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周總理正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宴請重要外賓，突然女服務員的一聲尖叫，引起了現場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順著她的聲音看去，竟然發現大會堂的窗戶玻璃上，不知什麼時候多出了一個非常顯眼的子彈孔。
本期內容匠哥就圈個有用歷史，解密人民大會堂。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膽？竟然趕在如此重要的日子，如此重要的場合，公然槍擊大會堂，開槍的兇手到底是什麼人？他為何要這麼做？周總理在得知情況後，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人民大會堂突遭槍擊，兇手是誰？
人民大會堂突然遭到不明情況的槍擊後，周總理馬上就叫停了歡迎外賓的酒會，並親自護送驚魂未定的外賓返回招待所。
然後就重新乘車返回了人民大會堂的槍擊案現場，環視著現場表情凝重的工作人員，怒不可遏地表示：麻痺大意，你們現在的神經，已經放鬆到這種地步了嗎？連槍聲都聽不見了？簡直胡鬧。
今天的外邊歡迎宴會，有多麼重要，你們心裡都清楚，萬一出了事情，那就是大麻煩，會嚴重動搖我們新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現在你們跟我說說，這槍是什麼時候打的？沒一個人知道嗎？如果不是服務員同志發現情況，你們都還矇在鼓裡的吧？
這是多大的膽子？查，必須嚴肅對待
周總理一般情況下，待人接物如沐春風，從來不會輕易發脾氣，所以當他此刻拉下臉來，憤怒地提出質問時，在場所有人都頓時噤若寒蟬，一些心理素質差的人，雙腿都忍不住顫抖起來。
周總理停頓了一會兒，又繼續說道：槍擊人民大會堂，這是多大的膽子？查，必須給我嚴肅對待。
什麼細節都不能放過，必須站在國家的角度，以高度敏感的神經去查實情況，這是大事情，任何人都不允許馬虎大意，查清情況後，馬上向我彙報，明白嗎？
而看到周總理痛心疾首的樣子，聽到訊息趕來的公安部同志都滿臉羞愧地低下了頭，從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再到10月1號新中國成立，直到今天為止，還從未發生過興致如此惡劣的事情。
被子彈擊穿的玻璃，距離周總理接待外賓的會客大廳，僅有一牆之隔，如果不是人民大會堂的玻璃是雙層的，阻止了子彈前進方向的話，那後果如何，簡直難以預料。
如果真的出現了什麼難以控制的後果，誰又能承擔得起這樣的責任呢？想到這兒，公安部的成員頓感背後立馬出了一層白毛冷汗。
很快，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於桑同志，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呂展同志經過簡單碰頭商議後，馬上就決議成立專項調查組，馬上對人民大會堂槍擊案展開緊鑼密鼓的調查。
可現場除了那塊被子彈擊碎的玻璃，以及在現場找到的一顆5.6mm口徑的步槍子彈殼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利的破案線索，一時間案情陷入僵局，遲遲得不到進展，也讓專案組的成員們感到無比灰心。
因為這種小口徑的步槍，是那個時代國家統一生產製造，並配發全軍的，加之國家政府當時對槍支管控並不嚴格，所以流入民間的步槍也不在少數，幾乎有條件的家庭都能輕鬆搞到，排查難度很大，無異於大海撈針，根本無從查起。
另外，這種步槍的口徑雖然不大，但殺傷力卻很強，在1000米的範圍之內，只要打中了人，非死即傷。
所以，公安部專案組就強忍著心悸，繼續硬著頭皮排查下去，如此膽大包天的兇手，這次槍擊大會堂很明顯就是有預謀有組織，甚至是專門衝著周總理來的，難道真的是國民黨反動派深入潛伏的敵特漏網之魚做的？專案組成員們細思極恐。
兇手應該在長安街的快車道上
為了更加精準的鎖定犯罪嫌疑人，專案組經過對玻璃彈孔的仔細研究後發現彈孔很圓，不足1cm，而且子彈擊穿玻璃後產生的裂紋，有點類似於擴散的水波紋。
所以就有相關的武器專家指出：按照現在的彈孔和玻璃上產生的裂紋，以及子彈的口徑大小來推算，當時槍擊大會堂的兇手，很可能只距離70米左右的樣子，他的射擊位置，離大會堂很近。
而在基本確定了兇手的距離後，武器專家就開始透過彈道軌跡，來確定兇手的具體位置。所謂彈道軌跡，其實與一個人的射擊動作有關，步槍準星、標尺，以及兇手的眼睛，呈“三點一線”的狀態，就是人們熟知的瞄準。
那麼根據子彈打來的大概方向，就可以反推出兇手的基本位置，最後經過專案組成員反覆的研究探討，得出結論：槍擊人民大會堂的兇手，應該當時就在長安街的快車道上。
專案組成員頓時激動起來，因為截止到目前為止，兇手的槍械型號、子彈口徑，射擊距離和位置已經基本確定，接下來只要嚴格摸排長安街快車道上的民居，很快就能徹底鎖定兇手。
線索突然中斷
可當專案組對長安街居民進行詳細摸排的時候，卻發現案件的進度又一次停滯不前了，因為根據長安街執行警務工作的人反應，當人民大會堂槍擊案發生的時候，長安街的民居並沒有任何異常，甚至他們都沒有聽見槍聲，所以從老百姓中鎖定兇手這條路是行不通了。
難道說這兇手還會上天入地？會隱身？連警察都騙過去了？所以專案組又提出了一種假設：會不會兇手是藏在汽車裡的？等汽車開到大會堂附近時，突然進行了射擊？
