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Bangalore）市中心的KGA高爾夫球場，美國著名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頗有些意外地看到很多美國品牌，比如：記分員來自愛普生公司；一位球童戴的是3M公司的帽子；球場外的標識是德州儀器贊助的；路邊必勝客的廣告牌上熱氣騰騰的披薩；球場外的尚未完工的高盛大廈……更令他驚訝的是在印度軟體公司Infosys的見聞。在一間由40塊數字螢幕組成的全球虛擬會議室裡，Infosys全球供應鏈的每一個成員都可以隨時“出現”在這個房間。此外，他還發現美國的稅務顧問、程式設計、呼叫中心等服務也都被“外包”給了印度。
弗裡德曼深刻認識到了數字時代的全球分工和競爭關係。如同哥倫布證實了“地球確實是圓的”一樣，弗裡德曼發現：世界是平的！是資訊與通訊技術的進步和創新將全球經濟的競技場夷為平地。弗裡德曼為此感到欣喜，但也心生憂慮。他擔心的是離岸外包和價值鏈分工對美國產生的負面影響，如工作崗位的流失等。
基於比較優勢理論的分工和貿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它等同於技術進步的效果，整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遷移。但李嘉圖錯在將比較優勢視為外生給定的。比較優勢的來源也不僅僅是要素稟賦，還有制度和政策，即使要素稟賦結構也是可變的。微觀或中觀層面，如果後發國家將貿易伙伴的比較優勢轉化成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分工協作就變成了相互競爭（Samuelson，2004）。宏觀和政治經濟學層面，當後發國家的相對經濟總規模上升到一定水平，貿易將不再是雙贏的，極有可能出現貿易衝突（戈莫里和鮑莫爾，2018）。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後發國家隨著價值鏈向上遊躍遷，對美國等技術前沿國家的競爭已不侷限於勞動密集型行業或低附加值生產階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價值鏈貿易和總貿易規模均出現不同程度上的收縮。2016-2020年，保護主義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取得政治主導權，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多邊治理框架面臨挑戰。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擾亂了分工秩序，其引發的晶片短缺、“能源危機”等事件突出了價值鏈的安全風險。價值鏈重構似乎已成為共識。21世紀的全球化將向何處去？
思考全球化的命運，需要一個抽象框架。如果將全球化視為一個主要由經濟理性驅動的事實，那成本-收益（投入-產出）分析就是基本分析工具，而技術和創新則是一個主要視角。
以創新驅動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經濟增長始於1820年，它有三重轉折意義：（1）世界經濟擺脫“馬爾薩斯停滯”，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程序全面加速（圖1）；（2）現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時代開啟；（3）東方和西方出現“大分流”。這並非巧合，因為它們的驅動力都是創新和創新的擴散。
圖1：世界經濟的起飛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Devezas et al.,2017, p.14；筆者繪製
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歐洲迎來了長期和平，歐洲大陸國家加快學習英國，開始了工業化。比利時是第一個學習英國的國家，開始於19世紀20年代。法國、瑞士和普魯士始於30年代（還有美國）。70年代開始，伴隨著金本位的確立和貿易的發展，工業化浪潮向全球各地擴散。東方國家中，除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的“明治維新”之後開始了工業化之外，中國和印度等大國均在去工業化（鮑德溫，2020，第2章）。
按照價格趨同的標準，現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始於1820年。19世紀初，瓦特改良版蒸汽機在船隻和火車上的使用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技術上，1814年，喬治?斯蒂芬森發明蒸汽機車。1819年，風力與蒸汽動力混合的蒸汽船第一次橫渡大西洋。政策上，英國從1815年開始降低關稅，並於1846年最終廢除“穀物法”，標誌著自由貿易的開端。1846年到1879年是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全球貿易總額佔GDP的比重從10%快速上升到24%（圖2）。1879年後，德國和美國開始奉行保護主義政策，全球貿易進入停滯期，直到一戰之前才短暫地恢復。在與英國等領先工業化國家的貿易過程中，美國和德國都制定了保護國內幼稚工業的政策，充分學習技術知識，開始了工業化和對英國的追趕。而傳統文明古國則由於閉關鎖國等原因錯過工業化浪潮，最後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圖2：全球化的起落（1827-2019）
資料：1827-1949的資料來自Klasing and Milionis, 2014；世界銀行，筆者繪製
將G7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其在全球GDP總量中的比重在1820年為20%，此後持續上升，直到1990年達到67%的峰值。這就是彭慕蘭所說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實際上，東西分流是建立在西方國家內部合流的基礎之上的。合流的動力機制就是創新的擴散和工業化。同樣的道理，隨著冷戰結束，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開始了第二次合流。這就是鮑德溫所說的“大合流”。工業生產化程序發生了逆轉，G7國家開始去工業化，新興市場國家則加速工業化。同時，G7國家的GDP總額佔全球GDP的份額也快速下行。截止到2020年底，已經下降到45%，相比1990年的峰值下降了22個百分點。
