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爆發後，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裡，中國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是極其艱難的。不僅難在中央政治局內部思想的統一過程，還難在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態度，尤其是斯大林態度的起伏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必然要審時度勢，反覆研判。在朝鮮黨和國家、民族命運的緊要關頭，做出了這一歷史性的決策後，中國不僅贏得了對朝關係的主動，從此還贏得了對蘇關係的主動。斯大林是一位思慮縝密的領導者，在中國出兵朝鮮之前，他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總是心存一些疑慮，懷疑毛澤東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懷疑中國與蘇聯結盟另有所圖。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蘇聯空軍不能與志願軍協同作戰的極其困難條件下，毅然出兵，且旗開得勝，對斯大林的思想認識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並由此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高度的信任，從而使中蘇同盟實現了質的飛躍。多年以後，毛澤東說過：“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俄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德·沃爾科格諾夫說得更直白：“朝鮮衝突加強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信任，從而也加強了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

斯大林高度相信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果斷為赴朝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提供了最為急需且有效的保障。從此，中蘇同盟之間的真正合作就從朝鮮戰場開始了......

第一個保障：派出蘇聯空軍入朝配合志願軍作戰

在中國出兵朝鮮之前，蘇聯方面突然告知中方，蘇聯的飛機不會越過鴨綠江參戰。此事，給中國出兵帶來極大的壓力。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中國決心繼續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孤軍出兵，救朝鮮于水火之中，彰顯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胸懷和與美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勇氣。其實，此時的蘇聯空軍除已經部署在中國東北的第151殲擊機航空師外，還新組建了4個殲擊機航空師。後來，據時任駐華軍事顧問的科拉特科夫說，這個時候，實際上斯大林對毛澤東還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給空軍部隊下達作戰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國軍隊真正開始戰鬥。

1950年10月25日，首批入朝的我志願軍40軍在兩水洞、溫井地區與南朝鮮軍遭遇，打響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槍，並且取得初戰勝利後。叼著菸斗的斯大林頻頻點頭，這時他才真正相信，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不是民族主義者，更不是親美分子。於是，10月29日，蘇聯駐華顧問通知周恩來，莫斯科已同意蘇聯空軍“在安東擔任防空”，並可飛越中朝邊境。

1950年11月1日，蘇聯空軍首次在鴨綠江上空開始投入戰鬥。駐紮在中國境內的蘇軍別洛夫航空師出動16個架次的米格15飛機，在安東至新義州上空連續擊落兩架美國F-82飛機，高炮部隊還打下兩架美國軍機，蘇方沒有任何損失。

斯大林得知我志願軍不斷髮起進攻並取得勝利以及第9兵團3個軍正在調往東北的訊息後，立即安排向別洛夫師增派120架米格15殲擊機，並將這個師擴編成第64殲擊航空軍；11月20日，蘇聯部長會議決定向中國境內增派第二批空軍部隊。

蘇聯第二批來華空軍部隊有11個殲擊機師、2個強擊機師、2個轟炸機師，分別部署在我國東北和北京等主要中心城市周圍，擁有936架飛機。為組建中國空軍，蘇聯向我國提交717架飛機。另外，第28殲擊機師在完成對中國飛行員培訓後，把62架米格一15噴氣式戰鬥機移交給中國空軍。在蘇聯空軍的幫助下，中國空軍第一支殲擊機部隊於1950年12月12日完成組建，並立即在蘇聯飛行員的帶領下投入了實戰訓練。

隨即，在兩個月的戰鬥中，蘇聯空軍3個師共出動飛機1079架次，擊落美軍飛機68架，其中包括B—29戰略轟炸機12架；蘇方損失戰機9架，犧牲飛行員7人。自此，敵機不敢接近中國境內目標及安東渡口和電站。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戰役時，斯大林給毛澤東來電：“我們同意第151和第324兩個殲擊機師的基地轉移到朝鮮境內去。”“我們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護機場，並供應高射炮炮彈”。3月15日，斯大林說：“我們決定從蘇聯再調撥一個大型殲擊機師到安東去”。毛澤東對此“深表感謝”。雖然後來由於機場屢遭美軍破壞，蘇聯空軍部隊未能進駐。但中朝邊境地區3個新機場的建成，使蘇軍第64航空軍作戰值班的殲擊機數量從2—3個航空團增加到4—5個航空團。