專案組又對案發當時，路過大會堂的一千輛嫌疑車輛，進行了嚴格的摸排和調查，最後卻無奈地發現，這一千輛汽車並沒有任何的異常。
專案組反覆梳理案件的每一個偵破細節，卻依然沒有發現任何有效線索，就忍不住有些灰心喪氣，沒想到好不容易找到的線索，又斷了。
沒有新的線索取證，那就根本無法確定兇手的準確位置和身份，那難道人民大會堂槍擊案要成為一樁懸案嗎？
這可是已經上升到威脅國家安全的一次惡劣案件了，是絕對不允許含糊其詞的，是必須得偵破的，否則周總理那邊根本無法交代。而就在專案組一籌莫展之際，公安人員陳建華同志，突然提出了一個大膽猜測。
當時，武器專家在現場取證時，他發現玻璃被子彈擊穿後的破碎痕跡並不均勻，這與後來進行現場射擊玻璃的實驗結果，其實是存在一定誤差的，所以有沒有一種可能，射擊大會堂玻璃的兇手位置，並不是70米，而是更遠呢？
所以，陳建華要求重新考證人民大會堂的案發現場，從彈孔大小、玻璃破碎程度和子彈進入房間的深度，來重新推斷子彈飛行的軌跡到底是呈直線，還是拋物線，然後在重新測算兇手的位置。
而專案組的成員就根據陳建華的建議，再一次返回現場，果然發現了不一樣的線索痕跡，子彈在擊穿第一層玻璃之後，彈道軌跡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所以按照兩層玻璃，被子彈擊中後，延長彈孔線來推斷兇手位置的方式從一開始就是錯的。或許真如陳建華說的那樣，兇手並不是近距離射擊，他的位置更遠，不過這只是一枚5.6mm的子彈，如果位置偏遠，真能對玻璃造成如此大的破壞嗎？
為了以防萬一，專案組成員就找來了一把5.6mm口徑的步槍和幾塊雙層玻璃，開始測試射擊範圍和破壞，從100米的距離開始測試，一直測試到500米的位置。
而當專案組測試到400米左右時，突然發現玻璃上產生出來的痕跡，與案發現場的情況基本一致，所以根據此次試驗結果，專案組又將兇手的位置往後推，確定在了距離長安街400米左右的距離上。
緊接著，專案組成員就開始逐個巡查長安街400-600米左右的制高點，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地點，可卻依然找不到任何頭緒，難道線索又要斷了嗎？
檢查清理登記造冊，統一收回由國家管理
專案組不想放棄，也不敢放棄。排查得更加細心的認真，不放過任何一絲細節，在查到一處深宅大院的時候，案情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
專案組在這裡的門衛室旁邊，發現了一把小口徑獵槍，就急忙拿起來檢視，發現正是5.6mm口徑的步槍，門衛老大爺見狀，急忙走出門，小心翼翼地詢問：警察同志，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專案組隨意拉動了兩下槍栓，把子彈退出來，然後鄭重其事地問道：大爺，這把槍，最近有人碰過嗎？
門衛老大爺仔細回憶了一下，有些緊張的回答道：這槍是大院裡公用的，最近幾天院子裡的小子們，經常拿著槍上屋頂打麻雀玩兒。
專案組成員聽完後，立刻來了精神：那今天有人碰過槍嗎？小子們平時都在哪裡打麻雀？老大爺想了想：應該是有的吧。
然後他抬手指了指車庫的平房頂：那些小子們就天天在那上面打麻雀。專案組立馬找來梯子，上屋頂觀察起來。這裡距離人民大會堂，大概有600米左右的樣子，基本上就在5.6mm小口徑步槍的射擊範圍之內。
後來專案組成員又模仿了一遍當時可能的射擊姿態，證明這裡極有可能就是案發第一地點，不過因為茲事體大，所以專案組下來後就跟門衛老大爺說，槍和子彈他們要帶走調查，調查完畢後就會歸還。
而後來經過嚴格的分析證明，這把步槍就是槍擊大會堂的作案工具，而兇手，正是那些打麻雀的小子們？
這也就是說，開槍射擊人民大會堂的並不是不懷好意，蓄謀已久的敵特反動分子，而只是一群小孩子的無心之失，專案組這才長長的舒了一口氣，然後抓緊時間向周總理做了詳細的彙報。
後來又派出專人，對當天開槍打麻雀，卻誤將人民大會堂玻璃打碎的小子們，進行了一番嚴厲的批評教育。
但周總理在聽完案件彙報後，眉頭卻深深地皺了起來，沒有感到任何的喜悅之情，這些人在北京鬧市區開槍，萬一傷到行人怎麼辦？
周總理透過這件事深刻意識到，老百姓家裡存槍，並不是很好的現象，如果家裡有人對槍支彈藥的危害認識不夠深刻的話，那今天這種情況恐怕還會上演。
屆時一旦引發社會恐慌的不利情緒，將會是國家政府的嚴格失職。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再次出現，周總理就召開了專項會議，嚴格討論了民間禁槍的事情，並在會上下達了2個重要命令：
組織有關部門和群眾，到槍擊人民大會堂的現場，進行實地參觀，提高所有人的警惕心；對現在民間的槍支進行檢查清理，登記造冊，統一收回，由國家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時社會治安的不安定性。
而行業正因為這次槍擊案，和周總理召開專項會議的明確指示，國家政府在1996年10月1號國慶節時，正式開始實行《槍支管理法》。
嚴禁民間個人、組織，以任何形式、任何方法私自持有和買賣槍支，雖然1966年的人民大會堂槍擊案的結果有驚無險，但帶來的影響，卻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正是因為周總理意識到民間持有槍支的危害性，透過政府收繳國有，才讓我們的祖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安全，社會幸福感最高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