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8日傍晚，在華北軍區後勤部軍械處任副科長的程子平正常下班回家。他家住在北京城區的東總布衚衕東口牌坊衚衕。這地址聽著是不是挺彆扭？
其實，老北京城區就是這樣大衚衕連著小衚衕。東總布衚衕是一條大衚衕，就在現在北京東城區建國門北側。衚衕東口有一座牌坊，旁邊有一個小衚衕，程子平家就在這個衚衕裡。
單牌樓
這裡簡單說明一下，牌坊又叫牌樓，與衚衕一樣都是老北京城的重要元素。很多大一點的路口都建有牌樓，牌樓又分為兩種：單牌樓和四牌樓。十字路口處建有獨棟牌樓的叫做“單牌樓”， 當年，東單、西單路口各建有一座牌樓，稱為“東單牌樓”“西單牌樓”，所以簡稱“東單”“西單”；十字路口的四個方向建有四棟牌樓的叫做“四牌樓”， 因此這裡便被稱為“東單牌樓”“西單牌樓”，簡稱“東四”“西四”。
四牌樓
好了，繼續說程子平。他拐進小衚衕，剛要進家門，忽然背後有人叫他：“程子平！”他回過頭一看，是三個看著長相魁梧的男子，但並不認識。
正面一人繼續問他：“你是程子平？”同時另外兩人一左一右將程子平圍了起來。
程子平頓時心頭一緊，不過還是故作鎮定地回答：“我就是，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正說著，其中一人迅速用一副鋥亮的手銬銬住了他的雙手，並宣佈道：“程子平，我們是市公安局的，你被捕了！”
程子平立刻掙扎起來：“我是華北軍區的，你們抓我幹什麼？搞錯了吧？”
“錯不了！抓你是報公安部羅瑞卿部長親自批准的！”
“那肯定是抓錯人了，我一個小小的副科長，怎麼驚動得了羅部長！”程子平還不甘心。
“別裝了，你的真名叫程斌，對吧？還記得楊司令吧？”一個公安人員打斷了他的話。
程子平聽到“程斌”“楊司令”的字眼，頓時渾身一震，兩眼發呆，再也不掙扎了，嘆了口氣：“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
這裡說到的楊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東北抗日聯軍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而程斌也就是這個化名程子平的人，曾是楊靖宇麾下頭號臂膀，素有“小楊靖宇”之稱。就是他的叛變投敵，導致東北抗聯一路軍如同遭受滅頂之災，楊靖宇也因此而犧牲。
那麼程斌是怎樣由一名抗聯重要將領淪為叛徒？又是怎樣幫助日偽軍對付楊靖宇部隊的呢？後來又怎麼再度混入革命隊伍，怎麼被發現的呢？讓我們把時間表盤撥回到1935年。
這一年8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以黨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聯合軍和游擊隊為基礎，聯合其他抗日武裝，成立“東北抗日聯軍”。
這時離東三省淪陷已經過去了4年時間。當初受命不放一槍的東北軍撤出後，仍然有不少有血性的正規軍、警察和游擊隊，留在這片中國的黑土地上，繼續抵抗。
但由於缺乏統一指揮，再加上戰術單一，大多憑藉一腔熱血蠻幹，很快被日軍各個擊破。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決定，在東北建立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東北各方力量，建立抗日聯軍，共同抗擊日寇。楊靖宇出任抗日聯軍第一軍軍長兼政委。
楊靖宇其實只是他本人的化名，也不是東北本地人。他的真名叫馬尚德，早年在河南確山領導農民革命，當時遭國民黨反動派重點抓捕。為便於開展工作，他隨母姓改名為張貫一，意思是牢記慈母養育之恩，“一以貫之”堅持革命不動搖。
到東北工作後，由於當時我黨領導的磐石游擊隊遭受重創，政委楊君式負傷離隊。於是組織上安排楊靖宇代理磐石游擊隊政委。考慮到穩定隊伍情緒和當地群眾基礎的需要，他對外還稱“楊政委”。周邊一些瞭解情況的抗日武裝知道此“楊政委”不是原來的楊政委，但出於尊崇，把他當作“南滿的馬占山”，稱他為“楊佔山”。
馬占山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就任黑龍江省主席兼軍事總指揮，打響抗日第一槍的領軍人物，將楊靖宇成為“南滿的馬占山”，是對他極大的認可。
不過楊靖宇並不認同這個名字，自己改名叫楊金志，並慷慨陳詞其含義：抗日救國之志將如真金不怕火煉，不管千難萬險，堅決抗日到底志不移！
只是這個名字叫起來不夠響亮，其他抗日武裝還是習慣稱他為楊佔山，令他著實比較苦惱。
有一天，他的參謀長李紅光有急事找他，由於李紅光是朝鮮族人，又因為匆忙，習慣性用朝鮮族語喊他“楊政委”，他聽著感覺朝鮮語的“楊政委”發音與漢語的“楊靖宇”發音非常相近，忽然覺著“楊靖宇”這個名字好：“靖宇”意思是平定宇內，如今東北正處在日寇侵略、塗炭百姓的戰亂年代，可不是需要共產黨人高揚抗日救國、安定宇內的旗幟嗎?