如何在統一框架下理解並解釋全球化程序中不同經濟體經濟發展的路徑差異？基於“三級約束”——商品、知識（或思想/資訊）和人口——框架，鮑德溫認為，不同階段的全球化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19世紀初是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綁”（1.0時代）。驅動力是蒸汽機的發明、改良和應用，商品的生產國與消費國開始分離，貿易的內容以初級商品和工業製成品為主，服務貿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此後170多年裡，知識和人口的流動仍然受限，資訊流通成本較高，這約束了垂直一體化分工和創新的擴散。托馬斯?弗裡德曼所說的“碾平世界的10大動力”中的最早一項也是1989年才出現的Windows作業系統。網際網路時代的基礎設施Web直到1995年才誕生。與此同時，二戰後的自由貿易主要侷限於西方陣營，直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1991年蘇聯解體，兩大陣營的對峙才正式結束。
20世紀90年代是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綁”（2.0時代）。由於ICT技術的發明和擴散，知識或資訊的流通成本大幅下降，提升了全球協同生產的能力。很難想象在一個資訊流通不暢的時代，分工能夠達到今天這樣的深度和廣度。資訊時代，恐怕斷網對生產的影響不會弱於斷電，尤其是對於跨國公司而言。同樣重要的是，“資本”要素的解綁也在同步推進。20世紀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思潮帶動了跨境直接投資的興起。發展中國家開始摒棄保護主義政策，紛紛加入到全球分工當中。這掀起了全球價值鏈革命，中間品貿易逐漸成為貿易的主要形式，約佔貿易總額的2/3左右。價值鏈貿易不僅推升了貿易規模的攀升，也加快了知識的交流和創新的擴散。
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起飛大多是依靠參與全球價值鏈貿易和引進創新而實現的，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ICT革命之上的。ICT革命解決了資訊流通的問題，但沒有解決人（即勞動）的流通問題。製造業可以靠自動化，但大量的服務業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的。也正是因為勞動的流動成本高，知識和資本才流向勞動力密集地區。如此一來，發達國家是高技術+高工資+高資本積累的組合，發展中國家則是高技術+高資本+低工資的組合，後者顯然更有優勢。
全球化正迎來“第三次解綁”（3.0時代）.新一代人工智慧（AI）、增強現實/虛擬現實（AR/VR）等技術將使人口的流動不再受到空間的約束，面對面交流的成本將大幅下降，曾經不易流通的服務也將變得可流通。假想兩個場景：（1）線上會議。在2.0時代，用的是騰訊會議，可以共享課件，看見參會者的二維影象，聽見聲音，效果並不理想。在3.0時代，遠端顯像和全息臨場感等技術將實時投影三維影象，高模擬的虛擬會議更接近線下會議的效果；（2）餐飲服務。假如你在國外留學，很想念母親做的紅燒肉。在2.0時代，你只能透過影片連線的方式讓母親教你怎麼做，但還是得自己下廚。但在3.0時代，母親可以藉助遠端機器人“親自下廚”，並將做好的紅燒肉端到你面前。
類似地，醫療、教育、家政、文娛等服務業貿易的可行性將顯著提升。當下流行的“元宇宙”（Metaverse）概念表明虛擬現實革命正在加速推進。在這樣一個虛擬的世界裡，時間和空間不再是人類行為的約束，不僅僅是經濟行為。Decentraland推出的一場元宇宙音樂節將在美國東部時間10月21日下午4點開演……
ICT革命中的三大定律（摩爾定律、吉爾德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仍在沿“S”曲線上行，資訊流動成本將進一步降低，生產可能性邊界會進一步外擴。邏輯上，這意味著全球分工將進一步細化；由於全球“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未來外包的目的地很可能還將繼續向印度、非洲這些勞動充裕國家或地區延伸。服務業價值鏈分工格局很可能與地緣約束下的製造業分工的“三足鼎立”格局（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價值鏈；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價值鏈；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價值鏈）有所差異。服務業規模遠大於製造業。“微笑曲線”表明上下游服務端的增加值高於中游製造端。發達國家在服務業上的比較優勢顯著高於中國等後發國家。服務貿易可行性邊界的提升很可能扭轉當前的國際收支格局，美國和英國的比較優勢最為顯著。反之，中國的比較劣勢也較為顯著。隨著“製造業服務化”趨勢的推進，服務業比較優勢甚至可能扭轉製造業的比較優勢。這對中國有頗為重要的政策含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搭上了建立於美元體系基礎之上的新全球化的順風車，“中國奇蹟”正因為是順勢而為才看起來自然而然。
改革開放首先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中央決策層開始重新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首先體現在對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看法上。人們開始摒棄“一無內債、二無外債”的落後觀念。
