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上讀到紀念許國璋先生的文章，不覺想起三十幾年前的往事。
當時，母親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系教書，我家住在北外西院19樓4單元。許國璋先生原住西院北樓，那樓住了不少老教授，像周珏良、危東亞、柯魯克和伊莎白夫婦等。八十年代中期，學校新建了幾棟宿舍樓，給幾位居住面積不達標的老先生，每人補了個一居室，許先生也得到一套，位於19樓1單元1層。於是，我有幸跟先生成了一棟樓裡的鄰居，與他常在樓下或院裡相遇。
圖：許國璋先生在家中。（圖片來自網路）
那時的許先生應該是七十歲左右，喜歡穿件絳色粗呢西裝，足蹬牛筋底白皮鞋。記得一位熟識的英語系女生說，有一年，先生從香港講學歸來，跟系裡學生們講話，其中說道：女生應該把高跟鞋扔了，運動鞋配裙子才美。她還說，每年開學，許先生都自掏腰包，用稿費買漢英詞典，每個新生，一人一本。當時，先生主編的“許國璋英語”，火遍全國，年銷售幾十萬冊，他從所得稿酬拿出不少用來資助英語教育。
圖：“許國璋英語”書影。（圖片來自網路）
許先生是北外校園的一景。
每天下午四點左右，是先生休息的時間。常可看見，他坐在面對學校大門的樓前花壇水泥圍牆邊，手裡拿著剛從小賣部買的紙杯冰激凌，津津有味地吃著，看著過往行人和車輛，怡然自得。時有路過的教師或學生，認識先生的，就會駐足跟他聊上幾句。
當年，出了北外西院大門左拐，人行道邊有一溜賣菜的攤販。一次，見許先生走到一處魚攤前，一言不發，那魚販立即從盛滿水的黑色塑膠大袋裡，撈出一條活蹦亂跳的大草魚，用草繩穿好，遞到先生手上。先生提起魚，掉頭就走。我驚詫魚販不稱重、先生不付錢，便好奇地小聲打探，魚販笑答：“他一個月一結。”又有人問：“這是誰呀？”魚販得意地說：“他是北外最有名的教授。”
有時，可以看見許先生和許師母一起出行。總是許先生走得快，許師母走得慢，落在後面幾步。師母走路不太靈便，她那雙腳彷彿是解放腳，即小時被纏過足後又放開的。許師母，瘦高個兒，細白面板，鵝蛋小臉，大眼睛，仍能看出當年風姿的綽約，聽說年輕時她在上海做過舞女。
圖：許先生、許師母和學生。（圖片來自《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
一居室是許先生的一塊飛地。他每天從北樓過來做事。有時，飯點兒，許師母過來叫他回去吃飯。有時，做事做晚了，他也住在那裡。
許先生在飛地的小院裡，種了些花草菜蔬。小院近旁的道路略高於樓前地面，站在路上可以望見院中情景。常見許先生站在路邊，微笑著欣賞自家院裡的蔥蔥郁郁，並不時和路過的人討論幾句。一次，見他站上路邊矮牆，傾身檢視小院裡面的植物。那院裡生長的荷蘭豆，曾讓季羨林先生讚不絕口：
“他（筆者注：此指許國璋先生）在自己的小花園裡種了荷蘭豆，幾次採摘一些最肥嫩的，親自送到我家裡來。大家可以想象，這些當時還算是珍奇的荷蘭豆，嚼在我嘴裡是什麼滋味，這裡面蘊涵著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詞彙來形容，什麼‘鮮美’，什麼‘脆嫩’，都是很不夠的。只有用神話傳說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藥）一類的詞兒，才能表達於萬一。”（季羨林《悼許國璋先生》，《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0頁）
季先生的描述絕非誇張，八十年代，荷蘭豆對於很多城市的居民，確是特別稀罕的美味。我們第一次吃到，還是在昆明的叔叔、嬸嬸，乘飛機來京時帶的。碧綠碧綠的顏色，清脆甜嫩的味道，在當時蔬菜匱乏的北京，真令人嘖嘖稱奇。上海的姑奶奶也嘗過這來自昆明的饋贈，一次叔叔又要去上海，老人家特別叮囑：“再帶些像翡翠似的菜吧。”
許先生還種了些爬牆虎。飛地在19樓東端，爬牆虎順著高樓東牆，向上攀緣，長得飛快，不知什麼時候，就從一層爬到了頂樓六層，枝繁葉茂，差不多鋪滿了整個牆面。夏日，一牆青翠；秋來，滿目殷紅。
1993年某天，聽說許先生夜裡從飛地的行軍床上摔了下來，中風了，就此一病不起。又聽說是因先生此前赴歐講學，過度勞累所致。第二年秋天，許先生過世，享年七十九歲。
圖：《許國璋論語言》書影。
記得八十年代末，當時社會上還殘留著一些極左文風，文章開頭不乏“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等套話。導師張志公先生曾對我說，一次應邀參加許國璋先生博士生論文答辯，看到文章中有“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語句，便在提問時請那學生把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簡要說出個一二。許國璋先生聞之驚愕：
“還有這個？我怎麼沒注意到。”
拿過論文，翻到出處，抬頭對學生說道——“你把這句刪了。”
圖：《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書影。
手上的《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是1997年在北外西院大門外學校出版社讀者服務部買的，從書中文章瞭解到，許先生雖去過很多國家，可從沒機會到訪歐洲大陸，一直念茲在茲，心馳神往。那次，本來說好由一學生陪同，最終不知何故變成隻身前往。他萬里走單騎，講學遊歷了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義大利、瑞士、俄羅斯等國。畢竟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怎麼禁得起如此辛勞的旅程？
圖：1993年5月，許國璋先生在蘇黎世湖上。（圖片來自《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
再次翻閱《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眼前出現先生在“大如劇場的電教館”演講的身影，鏗鏘的話語震響耳邊：
“我教學生，從來不以教會幾句英語或教會一種本事為目標，而是要教怎樣做人，是英語教育，用英語來學習文化、認識世界、培育心智，而不是英語教學。我們的理想要高一點，要做一個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只想練些應酬英語，到合資企業去跑腿，去做翻譯，目標太平凡也太庸俗了。你就是做了合資企業經理，舉止是不是要有修養些？談吐是不是要更典雅些？寫作時筆下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文化內容？否則你每月掙成百上千，我也很鄙視你。我一般不隨便跟人說話。你要跟我說話，我首先要看你有多少文化內涵。否則我這樣一個教授，來陪你練英語？
現在外國人來，不論老太毛孩，一律號稱專家。專什麼家？有的不過會說外語，不要把他們看得太了不得。他們是專家，那麼美國大街上走的都是專家了！他們見了我還是畢恭畢做的，不敢在我面前放肆，妄議‘你們中國人如何如何’，因為他們知道我的語言水平比他高，分析問題比他深刻，他受的教育、讀的書不能跟我比啊！”
（傅傑《這就是許國璋教授》，《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85頁）
這真是空谷足音，廣陵絕響。
許先生和許師母沒有小孩兒。
許先生走後，在校園裡很少見到許師母了，那滿牆的藤蔓也漸枯黃衰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