於是，拍著他的參謀長肩膀說：“謝謝你，給我送來一個有意義的名字，那我就叫楊靖宇吧！”隨後還在一個正式場合對外宣佈了自己的名字。
從此，“楊靖宇”這一響亮的名字伴隨著東北抗日遊擊戰爭的輝煌，成為日本關東軍的一個噩夢。楊靖宇與之前“東北抗日義勇軍”以陣地戰為主的打法完全不同，指揮作戰極其靈活多變，擅長“敵進我退，敵亂我打”的游擊戰術，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僅1936年，抗聯就襲擊南滿日偽軍多達12280次，嚴重威脅著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統治。
為此，從1938年開始，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調集了6萬人的軍警部隊，專門對楊靖宇的抗聯一路軍進行“大討伐”。當時的抗聯一路軍總共也不過5000人。當時的“討伐”策略是：看到抗聯和其他隊伍，其他放過，只打抗聯；看到抗聯隊伍裡有楊靖宇的隊伍，其他放過，只打楊靖宇的隊伍。只要發現是楊靖宇的隊伍，就緊緊咬住跟著打，一刻也不放鬆，逼迫我軍不斷分兵突圍，越打越小。
在瘋狂討伐、圍剿的同時，日寇還加緊實施“歸屯並戶”政策，就是把散居各地的民戶強行集中在一處，建立“集團部落”，一個“部落”通常100至300多戶不等。
在“部落”周圍修築兩丈左右高的圍牆，建有崗樓、壕溝、鐵絲網。內部駐紮警備隊，還組織青壯年成立“自衛團”，老百姓進出都要登記、搜查，不得攜帶多餘食物和衣物；來客人要辦“居留證”，出門串親戚得辦“行路證”， 連上山砍柴、下河抓魚都必須有證。客觀上斷絕了抗聯和當地百姓的一切聯絡。
抗聯打的主要是游擊戰，沒有後方、沒有政府支援，全靠人民群眾的幫助。當遍地都是“集團部落”後，根據地、游擊區就變成了“無人區”，敵佔區又戒備森嚴、進出困難，抗聯隊伍就像魚兒離開了水，陷入了極端困難的境地，餓死凍死的比戰死的還多。
不過在楊靖宇的領導下，抗聯仍然繼續堅持了下來，創造了東北抗戰的奇蹟。
然而，更致命的問題出現了。日寇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加大了招降納叛的力度，一改以前的濫殺政策，大力優待投降的抗聯叛變分子，同時組建“長島工作班”等特務組織，對抗日軍民特別是領導幹部進行策反、瓦解。
據楊靖宇的警衛員黃生髮回憶：“當年敵人的宣傳攻勢很厲害！在山林裡到處可以撿到敵人的傳單，有一張是宣傳楊司令原來的警衛員吳瘸子，印著他叛變後披紅戴花，‘喜宴喝酒’‘洞房之夜’等糜爛生活的照片。”
在抗聯隊伍生存環境日趨惡劣的情況下，日軍這種策反、分化、瓦解的手段取得了軍事行動難以得到的“戰果”：抗聯第一軍軍需部長兼一師政治部主任胡國臣被俘叛變；第一軍參謀長安光勳作戰負傷投敵；中共柳河縣委書記馮劍英被捕後叛變……
叛徒的殺傷力，永遠都是驚人的。在一連串的投敵事件影響下，一個對楊靖宇本人及其部隊有著至關重要影響的人物也叛變了。他就是前文提到的程斌。
程斌是東北吉林人，“九一八”事變後，他在磐石縣參加了抗日救國會，並參加了義勇軍。1932年加入中共。1934年任柳河縣游擊隊政治部主任。1934年秋，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1935年秋任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抗聯一師是一軍的主力師，前身是楊靖宇親手建立的“獨立師”。程斌有文化，打仗很有一手，深得楊靖宇信任，所以把一師交給了程斌指揮。程斌曾帶領一師同日寇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