1951年8月開城停戰談判中斷後，美國從8月18日開始對朝鮮的交通樞紐實施密集空襲。蘇聯空軍從9月1日開始反擊。10月30日，蘇聯空軍44架米格—15迎戰由21架B-29轟炸機和200架護航殲擊機組成的美國機群，擊落美軍12架B—29和4架F—84。在朝鮮鴨綠江至清川江地區的上空，成為令美國飛行員聞風喪膽的“米格走廊”。

為了不激化蘇美之間的矛盾，蘇聯空軍做出嚴格規定，嚴禁任何飛機從蘇聯領土起飛作戰；蘇聯飛機要消除一切蘇軍標誌；所有蘇軍飛行員都要穿上志願軍軍服；寫下保證書，宣誓決不洩露曾到朝鮮作戰；任何時候都不得在空中使用俄語通話；禁止蘇聯飛機在聯合國軍控制區和靠近前線地區上空飛行以及在黃海上空作戰，嚴格禁止米格飛機跨越平壤——元山一線往南追蹤敵機，防止蘇軍飛行員被俘。有趣兒的是，華盛頓艾森豪威爾與莫斯科斯大林一樣，也有同樣的顧慮。美國當局認為對此必須保持沉默並封鎖訊息，避免輿論迫使政府致使戰爭升級。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空軍有10個航空師和4個高炮師參戰，72000人輪番作戰。航空師空戰1872次，擊落敵機1106架，高炮師擊毀敵機153架。自身損失飛機335架、高炮6門、探照燈1臺。在戰鬥中，蘇聯空軍有120名飛行員、68名高炮部隊官兵壯烈犧牲。

第二個保障：在中朝分歧中始終支援中方立場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挽救了朝鮮黨和人民，中朝之間結成了”鮮血凝成的友誼“，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中朝兩國高層在一系列戰略決策上，都有著不同的考量，時常也會產生分歧。

慶幸的是，中朝雙方之間有一個雙方都認可、都敬重的斯大林。更為慶幸的是，斯大林始終採取了“一邊倒”的方式支援中國的立場。這說明斯大林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確已高看一眼，厚愛三分；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已經取得了在朝鮮問題上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斯大林對於中朝之間出現的分歧是這樣處理的：

一是關於兩國軍隊的指揮權問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指揮權在美國手中，這是聯合國軍出兵之前就確定下來的。但是，因戰況緊急，中朝雙方並未就中國出兵後的指揮、通訊、補給、運輸等一系列問題進行細緻討論。彭德懷、高崗與時任朝鮮首相、人民總司令的金日成，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等三方就這個問題進行商討時候，金日成對此不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

1950年11月1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高崗說，”斯大林覆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並已將此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與此同時，平壤也收到了莫斯科的意見。11月29日朝鮮任命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金雄為中朝聯軍副司令員，並派金日成前往北京與毛澤東會面。金日成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您關於統一指揮問題的決定，我們認為是正確和及時的。”至此，在斯大林的正確干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二是關於是否繼續南下解放全朝鮮的問題。我志願軍在第一、二次戰役中把聯合國軍一舉趕至三八線附近，彭德懷立即命令部隊停止進攻進行休整。他致電毛澤東：“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要我軍速進，而且朝鮮黨中央多數也有相同的要求......“我軍應採取穩進方針”。當時，出於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澤東還是令志願軍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後就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

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後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3000多人。如敵繼續南逃，我軍以佔領漢城等地後休整補充。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後來戰局的發展果然如彭德懷所料，在第三次戰役中聯合國軍實際上是主動拋棄漢城。鑑於志願軍多日長途奔襲，連續作戰，彈藥補給消耗巨大，已成強弩之末，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早已設好的堅固陣地，並誘我攻堅”，彭德懷於1月8日果斷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立即引起朝鮮高層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蘇聯駐朝鮮大使兼駐朝軍總顧問拉佐瓦耶夫與彭德懷就此發生爭執，主張一氣呵成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斯大林來電則建議”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令朝鮮人民軍南下追擊。“

