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日內瓦公約》規定：戰俘中的最高軍官可以管理自己的被俘人員。然而，無論在釜山、巨濟島還是在濟州島，朝鮮戰場上的美軍都沒有遵守這個規定。他們利用國民黨特務控制戰俘營，對志願軍戰士進行毒打、殘殺。與180師被俘人員關在一起的20軍60師營教導員孫振冠曾經怒斥敵人：“你們敢讓我講十分鐘話嗎？”
180師團以上的被俘軍官共有4人，除了師級幹部吳成德，還有3位團級幹部，即538團政委趙佐端、炮兵主任郭兆林和師部作戰科副科長王化英。由於美軍害怕志願軍在戰俘營進行有組織地抵抗，他們盡一切可能識別出軍官的身份。以吳成德為例，他被俘時自稱是名炊事員，可沒多久後身份就暴露了，接著被單獨關押。
時任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
為了從內部分化志願軍的團結，美軍先安排投敵計程車兵擔任戰俘隊長，再委派國民黨特務作為戰俘營的看管者。叛徒負責挑唆、誘騙，“唱紅臉”；特務負責拷打、殘害，“唱白臉”。這樣一來，不管戰俘營出現多少例血案，美軍都有推脫的理由。
美軍用心險惡，志願軍當然不會坐以待斃。180師的戰友利用在戰俘醫院工作的身份偷偷地修改了郭兆林的身份卡，趙佐端直到戰俘交換時的名字仍然叫王芳，職務是司務長（副連）。因此，營級幹部成為戰俘營公開的領導人。孫振冠是為數不多的非180師幹部，被俘的時間相對較早，他也成為巨濟島戰俘營首批的領導人之一。
戰俘營的鬥爭不比實際作戰容易，甚至比從事地下工作更艱難。領導權是最重要的事情，叛徒和特務無孔不入。為了能團結更多的戰友，孫振冠聯合180師539團二營營長馬興旺、539團副參謀長魏林等人發起了一次“簽名活動”：遵守《日內瓦公約》、戰俘應該獲得一定的政治自由。
由於美軍對戰俘進行了嚴酷的管理，禁止兩人以在一起說話，一經發現就會遭受一頓毒打。簽名活動進行得並不順利，不過仍然有400餘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孫振冠對特務大聲地說：“我們簽名是反對你們的虐待，你們敢把所有戰俘都集中起來，讓我講十分鐘話嗎？”馬興旺更加得大膽：“簽名是我組織的，我們和你們信仰不合，戰俘絕大多數是我們的人，你要敢動我們一下，馬上叫你粉身碎骨。”
孫振冠和馬興旺等人據理力爭，特務們也一時沒了主意，美軍最後只能派出坦克和步兵將營房包圍，進行鎮壓。在這一過程中最終有148人衝出來，他們被單獨關進了一個新的營房“七十一號”（防止特務和叛徒滲透）。後來，美國人把這座營房稱作“紅色營房”，又被叫作“巨濟島上的小延安”。
儘管簽名活動被美軍鎮壓，可孫振冠等人看到了希望。他們立刻成立戰俘營黨支部，由魏林和孫振冠擔任正副書記，180師的營、連級指揮員擔任各級委員。慢慢地，“七十一號”由最初的148人壯大為254人（180師有210人），越來越多的戰士走進巨濟島中這塊“狹小”的紅色聖地。
巨濟島戰俘營
1952年4月8日至9日，戰俘第一次“甄別”活動開始進行。從表面上看，想要回國的戰士只需要走出自己的營房即可。但是，戰士們每邁出一步都有特務拿著棒子或石塊進行擊打，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一位叫吳孝宗的戰士舉著一面自制的五星紅旗、高唱“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走出營房，被衛兵立刻打死，接著舉國旗的人也沒有逃過被射殺的命運……
在敵人的酷刑之下最終走出6000多人，這就是回國戰俘的出處。他們分別是：釜山收容所1400餘人，巨濟島“七十一號”全部254人，“八十六號”2200餘人，“七十號”1300餘人，“七十二號”700餘人，“六十一號”150餘人。作為後人，我們有必要記住這一串串“滴血”的數字。
作為戰俘營的主要領導人，孫振冠、馬興旺、魏林等人率領戰友進行了殘酷的鬥爭。多年以後，他們仍然對犧牲戰友的名字“如數家珍”，他們不會忘記“巨濟島上的小延安”，更不會忘記那條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回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