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史》等幾部歷史著作都提到一個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宋時期是一個轉折時期，但是對具體轉折的內容有不同內涵，有的認為是社會生活方面從古代社會向一定意義上的現代社會轉變，有的認為是政治社會制度從古典走向現代……這些都有其自身的論證與道理。
我也認為兩宋時期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但不同的是，這個轉折的時間對比不是兩宋之前與之後的對比，而是北宋之前與南宋之後的對比，分界更加明顯；二是這個轉折是從民族性格角度看，中國從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一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
對於第一個轉變，即轉變時間，為什麼是北宋與南宋之間，而不是大歷史觀念上的兩宋之前與兩宋之後，原因主義是在民族性格這個維度上，南北宋差別之大，已經突破了一般歷史問題的漸變特徵，它更接近於一種突變的變化。如漸變性事件，像經濟重心南移，從魏晉南北朝就開始明顯出現，直至南宋最終完成，前後歷經千年。但南北宋的民族性格轉變是十分突然的，而且不是波浪式轉變（進兩步退一步），而是一氣呵成，北宋滅亡之前，中國更多是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基本沒有例外，南宋之後，中國變成了一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此後也沒有反覆，基本沒有例外，這是很有意思的歷史轉變。
對於第二轉變，何謂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又何謂理想的現實主義者？對於前者，最明顯的是先秦時期，中國是實打實的現實的理想主義者，甚至可以說是理想的理想主義者，重心落在理想主義者上，就是說中國人的最高理想、最高追求、夢想中的社會是理想主義，如君子死節、士可殺不可辱等等，充滿理想主義色彩。
然而，先秦之後直至北宋滅亡，中國的民族性格更多是以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而存在，即我們的追求、最高理想仍然是理想主義，仍然是大同社會、是桃花源、是貞觀之治，但是，在具體的追求手段上，已經十分現實了，所以才會出現劉邦、曹操之流，他們的做法在先秦時代是被鄙視並以行動加以拒絕的，然而先秦直至北宋滅亡，追求理想主義的路上採取的現實手段，已經不再為大家所不齒，劉邦棄父、曹孟德奸雄，儘管大家覺得沒那麼光彩，但為求目的達成，大家已經不苛求過程的完美了。甚至唐太宗治下出現貞觀之治，大家也不吝惜對他的讚美，反倒是宣武門之變殺兄迫父之舉，也變得沒那麼不可寬恕了，這在孔子所倡導的“周禮”之下是不可饒恕的。
最後，南北宋的區別，最明顯的一個區別就是“北宋無將、南宋無相”，注意後半句“南宋無相”，也就是說，文官階層的最頂層在南宋已經爛掉了，北宋一朝趙普、韓琦、寇準、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任何一個人拿出來都可以說是良相，儘管有些人的政治主張沒有實現、變法失敗，但並不影響社會對這個人人品的認可。然而，南宋的宰相如秦檜、韓侂冑（這個爭議很大）、史彌遠、賈似道等，無一不是史上有名的奸臣。如果是一代兩代的個案，可以認為是歷史的隨機，但是如此係統性、大規模集中出現名臣或是奸臣，就不得不說是歷史的必然了。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南北宋會有如此大的變化，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文官集團從以理想手段追求理想主義，到以現實手段追求理想主義，進而轉變為以理想手段（沒有展開寫，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大家嘴上或者旗幟上，還是宣稱自己是追求儒家最高理想那套東西的）追求現實主義？後邊再慢慢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