叛變的胡國臣、安光勳曾是程斌的戰友，日寇就指使他倆對程斌和一師進行勸降。胡、安二人向日寇獻策：程斌是個孝子，對母親十分孝順，可以秘密將程母逮捕，逼程斌投降。
日本主子深以為然，就派胡國臣帶路，去程斌老家吉林伊通縣抓住了程母張氏和程斌的哥哥程恩，並將二人的照片印在傳單上到處張貼，要挾程斌投降。
程斌從傳單上得知母親和哥哥被抓，不禁焦急萬分，亂了陣腳，加上鬥爭環境日趨險惡、殘酷，與楊靖宇軍部也失去了聯絡，一師處於孤軍奮戰的境地，部隊經常斷糧，幹部戰士士氣低落。這一切，使得程斌對抗日前途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失敗、悲觀的情緒逐漸在他頭腦中佔了上風。
不久，哨兵來報，說山下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自稱是他的哥哥。程斌說：“讓他們上來”。
來人果然是他的哥哥程恩，程斌上前給哥哥行了個禮。程恩是受日軍指派而來勸降的，程斌一開始還有點猶豫，說：“自古忠孝難以兩全……”
程恩立刻打斷了他的話，厲聲喝道：“你是要抗戰，還是要媽？”說完便蹲下身子大哭了起來。其實程恩已經被日軍收買投降了，在這上演苦肉計呢！
程斌本就處於左右為難的動搖之際，抗日鬥志已經很是薄弱了，程恩這計立刻使他心裡最後一絲防線崩塌了：“我，我要媽……”
就這樣，程斌帶著他的部下115人向日寇投降了。值得一提的是，程斌帶領的一師官兵並未全部投降，雖然程斌在該師頗有威望，還是有不少人與他決裂，離開了一師，繼續抗擊日寇，後來大部分壯烈犧牲。
程斌投降後，日寇將他們編入偽通化警務廳警察大隊，組建“程斌挺進隊”，就是他帶領的這支“挺進隊”，把一手將他培養起來的楊靖宇逼入了絕境。
程斌跟隨楊靖宇多年，對他的風格特點了如指掌，對抗聯部隊的活動規律和軍需供應秘密也十分清楚。程斌對楊靖宇瞭解到什麼程度呢？據抗聯老戰士回憶，程斌只要一聽槍聲，就知道是不是楊靖宇了。
程斌常常憑猜測就能知道楊靖宇的大致去向。過去日軍不敢在山裡過夜，所以抗聯部隊白天再苦再累，晚上都可以休整、轉移。但是程斌叛變後，卻帶人晚上連續追擊，使得抗聯處境格外艱難，部隊不斷被打散，戰鬥力大減。
更為致命的是，程斌憑藉著他掌握的資訊，將抗聯一軍的70多個密營一一找到並摧毀。密營是楊靖宇獨創的軍需補給方式，儲存著糧食、布匹、槍彈、藥品等生存物資，是抗聯在深山老林的補給生命線和秘密宿營地，更是抗聯能對抗日寇多年不敗的重要原因。
密營被破壞後，楊靖宇頓時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困境。
據通化市楊靖宇烈士陵園管理處原党支書劉扇業講：“一到晚上，特別是後半夜，將近零下40度，大樹都凍得嘎巴嘎巴響，非常艱難，因為密營被破壞了，他們沒有存身的地方，只能在野外露宿。冷風一吹，就像掉進冰窟窿一樣，寒進骨髓。肚子裡很餓，又沒有食物，又不敢睡著，因為一睡著，可能就凍死了，再也醒不來了……我的體會就是，那個時候活著比死都難，但是他們還在堅持。”
曾當過楊靖宇身邊警衛戰士的黃生髮老人回憶道：
