很多好人、文人，又替陳蕃、竇武等人“翻案”。他提拔蔡邕，也擢用了韓馥、劉岱、孔伷，叫這三人分別為邕州牧、兗州刺史、豫州刺史，荀爽是一位布衣處士，董卓拜他為三公之一的司空。其他兩位三公，司徒楊彪與太尉黃琬，也均是一時之選。劉表做過何進的幕僚，董卓於廢掉少帝，殺了何太后，與何家成為仇人以後，卻敢於重用劉表，發表他為荊州刺史。

綜觀東漢一朝的權臣，沒有人比董卓的機會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糟到不可收拾。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給人的印象，是“又出一個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廢立，殺害無辜的何太后與少帝，引起全中國有識之士的不平，也給了反對他的袁紹等人以有力的藉口。

董卓的另一串蠢事，是企圖以官爵權位來收買袁紹等人，反而給了他們以“造反”的憑藉。他以新皇帝（陳留王協，歷史書上的漢獻帝）的名義，任命袁紹為勃海太守，封為邟鄉侯；拜袁術為後將軍；以曹操為驍騎校尉。

袁紹後來就以勃海郡為根據地，叫東郡太守橋瑁偽造文書，用司徒楊彪、太尉黃琬、司空荀爽的姓名發表一篇檄文，申討董卓“弒君”之罪。

韓馥本來是不想造反，而且也派人監視了袁紹的，卻在接到三公的檄文以後，信以為真，轉過來幫助袁紹了。

在漢朝的四百年曆史之中，廢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沒有袁紹與橋瑁來發難，會不會有別人起而討伐董卓，對董卓所掌握的洛陽朝廷來造反，實在是一大疑問。

當時，沒有一位其他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紹的號召力。袁家從司徒袁安開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級大官，號稱“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當於西漢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門生故吏，在各州各郡做官的很多。袁紹本人又是風度翩翩的濁世佳公子，當過濮陽縣縣長、大將軍何進的掾（科長級幕僚）、虎賁中郎將、中軍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間，袁紹一向是與外戚比較接近。他和梁冀處得不壞，和竇武可算是生死之交，與何進又有了賓主關係。

當時一般的讀書人，也大都是寧願與外戚站在一邊，而羞與宦官同流合汙的。曹操亦復如此，雖則他的父親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

董卓於廢掉少帝改立陳留王以後，改次年年號為“初平元年”。這位陳留王便是史書上的獻帝。董卓以初平年號放在靈帝的“中平”年號之後，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識。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農曆正月，袁紹等人的反董同盟傳檄天下，聲討董卓；同時，動員了相當多的兵力，向洛陽進軍。同盟的構成人員。依照《三國志》的（魏）《武帝紀》是：

後將軍袁術

冀州牧韓馥

豫州刺史孔伷

兗州刺史劉岱

勃海郡太守袁紹

河內郡太守王匡

陳留郡太守張遵

廣陵郡太守張超

東郡太守橋瑁

山陽郡太守袁遺

濟北國國相鮑信

他們的兵，分別集合在河內郡懷縣（河南武陟西南）、潁川郡陽翟縣（禹縣）、酸棗縣（延津縣北）與鄴縣（臨漳之西）。

董卓索性殺了少帝，他這時候已經用獻帝的名義，任命自己為三公以上的所謂“相國”，成為漢朝歷史上蕭何以來的第一人。九歲的獻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徵召全國之兵，來抵禦袁紹、王匡等人；尚書鄭泰勸他不可如此。鄭泰說：“你所帶的涼州漢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強的兵，任何人也抵擋不了，不必再驚動各地的百姓。百姓們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們召集起來，他們可能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為非’。”（西漢所行的是徵兵制度，東漢卻已經有很多年不曾徵兵了）

董卓決定：不和袁紹等人計較短長，只留部將徐榮與女婿牛輔對他們監視，自己帶了獻帝離開洛陽，遷都長安。走的時候，強迫數百萬人民扶老攜幼一起走；把繁華的洛陽城放火燒光。

