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目中的的大學校長是怎樣的？
二十世紀上半葉，優秀的教育家燦若星河，僅大學校長而言，蔡元培、馬相伯、梅貽琦、郭秉文、羅家倫、張壽鏞、蔣夢麟、任鴻雋、張伯苓、竺可楨、茅以升、唐文治、薩本棟、陳裕光、吳貽芳……這個名單可以很長很長。
而八十年代呢？八十年代意味著什麼？那是一場浩劫之後的重建，是對此後30年高等教育拓荒的奠基與構想，這是意義深遠又責任重大的時期。幸好，八十年代湧現了一批優秀的大學校長，他們恢復或重建了大學精神，讓大學從骨子裡更像大學——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甚至可以說為大學重新注入了靈魂。他們都在20世紀上半葉完成大學學業，因此可以說接續了優良傳統，他們永遠被懷念。
四十年來令人懷念的六位大學校長
01
匡亞明（1906-1996）
南京大學原校長
匡亞明，江蘇省丹陽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1963年任東北人民大學（後更名為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63年起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文革”中備受迫害，1978年復出，擔任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1982年起為南大名譽校長。
十多年前，由部落格中國網站釋出的中國最受推崇的十位校長，調查結果依次為：
蔡元培、胡適、梅貽琦、蘇步青、茅以升、蔣夢麟、匡亞明、李達、吳玉章
這是匡老的榮光，也是南大的榮光。
“四人幫”倒臺之後，在胡耀邦的支援下，匡亞明的冤案得以昭雪，胡耀邦代表中央徵求他今後工作的意向，匡亞明經過慎重考慮，仍然選擇高校，復出擔任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胡耀邦曾對張黎群（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教育室主任）讚歎說：“匡亞明是有理論、有作為的老同志。”
1978年4月，當時任哲學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在北京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稿，回寧後他將寫稿、改稿情況告訴復出不久的匡亞明校長。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兩天後，胡福明向校長請示工作，匡亞明見面就讚許說：“你的文章《光明日報》發表了，我祝賀你，我看了，寫得很好嘛。”當時對這篇文章有多種議論，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社會上一度還有“五胡亂華”的說法，將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胡福明與胡耀邦同志等一起列為“五胡”。南大組織了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座談會，匡亞明親自到會並首先發言，旗幟鮮明地贊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批判“兩個凡是”的謬論。後來，江蘇省委推選匡亞明出席對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公審活動，匡亞明熱情推薦胡福明去參加，“因為他在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中有突出貢獻”。
匡亞明始終強調：辦大學要依靠教師，特別是學有所長的老教師。他認為：“一所大學水平的標誌不是看別的，而是看學校擁有教授的數量和學術水平，如果沒有可觀的教授就不成其為大學。”
原在武漢大學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錯誤地劃成“右派”，18年之後才獲准摘帽，而幾乎與摘帽同時，就不得不“自願退休、安度晚年”。“文革”前的三級教授，只能賦閒在家成為街道居民，領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夫人、詞學家沈祖棻又不幸遭遇車禍身亡。程千帆的厄運，引起在蘇州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的南大中文系教授洪誠、山東大學教授殷孟倫、南師教授徐復等“同門好友”的關注。他們公推洪誠先後回寧後向匡亞明校長彙報。匡校長了解到程確有真才實學，當即作出決定：這樣的人才，別人不用我們要用。如果調動手續辦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讓他又用武之地。
當時武大還有一位被劃為右派的研究外國文藝理論的張月超先生，也願回母校工作（張原為中央大學外文系高材生），匡校長果斷地決定“一起接受。
中文系“文革”後第一屆系主任陳白塵，也是匡亞明從北京延聘來的。陳白塵是著名劇作家，創作了《歲寒圖》《升官圖》《烏鴉與麻雀》《宋景詩》等劇本與電影劇本，享受副部長級待遇。但“文革”中被誣為“叛徒”，由中組部立案審查，當時尚未有結論。匡亞明深知陳白塵是一個忠誠的革命者、一個有才華的劇作家，甘冒風險，聘他南下就職，當時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響。