1月10日晚，金日成與彭德懷就是否南下繼續作戰爭執不下。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人民軍的第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2—3個月......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

當日彭德懷與金日成、樸憲永會談時激動地說：”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也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麼辦......你們把戰爭勝利寄託於僥倖，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只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彭德懷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志願軍負責。人民軍4個軍團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攻擊。美軍果然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退出朝鮮，我自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

斯大林得知中朝爭論後，發來電報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斯大林還批評蘇聯駐朝鮮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幹擾彭德懷的指揮。毛澤東於1月14日致電金日成：“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

三是關於朝鮮境內鐵路戰時管理權問題。隨著我志願軍戰線的南移，後方補給線越來越長，中朝兩軍後勤供應緊張問題越來越嚴重。就在此時，朝鮮政府制訂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釋出了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很快，中朝在鐵路管理上又產生了巨大分歧。

在戰爭初期，我軍供應只能依靠國內汽車運送。但朝鮮路況惡劣，運力不足，敵機轟炸，損失極大，前方將士急需的武器彈藥和給養無法按時到位。於是，1950年10月底，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軍委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彭德懷在11月16日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商談後都沒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洽談後，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但是，兩國各自管理自己的鐵路，敵特活動猖獗，敵機瘋狂轟炸，損失極為嚴重。鐵路運輸內部缺乏統一排程。爭車、爭路、爭時間的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1950年12月底積壓貨車竟達329輛。

中朝雙方的分歧，表現在是採取軍事管制方式，還是實行軍代表制度？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運輸經濟建設物資為主？朝方甚至反對“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讓中方大惑不解的是，蘇聯駐朝鮮顧問甚至說，鐵路運輸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就此，中方意識到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歸誰所有的問題。周恩來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

3月25日，斯大林來電錶示蘇聯的最後立場：“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採取的。”有了斯大林的明確表態，金日成做出讓步。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從此，有了統一領導，鐵路管理逐漸理順，在美國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協同，鐵路運輸效率大幅度提高。

除了上述三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中朝之間關於停戰談判方針和簽署停戰協定問題還發生一些意見分歧和矛盾。但是，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掌握了戰爭戰略和策略的主導權，最後都是朝方依從中國的主張。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高度信任，還在於朝方認識到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本意並非要侵犯朝鮮主權、干涉朝鮮內政，也沒有追求對朝鮮的控制。

第三個保障：向我軍援助大批現代化武器裝備

我志願軍出兵朝鮮之初大都是”炒麵加步槍“的輕步兵作戰部隊，指戰員身背4枚國產土造手榴彈，手握”萬國牌“步槍，在冰天雪地裡與美國為首的現代化聯合國軍搏命廝殺。對此，斯大林很清楚，中國出兵朝鮮勇氣可嘉，中國士兵是在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對蘇聯遠東利益進行援助。蘇聯有責任，有義務對這個貧窮的國家和軍隊提供援助和支援。

一是援助海軍武器裝備。我軍出兵朝鮮不久，毛澤東向斯大林發出電報，請求援助一部分艦船等海軍武器裝備，斯大林第二天便回電表示同意。後來，中蘇之間還於朝鮮戰爭已經接近尾聲的1953年6月4日，簽署了《關於供應海軍裝備及在軍艦製造方面對中國給予技術援助的協定》。

二是援助大量汽車。1950年11月，中方需要立即從駐遼東半島蘇聯部隊中抽調500輛汽車赴朝運輸。斯大林當天便回覆毛澤東：”為了儘快將汽車移交給您——我是說給您新車......11月20日移交中方140輛，11月25—26日移交355輛......在滿洲里站還將交付1000輛汽車。”