這個董卓真是越來越荒唐了。對敵人不戰而走，等於向天下承認自己既沒有能力，又沒有勇氣，損壞自己的威望。燒掉兩百年來的中國第一大城，似乎是實行兵法上的“堅壁清野”，不讓袁紹等人取得物資；其實袁紹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陽來；而董卓自己倒先損失了這些物資，也激怒了幾百萬洛陽人民。

袁紹等人不僅不能打到洛陽來，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紹等人只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真正的動機只是為了脫離洛陽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據地盤的軍閥。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與孫堅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當過議郎、騎都尉、校尉，還不曾當到刺史、太守、州牧一類的大官。這一次，他在陳留郡募了一些兵來，隨著張邈等人參加以袁紹為盟主的討董運動，只不過是一名小股東而已，談不上有多大的影響力。

他看不慣袁紹等人擁兵十幾萬而天天“置酒高會”，就單獨行動，帶了自己的兵與張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衛茲統率的兵，開到滎陽縣汴河的河岸，與董卓的徐榮打了一仗，被打敗。曹操雖則是敗了，勇氣可嘉。

曹操回到酸棗，見袁紹等人，責備他們一頓，說他們不該浪費時間，失掉機會。他建議，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紹率領，進軍黃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棗諸將共同進軍，佔領黃河南岸的成皋、敖倉；另一路由袁術率領，由南陽衝進武關，威脅“三輔”（長安及其左右外圍）。

袁紹等人聽不進曹操的建議，繼續“置酒高會”，待糧食吃完，各方人馬陸續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許多意見來。橋瑁與劉岱二人由盟友變成敵人，打將起來。橋瑁被劉岱打敗，殺死。韓馥與袁紹商量了以後，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為新的東郡太守。

曹操不等到各方“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鄉所在的“揚州”（安徽與江蘇、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了一千多人，再到黃河北岸的懷縣（他的家鄉是沛國譙縣，今日的毫縣）。袁紹這時候，也在懷縣。

有一天，懷縣忽然來了三名中央大員；官居執金吾的胡母班（姓胡母。名班），官居“將作大匠”的吳修（將讀去聲，將作大匠四個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總工程師），與“越騎校尉”王瓌（越騎，不是越人騎兵，而是擅長超越別人的騎兵）。這三名大員，是奉了董卓的命令，來懷縣找袁紹等人談和的。

袁紹不耐煩聽他們的一套，吩咐王匡把這三人斬了。

袁紹連“兩軍相交，不斬來使”這一點很普通的規矩都不知道。他的領導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員。三位既然被殺，其他兩位是：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大鴻臚有一點像外交部長，少府像財政部長）。陰修死在袁術之手；韓融由於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給袁紹一點顏色看：派兵進攻屯在河陽的河內郡太守王匡，將王匡打得潰不成軍（河陽在河南孟縣之西）。

袁紹等人感覺到，對董卓既不能打，又不願和，那就另外找一個人立為皇帝，組織新的朝廷而自己充當這新朝廷的董卓。

他們以為幽州牧劉虞，是一個理想的人選，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見劉虞；不料這位劉虞卻深明大義，堅決拒絕，罵了代表一頓。他們又派人去，劉虞說：“你們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紹也曾以私人名義，寫信給堂兄弟、在南陽當軍閥的袁術。袁術說：“我反對董卓，不反對當今皇帝（獻帝）。我只想討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紹兩面碰壁，也就打消了這個擁立劉虞的念頭，也不想自己當皇帝。

那位會說漂亮話的袁術，不久卻存了自己當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頗有此意。他當了“相國”還感覺到頗不過癮，叫獻帝任命他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這很像是為未來的篡位行動鋪路。這時候，都城雖則是已經遷到長安了，董卓本人還留在燒燬了的洛陽。董卓不曾來得及篡位，他被孫堅打敗。

孫堅的故鄉，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輕的時候曾經遇到土匪，很沉著，能在幾個土匪搶去他的金銀坐地分贓之時，略施小計，便把土匪嚇走。這小計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邊招，又向右邊招，使得土匪們以為來了官兵，慌忙捨棄了金銀而逃。