匡亞明慧眼識珠於風塵之中、伯樂相驥於困厄之境，事實證明了他的膽識與魄力。陳白塵、程千帆和張月超三位學者在南大重新煥發了學術青春，很快成為中文系的學術帶頭人，為中國古代文學、戲劇學等專業爭取博士學位授予權（前者還成為重點學科）做出了重要貢獻。程千帆教授曾動情地說：“是匡老給了我二十年的學術生命，我終生感激他老人家。”
02
朱九思（1916-2015）
華中工學院（華中科大前身）原院長
朱九思，武漢大學肄業，1953年至1984年任原華中工學院副院長、院長、院長兼黨委書記。
在華科大，朱九思被人稱為“華工之父”。朱九思卻稱，他在華科大其實只幹了兩件半事：一是採取超常規的辦法廣攬了一大批人才；二是提出了發展新思路，“走綜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學的前面”；半件事是植樹造林。”
1972—1979年，朱九思頂住壓力，不惜一遍遍修改黑檔案，共調入教師625名，分別來自20多個省市500個單位，許多被壓得直不起腰、用非所學的知識分子，在這裡受到信任和重用。他們進入華工以後，華工的教學水平和科研學術能力很快提升。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從前默默無名的華工迅速躋身全國一流名校之列。
在剛剛恢復高考那幾年，大學裡重理輕文的現象十分普遍，不僅工科學生輕視人文學習，連老師們都不太重視這方面。而朱九思卻一直有個信念，要培養工科學生的人文情懷。正式提出要把華中工學院辦成綜合性大學。
03
章開沅（1926-2021）
華中師範大學原校長
章開沅，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1951年 9月入華中大學(即今華中師範大學)，在歷史系先後任教員、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1985年8月至1991年3月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
他獨闢蹊徑，在辛亥革命史、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等諸多學術領域均有開創性貢獻，著述宏富。他從事教育工作65年，並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6年，育人無數，華中師大的學子們非常擁戴他，特別喜愛聽他的報告。
章開沅在報告中談到知識分子要善於獨立思考，大學應該培育優良的學風，良好的大學學風應該引導社會世風，而不是受其影響和汙染。他講到教師節，省委某副書記、某副省長、省教育廳領導及其各路媒體去他家慰問、採訪，被他拒之門外。他說，尊師不是面子工程，而應該做實事。
對於大學，他反覆強調“兩個迴歸”：迴歸常識，迴歸大學本位、教育本位。不能把大學管得像一個行政機關，完全是行政命令的。他認為自己當校長堅持了一個學人應有的品行，敢於談與領導不同的意見，有的會不去開，有的事不去做。
2002年，章開沅被學校聘為資深教授，這個待遇能夠享受包括每年十萬元的津貼福利，但隨後的三年，章開沅先生四度提出辭去資深教授，且言辭懇切地表示“榮譽可以終身，待遇應該退休”，最終，學校決定同意他的請辭，章開沅也因此成為我國人文社科界辭去資深教授的第一人。
04
丁石孫（1927-2019）
北京大學原校長
丁石孫，數學家，數學教育家。194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數學系。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學校長、教授。
在北京大學的40多年中，丁石孫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教學上，先後教過20多門課。最小的課是用兩個小時給圖書館系的學生講現代數學的分類，大課則有為數學系200多學生講1年的高等代數。教學方式由淺入深，給學生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石。
他認為教學對於開拓教員的知識面很重要。每教一門新課都會感到壓力，邊教邊學，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即使有的課程重複地教也會加深對於知識的理解，因此，他的教學贏得了所有學生由衷的尊敬與愛戴。
在管理學校上，他強調從嚴治校，但希望能給學生營造寬鬆的成長環境。“個人需要自由發展，老師也需要自由發展。我覺得校長並沒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辦法是創造條件讓大家能夠自由發展。”他後來如此回憶當時的治校理念。
丁石孫的電話號碼在北大是公開的。有學生覺得食堂太難吃，直接打電話向他投訴，他立刻進行食堂改革，引進競爭機制，讓飯票在各食堂通用，才有了現在北大食堂的質量。除此之外，他還常讓王義遒透過各種途徑瞭解學生的需求和意見，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學生對話。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週固定和一些學生見面交流。這些學生思維活躍，關心國內國際大事，雙方常就學校改革平等交換意見。他的開明，深受學生的喜愛。
丁石孫拒收毛新宇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樂道。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畢業，其母邵華曾找到北大校長丁石孫，說“咱家三代都屬於北大”。而丁石孫卻說，“無此必然性啊”。邵華說，“新宇就該上北大”。丁石孫又言，“北大校風自由，同學好動，我擔心他進來無法保障安全”。無奈之下，毛新宇最終只能屈尊就讀了人大歷史系。“我是一個像空氣一樣自由的人，妨礙我心靈自由的時候，絕不妥協。”