三是援助空軍的裝備和技術人員。周恩來提出請蘇聯為中國正在組建中的空軍集團軍派遣15名軍事顧問，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滿足。斯大林還主動提出無償向中國提供大量新式飛機。他在1951年5月22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以前援助中國的10個殲擊航空兵師中，有6個師裝備的是已經落伍的米格—9殲擊機。“為使中國殲擊航空兵師能夠成為更加富有戰鬥力的殲擊航空兵”，蘇聯政府將在8月初之前無償地向中國提供372架效能先進的米格—15飛機。現有的米格—9飛機仍留給中國作訓練飛行員用。“由此，中國空軍在組建的起始階段便形成了以當時最先進的米格—15噴氣式戰鬥機為主的作戰能力，毛澤東對此非常感激。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軍共組建了28個空軍師70個飛行團，5個獨立飛行團，共有飛機3000多架，均是蘇聯贈送和售予的。難怪美國空軍參謀長驚呼：“共產黨中國幾乎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

四是援助我軍炮兵武器彈藥。蘇聯檔案資料顯示，1951年第一季度，我軍在朝鮮戰場上所需彈藥約14100多噸，而我國的軍工生產能力總共只有1500噸。於是，蘇聯有求必應，大量援助，基本滿足了我軍在戰場上的需要。朝鮮停戰時，我志願軍部隊擁有火炮14986門，反坦克炮7239門，迫擊炮4046門，高射炮1317門。此外，還大量裝備了蘇式122毫米、152毫米榴彈炮，132毫米火箭炮，76.2毫米野炮，57毫米反坦克炮等，擁有15個師的炮兵部隊，成為令對手膽寒的重火器力量。

五是幫助我軍全部更換蘇式裝備。自1951年下半年開始，我志願軍開始全面換裝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其中接收蘇聯輕武器89萬餘支和配套彈藥2億發，輕步兵部隊全部更換成蘇式裝備。我軍購進了10個坦克團、47個坦克自行火炮團、1個機械化師、5個自行火炮營的裝備。另外，完全按照蘇軍編制新組建的現代化部隊有：原106個陸軍師中的56個師，6個坦克師和獨立坦克團，101個獨立高射炮營，5個野戰高炮師和1個城防高炮師，2個火箭炮師，14個榴彈炮師，2個反坦克炮師，33個高射炮團，4個探照燈團，9個雷達團和獨立雷達營，28個工兵團，10個鐵道兵師，以及通訊兵和防化兵部隊。

毛澤東曾經興奮地說：“現在空軍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裡舉行大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

第四個保障：對我國國民經濟建設提供雪中送炭的援助

斯大林對新中國的刮目相看，贏得了蘇聯的尊重，蘇聯也真心真意地認了中國這個盟友。1955年友好順利地把長春鐵路、旅順港、大連港的管轄權交還給了新中國，維護了新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從抗美援朝戰爭開始，蘇聯除了對我進行軍事援助，還進行了大規模經濟、技術援助。首先，透過外貿出口，向中國提供了國民經濟建設急需的工業原料和裝置。有資料顯示，1950年至1952年期間，我國從蘇聯進口94.3萬噸，佔我國鋼材生產總量的40%；石油產品150萬噸，相當於我國生產量的5倍多。進口價值8.6億盧布的工業裝置，使我國迅速新建大批新企業，眾多停產和半停產企業恢復生機。其次，向我國提供了156個事關國民經濟的重點援助專案。這156個專案主要是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專案，總投資需要100億盧布。數額巨大，工程量巨大，第一批50個專案多是恢復生產和為工業化打基礎的骨幹專案。到1952年，全國固定資產開始大幅度增長，尤其是電力、煤炭、生鐵、鋼錠、鋼材大幅增產。 1950年，蘇聯向中國移交了302處企業和資產，其中有47個工廠，對於我國經濟建設也要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蘇聯還對我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科學技術援助，除了大量圖書資料交換的途徑，還派出數千名技術人員跟隨專案進行技術指導，為我國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使我們這個千百年來的農業大國在短時間內就發展起來自己的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新中國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斯大林的高度信任，使中蘇同盟得到鞏固，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工形成了一種公認的政治格局。斯大林曾經欣慰地說：“蘇聯是先生，中國是學生。希望中國超過蘇聯，這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超過蘇聯，就不是好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