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赴難諸大臣
在庚子事變中，慈禧與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等想利用義和團的力量對付列強，準備攻打各國公使館。而反對悍然開戰的五位大臣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則被慈禧殺害。袁昶字爽秋，他連上兩道奏疏，力言“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但都沒有結果。他與許景澄是好朋友，兩人就一起合寫了第三道奏疏《請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嚴劾釀亂大臣，但這道奏摺尚沒來得及奏報，載漪等人就搶先採取了行動，找了個藉口，將他倆分別關進南北兩座監獄中。直到被押赴刑場時兩人才碰了面。袁昶握著許景澄的手，說：“人生百年，終究要有一死，死亡本身並不值得惋惜；所不能理解的是，咱倆究竟犯了什麼罪，而被置之死地呢？”許景澄卻笑著說：“死了之後，自然就會知道了。爽秋啊，你怎麼一點也不豁達呢！”這個場面，據說是當時尚被關在獄中的維新派領袖李端棻親聞目睹，應該是可信的。難怪吳永要感慨地說：“袁昶固然是個光明磊落的奇男子，而許景澄則更加豪放曠達啊！”
袁昶（1846年－1900年7月29日）
庚子事變前兩年，戊戌維新失敗，譚嗣同與林旭、楊深秀等六君子慘遭殺害。當時還有個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因多次出使外洋，瞭解歐美富強之理，堅決支援光緒帝變法。慈禧本欲將他一併處死，由於外國列強的干預，才不得不將他發配到新疆，說是讓新疆巡撫對他“嚴加管束”。其時吳永剛被授以懷來知縣一職，尚未抵任，聽到這個訊息後，竭盡全力百計張羅，拼湊了五百兩銀子，趕到天津替他送行。
許景澄（1845年—1900年）
張蔭桓感動地說：“你此時也正是急需用錢的時候，哪有餘力還顧及到我喲！”說完已是泣不成聲。兩人灑淚別後，吳永滿以為蔭桓尚有回還之日，誰知庚子年慈禧向列強宣戰後，把怨恨傾洩到對開戰有異議的大臣身上，在處死袁昶、許景澄等之前，先想到曾長期與列強打交道的張蔭桓，下令將他在戍所處決。其時，張蔭桓已經64歲了。當然，據《清史稿·張蔭桓傳》所載，他是被“用事者矯詔”殺害，即載漪等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張蔭桓雖然被處斬，卻始終沒被革職，因此臨刑前他仍然身穿二品大員的官服。有知心朋友早早地把訊息透露給他，希望他趕快自盡，以求落個全屍，也可免吃一刀之苦。張蔭桓卻慨然拒絕道：“身為大臣，既然奉有朝廷明旨，就該接受法律制裁，怎能預先逃避！”於是被押赴刑場，坦然受戮。
張蔭桓(1837-1900)
吳永比張蔭桓小28歲，與張是忘年交。在獲罪流放之際，張蔭桓親口告訴吳永自己獲罪的另一個原因：戊戌變法之前，張蔭桓曾奉命出使英國，回來時按照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得給“兩宮”——即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帶點禮物。張蔭桓挑選了兩枚寶石，一枚紅的叫“紅披霞”，一枚綠的叫“祖母綠”。歸國之後，準備將紅的進奉光緒，綠的進奉慈禧。若論價格，則祖母綠遠遠超過了紅披霞。不過，按照當時的另一個規矩，外面的大臣來到京師，進獻太后與皇帝的禮物，都必須經過大太監李蓮英之手，即使是呈獻給皇上的，也必須由李某先呈送太后過目，才能抵達皇帝手中。因此，必須另外準備一份，送給經手人李蓮英。當然，比起進貢品來，這一份的價值要低一些，但相差也不能太遠。當時的光緒帝對張蔭桓相當信任，而心高氣傲的張蔭桓也沒怎麼將李蓮英放在眼裡，這已經引起李某的不快，這一次沒給李某準備任何禮物，在李某看來，簡直是故意要打破慣例讓他難堪，怎能不對他恨入骨髓呢！而張蔭桓起先並未意識到自己的失策。據說兩枚寶石呈獻進去時，慈禧“拈視玩弄，意頗歡悅”。哪知李蓮英站在旁邊，似乎在自言自語，冷冷地說了句：“難為他分別得如此明白，難道咱們這邊就不配用紅的麼？”這看來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在慈禧耳中，不啻是五雷轟頂！原來，其時從宮廷到民間，“嫡”與“庶”在衣飾等方面，往往以紅與綠來區別：正室夫人可以披紅裙，而姬妾輩只能用綠色。咸豐帝在世時，慈禧是“妃”而不是“後”；咸豐死後，原先的皇后紐祜祿氏與小皇帝同治的生母貴妃那拉氏都成了“皇太后”，紐祜祿氏稱“慈安東太后”，那拉氏稱“慈禧西太后”。不消說，東為正，西為偏，東太后的地位——至少在名義上要高於西太后。非“嫡”而“庶”，正是慈禧耿耿於懷的一塊心病！李蓮英稍一碰觸，慈禧登時惱羞成怒，突然變了臉色，當即吩咐，將兩份貢品一併發還給進獻之人！而當張蔭桓剛剛弄清楚貢品被拒收的真正原因沒幾天，就有落井下石者乘機彈劾，使他差一點成了繼“戊戌六君子”之後的第七人。當然，張蔭桓終究遇難，無論算是殉於“戊戌”還是殉於“庚子”，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沒過多久，隨著《辛丑條約》的簽訂，張蔭桓與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殉難諸大臣一樣，被仍以慈禧為首的滿清朝廷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即如吳永一介小小的縣令，當他在懷來嚴禁拳民設壇時，也被京津一帶的官僚們——包括他的上司目為“漢奸”，只因為他是曾國藩的孫女婿，才相當僥倖地沒有受到彈劾：“曾文正公”雖已去世，而他在當時的聲望，可是非同小可喲！
李連英（1848年11月12日—1911年3月4日）
吳永生於清同治四年（1865年），於1936年病逝，享年72歲。庚子事變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至為深遠，記載、論述這一事變的史料可謂汗牛充棟。《庚子西狩叢談》正因為記述了作者的親歷、親見與親為，故而在歷史學家翦伯讚的眼裡，是眾多有關義和團的歷史文獻中，最有價值的著作。此書後來還被譯成英文、德文、日文出版。書中除了講述者吳永的生動描述，筆錄者劉治襄（1869--1936）亦對事變產生的根源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反思，讀之或能使人頗有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