“這時候，多麼需要火啊！把凍成冰的衣服烤乾，把凍僵的身子烤暖！可是一生火，火光照出老遠，敵人就會像一群綠頭蒼蠅一樣撲上來。我們只得不停地在雪地上蹦高，生怕坐下來就再也起不來了！”
“更難的是沒有吃的，不要說糧食啊，連草也埋在三尺深得積雪裡，沒法找，沒法挖，我們只好吃那難嚥的樹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那層翻綠的嫩皮一片片削下來，放在嘴裡嚼啊嚼啊，就是咽不下去。勉強吃下去了，肚子也不好受……”
在程斌指引下，日偽軍各路討伐隊多次將楊靖宇部隊合圍、打散，最終楊靖宇只帶著警衛員朱文範、聶東華逃出重圍。而朱、聶二人不久下山買糧食被發現犧牲。而楊靖宇於1940年2月23日下午在濛江縣保安村三道崴子，隻身被日偽軍包圍，這是近4個月來第55次被敵發現並交火。此時，楊靖宇已經幾天沒吃到一粒糧食了，都是以草根、棉絮充飢。
楊靖宇強忍著飢餓和傷痛，雙手持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巧妙地和敵人周旋。最後，他被逼到山谷中，完全被圍困。
“快投降吧！有你的大官當！”日偽軍衝他喊話。回應敵人的只有槍聲。領頭的日軍軍官西谷惱羞成怒，下令“幹掉他！”機槍手張奚若扣動扳機，一個點射，擊中了楊靖宇的胸膛……
雖然程斌本人沒來得及參加最後一次“圍剿”楊靖宇的行動，但是最終開火擊中楊靖宇的那個張奚若，正是當時隨程斌投降的一師師部機槍連機槍手，後來也是編入了程斌的“討伐隊”。
楊靖宇壯烈犧牲後，偽通化警務廳長、討伐本部指揮長岸古隆一郎還特地將程斌叫來，讓他鑑別被打死的是否楊靖宇。
程斌的叛變是楊靖宇將軍犧牲的重要因素。投敵之後的程斌與其大哥一同回家，來見當初被用來要挾他的母親。而他的母親卻頗有民族氣節，始終拒絕和他們見面。
程斌的外婆更是被其活活的氣死。臨死之前還特別交代說：“生不用賊養，死不用賊葬。”
而此時的程斌已經完全淪為日本人的走狗，絲毫沒有半點悔過的意思，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地為禍一方。
《愛國者》中的程斌
1940年4月，程斌大隊被調往牡丹江一帶“討伐”我抗聯部隊。1941年8月程斌大隊又奉調到熱河省配合日寇掃蕩，幫助日寇“歸屯並戶”，實行“三光”政策，殺害百姓，燒燬民房，製造無人區。
1942年程斌又調任熱河省警察大隊長，率3箇中隊駐在鷹首營子一帶集團部落，封鎖八路軍游擊區，並經常帶隊掃蕩我松樹嶺、將軍關、興城鎮等地區，圍攻我抗日部隊。
1945年8月，程斌從收音機裡聽到日本戰敗投降的訊息後，立刻夥同一干手下發動譁變，將警察大隊內80多個日本人全部逮捕處死，而後嚴密控制隊伍，靜觀其變。
程斌在權衡今後出路的問題上，幾經琢磨，考慮到這些年來與中共的隊伍仇怨太深，而且當時國民黨是正統，最後決定投靠國民黨，以圖名正言順、光宗耀祖。
1945年9月程斌率部投靠國民黨軍，被改編為東北行轅直屬三縱隊，程斌任副總司令，受命駐守遵化縣，抵禦八路軍，為國民黨軍向東北運兵搶奪勝利果實爭取時間。
程斌在遵化負隅頑抗達4個月之久，其中一次作戰就致我軍傷亡一個營之多，還搜捕殺害我黨留在遵化城內的幹部及革命群眾20餘人。
我軍攻克遵化後，程斌率殘部逃至唐山，被國民黨委任為上校副師長。此時國民黨中央軍已經運抵東北，程斌遂帶兵協助進犯我東北解放區。
後因侵佔遼寧法庫縣，並殺害我方工作人員有功，被提升為少將，繼續為虎作倀，幹了不少危害解放區的壞事。