在改革開放的同一年，決策層決定接受外商直接投資。截止到2019年底，在工業企業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在資產規模、營業收入、利潤份額和就業崗位等方面佔比約20-25%，在ICT、汽車等行業，佔比超50%。難以量化的，也是影響更深遠的是知識和技術的外溢效應及其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綜合考慮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誘致效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外商投資企業約貢獻了國內增加值的1/3和就業的1/4（M.Enright，2017）。
中國製造的崛起與FDI的行業結構有關。2009年之前，製造業佔FDI的比例始終在50%以上，峰值出現在2004年，佔比71%，此後加速向製造業產出佔GDP的比例收斂，2015年後基本匹配。截止到2019年，製造業FDI（流量）佔比已經降至25.6%，僅隨其後的是房地產業，佔比17%，2014年峰值時達29%。佔比相對較低的行業包括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以及文化娛樂等。2010年以來，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FDI的主體，但服務業FDI也是“偏科生”。限制指數較高的行業主要是運輸、媒體、通訊、金融和法律等。以金融業為例，截止到2019年，金融業整體限制程度仍然較高，指數值為0.24（表1），遠超OECD的0.03和美國的0.02。這導致金融業產值佔GDP的比重遠超金融業FDI佔比。2015年，金融總產值佔比升至8%以上，但金融業FDI佔比直到2010年才突破1%。
表1：中國FDI限制指數及對比（2019年）
資料來源：OECD，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基於中國製造崛起的邏輯可推理出，中國服務業整體發展的滯後和金融服務業的“內強外弱”特徵與中國對FDI的限制政策有關。這不僅導致中國服務業在貿易中處於比較劣勢的地位，同時也限制了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較高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有助於製造業企業將資源集中到優勢領域。中國企業沒有充分利用中介服務機構來協助其全球化戰略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本土機構的服務能力不達要求，國外機構收費又比較高，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為了節省成本而不得不放棄中介服務。由於經驗不足和未能進行充分的盡職調查，專案失敗的機率也大大提高（Hui Yao Wang and Lu Miao，2019）。
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各國大體上遵循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演化的規律。中國也不例外。中國FDI開放的次序也符合幼稚工業論。近年來，適應於經濟發展階段和結構轉型的需求，中國逐步降低FDI門檻。在《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尚未簽署生效）中，中國承諾在金融服務、海上運輸服務、雲服務、私人健康服務等行業降低市場準入。綜合而言，擴大服務業開放一舉三得：第一，有助於吸引FDI；第二，提高國內服務業生產率，改善服務貿易收支，促進服務業資本走出去；第三，促進產業資本走出去。
政治意志似乎是每個階段影響全球化程序的主導因素，但從500年全球化歷史來看，技術和創新才是塑造全球化的終極力量。它不僅劃定了貿易的邊界，而且還影響著利益的分配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上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與此前的全球化存在本質區別，世界也從“大分流”走向“大合流”。新一代技術浪潮正席捲而來，也必將重塑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人類社會的演進有其內在邏輯，大變革往往是由事件驅動的。從未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歷史轉折意義或更清晰。2020年一定是智慧技術、數字技術和生物醫藥技術跨越發展的重要節點。
參考文獻：
1. 托馬斯?弗裡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
2. 理查德?鮑德溫：《大合流：資訊科技和新全球化》，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
3. 戈莫里和鮑莫爾：《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4. Enright，2017. Developing China: TheRemarkabl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outledge.
5. Hui Yao Wang and Lu Miao，2019. China’sOutward Investm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Enterprises. In Julien Chaisse, 2019. Chin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trategy: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Law and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Stiglitz，2004.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L. 18, NO.3.
（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陳達飛為東方證券宏觀研究員、財富研究中心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