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滿洲的形象我相信大家並不陌生，身穿清朝官服，面容陰險狡詐，眯眯眼則是其最顯著的特徵。傅滿洲是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筆下的反派角色，最早出現在1913年《傅滿洲博士之迷》一書中，之所以採用這種形象，不單單是作者本人對東方人的歧視，內部還大有文章。

在西方喧囂塵上的“黃禍論”

在19世紀末20年代初，西方政客和學者們一直在鼓吹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想，按照他們的說辭，在歷史上前後曾有過3次“黃禍”。

第一次是匈奴人西遷，當時漢朝多次對匈的全面作戰，迫使北方的一部分匈奴人向西遷徙。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被漢軍打的節節敗退的匈奴人，在歐洲未逢敵手，打的歐洲人找不著北，以至於他們驚呼阿提拉為“上帝之鞭”。

第二次是被唐朝驅逐的突厥，西遷的突厥人在歐洲戰力爆棚，滅亡了殘喘的東羅馬帝國。取而代之建立了奧斯曼帝國，隔絕了西方通往東方的路上通道，促進了大航海時代的到來。

提到第三次，大家一定不陌生，那就是著名的蒙古西征，最遠一直打到歐洲的多瑙河流域，就連驍勇善戰的斯拉夫人也不得不臣服於金帳汗國。

在西方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觀念的時代，羸弱的清王朝就是西方列強眼中的肥肉，恨不得當即瓜分殆盡。帝國主義需要輿論和口號來調動國民的情緒，激起國民對東方人的恐懼和敵視，透過扭曲事物的本質，蠱惑矇蔽民眾達成把殖民侵略合理化的目的。當殖民侵略上升到國家，民族層面的時候，他們的目的就達成了。

而“黃禍論”則恰恰是西方政客和學者把社會達爾文主義運用到“最佳”的傑作。

鼓吹東方威脅，營造恐慌情緒

工業革命後，西方的衛生和醫療水平提高，人口增長速度加快，緊靠國內市場是無法滿足需求的，所以這一階段西方對海外的擴張速度加快。有限的生存空間引發了不少歐洲人的恐慌，西方學者於是大力鼓吹人口論，一個著名的論點就是:

“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加的，而生活資料只能按算術級數增加。對食物產地的壓迫、飢餓和無法控制的歐洲人和海外人將把一切都吃得精光。”

中國的人口基數最大，在他們看來如果擁有龐大人力資源的中國強大起來，必然會同他們爭奪市場和生存空間。日本在19世紀末的崛起恰恰又加劇了這種情緒，一些西方政客擔心倘若日本的技術和武器同中國結合，那後果是很令人擔心的，這一點從德皇威廉二世致俄國沙皇的信中可窺探一二。

“二千至三千萬受過訓練的中國人，由六個日本師團加以協助，由優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軍官指揮，這個前景默察起來是不能不讓人焦慮的”。

西方人一直鼓吹盧梭的“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可要真是人人平等又怎麼會壓迫和侵略，所以西方政客和學者決定要“有所作為”。

透過醜化和歧視，把東亞人塑造成劣等民族

掌握話語權的西方列強，用其所謂的科學研究得出了盎格魯散克遜人、日耳曼人平均腦容量最高，妥妥的世界最優秀民族而亞洲和非洲人的腦容量則同上述優秀民族有著不小差距的結論，以此來落實我們是劣等民族的觀點。但實際上黃種人的腦容量要高於白種人，我們才是最具有智慧的民族。

這還不夠，他們還要徹底改變和顛覆西方人對亞洲和非洲人形象和觀念的認知。《馬可波羅遊記》裡的東方神秘而強盛，而到了近代我們的形象則是眯眯眼，狡詐、邪惡，即便出現在影視劇中也大多是反派或者負面形象。

因為只有這樣西方人才方便把自己塑造成救世主，貫徹他們所謂“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貧窮落後的我們只配被奴役，壓迫，沒有資格享受本就屬於我們的資源和財富。“洋大人”一副剛剛在上的樣子，他們不僅要把這種形象和觀念在國民中宣傳，還試圖刻到我們骨子裡，摧毀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取而代之的是甘於被壓迫的奴性。

百年過後，那個西方列強在海岸上架上幾門大炮的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這種帶有醜化和歧視的形象是我們昔日貧窮落後時的國恥！19世紀末“黃禍論”的矛頭直指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誕生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在法律層面上確立了對華人的歧視，這是何等的奇恥大辱。

甲午、日俄兩場戰爭後，日本快速崛起，很快就躋身於列強行列，曾引起了西方的極度恐慌。如今同處東方的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這同樣也加劇了西方國家的不安。但很顯然，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中國在世界經濟上的重要性愈發顯著，以往熱戰和美蘇冷戰的對抗模式不再現實，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輸出和對抗。

再度輸出眯眯眼這種醜化、歧視的形象似乎成了西方別有用心者的一大手段，要的無非是改變和扭曲我們的形象和觀念。

1949年我們在付出了無數先輩的流血犧牲後向世界宣佈我們站了起來，要的就是拜託侵略者強加給我們的帶有醜化和歧視的形象和觀念。而如今身處繁榮富強時代的我們絕不能再把它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