1948年11月，瀋陽解放，三大戰役之一的遼瀋戰役落下帷幕。程斌知道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於是帶著家人逃往北平。
不久，隨著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北平也宣告解放。程斌以他靈活的頭腦和豐富的經驗，化名程子平，隱瞞罪惡歷史，偽裝進步，乘著北平和平起義，借大批國民黨部隊改編為解放軍之機，混入我華北軍區後勤部軍械處。
由於程斌有文化，又比較會來事，很快騙取了上級的信任，不久被提拔為副科長。這個將楊靖宇將軍陷入絕境的叛徒，居然在再度混入革命隊伍之後，又混得風生水起了。
然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就在程斌陶醉在自我編織的美夢中時，他碰到了一個熟人。
1951年2月的一天，程斌因公外出辦事，行至半路，天下起了雨。說來也怪，早春的北京很少有雨，這一天卻罕見地下了大雨。程斌無奈找了個門洞避雨。
此時的路上行人不多，也都紛紛找地方躲避。這時，一箇中年漢子飛奔過來，也躲到這個門洞裡來避雨。
兩人一打照面，頓時愣了。
“師座！？”來人驚喜地叫道。
“劉其昌？你怎麼在這兒？”程斌也是大吃一驚。
原來，此人是程斌原先的手下，當過他的警衛員，所以兩人關係還不錯。看著劉其昌落魄的樣子，程斌得意地告訴他現在自己在軍區裡當幹部，還把自己的住址告知了劉，讓他有空時可以到家裡坐坐。寒暄了一會兒，雨停了，兩人就告別分頭走了。
不想，到了3月份，劉其昌東窗事發，被北京市公安局第二處捕獲。在押審問過程中，劉其昌顫顫巍巍地問道：“我全坦白，我知道當年出賣楊靖宇司令的人下落，能否寬大處理？”
“老實交代！政府會酌情考慮！”
“是是是，我交代！他就是程斌，不，現在叫程子平，在部隊上工作，當年就是他把楊司令逼入了絕境……”
北京公安局當即派人去華北軍區保衛處調查程子平，摸清情況後，向軍區後勤部領導作了彙報，領導表示：同意逮捕，嚴懲不貸！
事關重大，北京公安局又向公安部作了彙報，並經羅瑞卿部長批准，簽發了對程斌的逮捕令。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那一幕。
程斌被捕後，熱河省公安廳提議將他交給熱河處置，理由是程斌曾在熱河省犯下滔天罪行（前文介紹過程斌在熱河製造過“無人區”），必須要接受熱河人民的審判。
1951年5月12日，罪大惡極的程斌被熱河省人民法院依法判處死刑，處決於承德市，終於可以告慰一下楊靖宇將軍在天之靈了。
程斌曾是楊靖宇最親密的戰友、最得力的助手，雖然早年有過不少功績，然而在真正面對困難和親情時，他怯懦和不堅定的一面暴露無遺，失去了情操，失去了大義，失去了尊嚴，最終失去了所有，永遠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反觀楊靖宇，在東北抗戰形勢極為惡劣、難以看到勝利希望情況下，仍然堅持抗爭到底。在討論抗聯一路軍是否撤往蘇聯的問題上，楊靖宇卻沒有絲毫動搖：“我們不能走！我們要是都走了，老百姓怎麼辦？群眾會怎麼想？他們就會對抗日復國失去希望了。尤其是我，更不能走！只要有我在，東北抗聯的旗幟就不能倒，老百姓抗日復國的念想就活泛！”這種在尚有逃生機會的時刻自斷後路、以生命為代價燃起光明之燭的精神，就是真正革命者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