其後，他當了朱儁的司馬，跟隨朱儁打南陽的黃巾，獲勝，他也跟隨了張溫打羌人，與董卓同過事。再其後，他又以“議郎”的職位，轉任長沙郡太守。

袁紹號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討伐董卓之時，孫堅很贊成，卻沒有能夠帶兵到懷縣與酸棗，參加那個以袁紹為領袖的同盟。他與袁紹的堂兄弟、雄踞南陽的袁術，倒頗為接近。

袁術的官銜是“後將軍”。後將軍與前將軍、左將軍、右將軍這三位將軍的地位相等；比大將軍、車騎將軍、驃騎將軍要低；比所謂“破虜將軍”、“蕩寇將軍”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術於董卓剛剛得勢之時，看清了洛陽不可久留，立即帶兵佔了魯陽一帶。

袁術歡迎孫堅由長沙北上，討董。孫堅來到南陽，第一步逼迫荊州刺史王睿自殺，第二步砍掉南陽太守張諮的頭，第三步與袁術“合兵”，把南陽郡的地盤交給袁術，自己繼續北上，向洛陽進軍。

袁術的作風，正如當時有些軍閥一樣，雖則是公開反對董卓，討伐董卓，卻仍舊對長安的朝廷上表，報告要政，推薦大官。

以董卓為實際主人的長安朝廷，有時候也竟然接受軍閥的要求或建議；在其他的時候則相應不理。軍閥們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沒有“迴文”；只要上一張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術感謝孫堅給他南陽，就上了一張這樣的表，推薦孫堅為“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董卓有沒有發表孫堅為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難考。事實是，孫堅從此便自稱為“破虜將軍”，也被其他軍閥稱為“破虜將軍”。

孫堅把討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誰都認真。他帶兵離開南陽，向洛陽進發，與董卓的部隊頗打了幾仗。那袁術卻不輸送足夠的軍糧給他。並且，作為反董盟主的袁紹也竟然派了一個周昂，來作所謂豫州刺史。孫堅有理由生氣；他回軍，趕走這個周昂；也來到南陽，對袁術提出責問。他向袁術說，“董卓殺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殺我孫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為公不是為私；若是論私，我可說是為你們袁家報仇。而不是為我自己孫家報仇。怎麼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糧？你是希望我戰敗麼？”

袁術十分慚愧，答應以後不再馬虎，一定源源供應軍糧。

孫堅獲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於再度進攻董軍以後，大勝呂布與胡軫二人。這兩位董軍大將彼此之間頗有意見，也未嘗不是孫堅獲勝的原因。

孫堅一口氣衝到洛陽。董卓狼狽撤退，溜去長安，留下朱儁守洛陽，替他董卓“扛木梢”。

朱儁卻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與反董的各地軍閥互通聲氣，而且表示了願意參加反董的軍事行動，所苦的是無兵無糧。

徐州刺史陶謙，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別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紛紛送給朱儁以兵員與軍糧。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從洛陽移到中牟，他此後的官銜，是陶謙送給他的“行車騎將軍”。行是代理，“代理車騎將軍”。陶謙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給長安朝廷，推薦朱儁。

朱儁這個人，倒是頗有一點原則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個反董的軍事中心，和董卓的軍隊交過鋒。其後，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呂布殺死。陶謙與北海國國相孔融及博士鄭玄等人寫信給朱儁，公推他為“太師”，請他率軍西上，到長安去主持政府，願意供應他半年的軍糧與足夠的兵。同時，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也爭取他，拜託了在長安朝廷中擔任太尉的周忠，以獻帝的詔書徵召他“入朝”。

朱儁權衡輕重，決定冒生命的危險到長安，希望用自己的聲望與智慧，維護獻帝的安全於李傕、郭汜等等一群小軍閥的胡作非為之下。於是他辭謝了陶謙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義的心情，隻身前往長安。