04
江平（1930- ）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
江平，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後回國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曆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
1983年中國政法大學成立，校長由司法部長兼任，江平是主管教學的副校長，主持校務。他不僅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精神符號，也是整個法學界的精神符號，被稱為“中國法學界良心”。
江平主持校務期間開創了極為寬鬆、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傳統。江平時代首創了法大學生選老師的自由選課傳統。法大同一教研室的幾位老師同時開課，任由學生選擇。學生的選擇給老師也帶來壓力，努力提高教學水平。那個時代的學生說：“與其說我們當時在法大學到了什麼知識，不如說我們從來沒有被強迫灌輸意識形態的教條。”江平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期間，發揚民主，按期召開的學生對話會，帶領同事與學生展開對話，並積極回應學生的合理訴求。
江平愛護學生的事例不勝列舉，雖然只在1988到1990年間擔任了兩年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但卻被法大人稱為“永遠的校長”。江平卸任校長以後，為中國的法治建設奔走呼號，以其“只向真理低頭”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在2012年法大60年校慶上的演講中指出，中國政法大學儘管成立60年，但作為一所大學應有的精神基礎還很欠缺，法大的校風尚未成型，法大的精神傳統更有待於完善。人格獨立和學術自由才是大學的靈魂，沒有人格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大學就沒有靈魂。
06
劉道玉（1933— ）
武漢大學原校長
劉道玉，1958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系，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後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校長。
劉道玉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漢大學校長，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教改風雲人物。“四人幫”被粉碎後，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擔任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主抓高等教育的撥亂反正。在鄧小平召開科教座談會期間，他作為座談會的組織者之一，建議來自武漢大學的代表查全性當面向鄧小平建言，廢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學推薦制，從而恢復中斷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的恢復，是全國改革的先聲。就是在這種春潮湧動的關口，以身體不適為由辭卻教育部一切職務的劉道玉，回到了武漢大學，旋即被任命為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1981年，他48歲，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成為當時中國重點大學當中最年輕、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氣的校長。他上任不久，就大刀闊斧，從教育體制入手，進而對教學內容到管理體制進行全面改革：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制、導師制……推行新制度的時候，他從不向上頭打報告，堅持認為這些都是校長的職責和權力。這一系列現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於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開，擴散全國，武大也被稱為高校戰線上的“深圳”。
改革是劉道玉一生的關鍵詞，際遇、世故、權力甚至歲月都無法從他身上奪走對教育改革的執著。1988年，劉道玉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免去武漢大學校長之職，原因眾說紛紜。在很長一段時間，武大校長的名冊裡甚至沒有劉道玉的名字，校報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幾乎每一個武大學生都認為，劉道玉校長是這所學校的精神力量，是他們“永遠的校長”。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