到了長安，李傕、郭汜等人請他擔任“太僕”。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請他代替周忠擔任太尉，兼“錄尚書事”，總攬一切行政上的事務（實權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當太尉當到次年（興平元年）七月，丟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擔任“驃騎將軍”，帶兵到函谷關以東，鎮壓關東的大小軍閥。朱儁還不曾來得及出發，李傕與郭汜彼此火併起來。朱儁留在長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農”。

獻帝這時候已經十四歲，略微懂事。獻帝叫朱儁與楊彪等若干大員，去郭汜的司令部，勸郭汜不要打李傕。郭汜大怒，認為朱儁、楊彪等不去勸李傕，而先來勸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楊彪等十幾個人，都扣留起來。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氣，就氣死了。

以上，為了不能不給朱儁的晚年作一個交代，我只得暫時撒開董卓之死，等到現在才說。

董卓早就該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於他那種紙老虎的威風，的確叫人害怕。他有當時全中國最強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漢獻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測之恩戚”叫人感激，也叫人發抖。再加上，他從羌人、胡人那裡學來的一大套野蠻勁兒，例如割舌頭，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幫助了塑造自己為閻羅王的形象。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看得出，像他這樣的大獨裁者雖不是用軍隊所能打倒，卻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對付他、消滅他。

司徒王允是這“極少數人”之一。他說服了董卓身邊的呂布。呂布當時正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極好，收了他為養子；也可說是董卓身邊最受親信的人（董卓似乎沒有親生兒子；女婿也只有一個，姓牛名輔）。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對他極壞；董卓曾經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帶的“手戟”，向呂布摔來，呂布倘若沒有武功，躲不開這手戟，當時一定達命。因此之故，呂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穩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沒有記載，《後漢書·呂布傳》說：董卓在這一件小事發生以後，仍舊很喜歡呂布，叫呂布做臥房附近的侍衛。這位呂布卻又和董卓的傅婢（貼身丫環）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呂布私通傅婢在後。

《三國演義》的作者，把這件事描寫得有聲有色，說王允有一個丫環，名叫貂蟬，為了叫這丫環去影響呂布，王允把貂蟬的地位由丫環提升為養女，偽稱為“親生之女”，然後就施行“連環計”：先把呂布請來，許呂布以此女，叫呂布作未來的女婿；然後又把這位小姐送給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呂布果然就殺了董卓，達到了王允的願望。

其實，貂蟬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環。

貂蟬二字，原為漢朝後宮之內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嬪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蟬。王允家中，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丫環。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後漢書·董卓傳》記載了他曾經“奸亂公主，妻略宮人”。

呂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國演義》中的貂蟬，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呂布終於決定殺董卓，確是由於王允的開導。王允勸呂布不必顧慮什麼父子之情，董卓與他至多隻是養父、養子或義父、義子的關係，不是親父子；況且，董卓在向他揮手戟之時、並不曾顧到什麼父子之情。董卓被殺，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這一天，漢獻帝小病初愈，大會群臣於未央殿（《後漢書·獻帝紀》，說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殺的地點，是宮城的北掖門。動手殺他的，先是呂布的小同鄉、官居騎都尉的幷州五原人李肅，李肅僅僅砍傷了董卓的臂膀；卻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滾下馬車，呂布接著用長矛一刺，就結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滾下馬車之時，還不知道呂布已經對他變心。大叫“呂布何在？”呂布取出士孫瑞所寫的獻帝詔書，說：“有詔，討賊臣。”（士孫瑞是右扶風人，居官尚書僕射，這尚書僕射之官，到了北周與隋唐之時，才十分重要；在東漢之時還不過是皇帝面前的一種類似文書科副科長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宮內宮外的兵士都高呼萬歲，許多老百姓跑到街上來唱歌跳舞，也頗有一些人賣了珍珠寶玉與好衣裳，去買酒買肉，大吃一頓的。董卓，的確是壞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他的屍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臍眼裡，當蠟燭，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紹、袁術家的門生故吏，集合起來，把董卓的屍首燒了，燒成灰，散佈在街道上，出氣，這些話，《三國演義》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於殺了董卓以後，被獻帝加給了“錄尚書事”的實權。

呂布被封為溫侯，任命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假節，是姑且准許“持節”；“節”是皇帝所頒給的一種長於西洋人所有的“權杖”。儀同三司，是儀隊及威風，比照司徒、司馬、司空，這三個“司”字號的三公級大官（司馬這時候已經改稱為太尉）。

王允以“司徒，錄尚書事”的權力，請獻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為徵西將軍，派皇甫嵩到長安西南的郿塢，沒收董卓屯聚在該處的財貨，結果沒收了黃金兩三萬斤，白銀八九萬廳，與堆積如山的衣料、珍寶玩物。住在郿塢的董卓的九十歲母親，官居左將軍、封為鄂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齊被殺。這種一人獲罪，全家遭殃的現象，是漢朝法律的一大汙點，叫做“族”，又叫做“族誅”。罪大的，不止誅滅一族，會滅三族。董卓所受的處罰，是“夷三族”。

當年，宦官張讓、趙忠等人，殺了外戚何進，袁紹、袁術等人又殺了全部宦官以後，實實在在是給了董卓一個撥亂反治的機會。而董卓胡攪一頓，造成了函谷關以東諸州、諸郡的割據。現在，董卓既死，這也是給了王允一個新的撥亂反治的機會。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夠，雖不是有心胡攪，卻把函谷關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慘。

他派呂布去陝縣，打董卓的女婿牛輔。牛輔被消滅了，牛輔的部下三個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希望王允赦免他們，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嘗沒有理由。李、郭、張三人曾經在聽到董卓被殺的訊息後，屠殺了他們部隊之中的王允同鄉一一併州人，幾百個男男女女）。

王允和呂布均是幷州人；董卓、李傕、郭汜、張濟，都是涼州人。他們之間的仇恨，擴大為兩州之間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以王允為中心的長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國統一的機會，而且也失去了維持“三輔”（渭河流域、關中平原）的治安的機會。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從陝縣殺到長安。董卓的另一部將樊稠，也人了夥。呂布抵擋他們不住，離開長安，去南陽，投奔袁術。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虜，與他家裡的十幾口人一齊被殺。

長安朝廷，靠了幾位老臣勉強撐持。這幾位，是先後擔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錄尚書事”的趙謙、楊彪、皇甫嵩、馬日磾、周忠、朱儁。他們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為將軍，總算換得了三個月的苟安。

在這三個月之中，倒黴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還有黃琬一家。黃琬是司隸校尉，在執行維持京師治安之時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隊。

李傕自己於九月間兼了司隸校尉；同時，由普通的將軍升為僅次於大將軍的車騎將軍。當時，朝廷中沒有大將軍；大將軍不是常設的官位。

李傕而且“開府”，有了自己的機構，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將軍偶爾也有“大將軍府”。

李傕又獲得了“假節”，得到皇帝所“姑且頒給”的“節（權杖）。這個節，類似明朝以後的所謂“上方寶劍”。

郭汜與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別取得了後將軍與右將軍的官階；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開了府，他們三人的府，與“三公”的府並列，號稱“六府”。他們三人“共秉朝政”，漸漸地不把“三公”看在眼裡：只用他們自己的私人為大小官吏。

再以後，他們竟然把長安京城分為三個“防區”，各管一區，這三個區，沒有一個區治理得好；他們三人的兵都毫無紀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隸。

張濟的力量，比不上他們三人；只作了“鎮東將軍”，回駐陝縣。

又過一年，到了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對樊稠看不順眼，於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殺了。他懷疑樊稠與涼州的造反首領韓遂有勾結（韓遂曾經夥同馬騰在去年，打到離開長安僅有五十里的“長平觀”，被李傕叫侄兒李利，幫同郭汜與樊稠，將韓、馬二人的軍隊殺退，樊稠奉令追擊，卻在陣前與韓遂“駢馬笑語”，敘談涼州家鄉的鄉情）。

此後，長安城內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兩雄。三雄鼎立之時，勢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兩雄，便難以並立。

李傕常常請韓汜去他營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吊膽，怕做了樊稠第二。兩人終於以兵戎相見，把首善之區的長安弄得雞犬不寧。

自從董卓遷都長安，閉關自守以後，函谷關以東的州郡在貿易上早巳與關中的“三輔”隔絕。物資缺乏，物價高漲。況且，董卓已經用新鑄的小錢，把五銖好錢趕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沒有李、郭二人的火併，本來已經夠受，加上他們的火併，這困苦真是難以形容。雜糧久已高到五十萬錢一斛，麥子高到兩千萬錢一斛。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不是一位喜歡過甚其詞的人。他在《董卓傳》的裡面說“長安城內“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來打去，打到興平二年，那原有數十萬人的長安，破落到“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無復人跡。”

李傕把漢獻帝從宮裡接了出來，安置在自己的營盤裡，楊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隨獻帝與伏皇后、宋貴人的車子，也進入李傕的虎口。其後，獻帝叫楊彪與司空張喜、大司農朱儁等人去郭汜那裡，勸郭汜對李傕和解；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獻帝的左右，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為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同時，也升郭汜為車騎將軍。但沒有用，解決不了這兩雄不併立的問題。

問題的解決，倚仗張濟。張濟從陝縣來，勸他們和，也勸他們讓獻帝與公卿離開關中，東遷到陝縣所屬的弘農郡（弘農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靈寶縣的境內，縣城西南若干裡）。獻帝本人（這時候有了十五歲），也派人向李傕再懇求，求了十次。最後，李傕居然答應。

興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獻帝與公卿從長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塢營出發，郭汜與董卓的其他舊部楊定、楊奉、董承，都參加了護送的行列。張濟也乘此回到他的駐防之地陝縣。

人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達了新豐。

兩個月以後，人馬走近華陰之時，郭汜忽然後悔，想搶走獻帝，楊定與楊奉和他打了一仗，將他打敗。

郭汜敗了以後，回長安，與李傕真正和解起來，而且約好張濟，一齊對楊奉、楊定動手。

十一月庚午日，獻帝與公卿的行列，走近弘農郡的東澗，被李、郭二人的聯軍追上，這一次，楊奉與楊定打不過他們，連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個，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傑、射聲校尉沮儁。

楊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條計策：請來山西的大強盜李樂、韓暹，與歸化的南匈奴左賢王（這位左賢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樂與韓暹是所謂“白波賊”的首領。白波與黃巾的性質，差不了許多。

李傕與郭汜打得了楊奉、楊定，卻抵擋不了白波軍與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著戰勝的機會，趕緊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將獻帝與皇后、貴人，及少數的隨從渡過黃河，到河東郡安邑住了下來。河東郡太守王邑，與河內郡太守張楊，均對獻帝及其隨從表示歡迎與擁戴。

張楊而且派人去洛陽，把焚燬了的宮殿加以整修，這些宮殿雖則是因陋就簡，不值得一看，就當時情形來說，已經是獻帝所夢想不到的了（比較大的一座殿，稱為“楊安殿”，以表示這是張楊所築，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獻帝由安邑遷回到洛陽。

朝廷的大小官吏，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談不上有什麼薪水倖祿，僱用僕人，當然免談。他們這些可敬的忠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乾果、水果、野生的五穀，自己砍樹木，捆荒草，揹回家去燒飯。

而且，他們要被韓暹等人欺負，韓暹此時，已經官居“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不僅“假節”，又假了鉞，鉞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張楊與王邑這兩位深明大義，具有實力的太守，卻又愛避嫌疑，不願意留在洛陽，蒙干預朝政之名，均回了他們職責所在的郡（河內郡與河東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衛將軍”，不甘心讓韓暹長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請曹操來洛陽“保駕”。

曹操這時候（建安元年）已經全憑他自己的作為，崛起於群雄之中，由騎都尉而東郡太守，又由東郡太守而兗州牧。

曹操的力量，確是能勝過韓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