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四川墊江縣一隊特務來到了縣城牆角下一戶農民家門口，為首的特務敲了敲門喊道，“請問是盛國玉家嗎？”
不多時，門吱嘎一聲打開了，還沒等人說話，幾名特務魚躍進入了房間，大聲喊道“快說！盛國玉在哪？”
開門的是一位20多歲的女人，臉龐清秀、舉止端莊，此時鎮定自若地說道“我就是，怎麼了？”
特務重新打量了一遍眼前這個女子，問道“你參加過共產黨活動嗎？”盛國玉有些無奈地說“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活動，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婦女”。
特務們不相信盛國玉說的話，將她綁了起來帶到了縣政府，開始了一系列的審訊“你是做什麼的？參加過哪些共產黨活動？”
看到意志堅定的盛國玉始終不肯服軟，特務們動用起了私刑。可是無論怎麼逼問，盛國玉都一口咬定自己從沒有參加過共產黨的活動，審訊進行了八九天的時間，卻沒有得到特務想要的結果。
為什麼特務們認定了這個20歲的女人就是共產黨員，她究竟又進行了哪些活動？將會面臨著怎樣的危險呢？
盛國玉1926年出生於墊江縣沙河鄉，17歲那年，盛國玉從墊江簡易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很順利地就在一所學校中教起了中文，原本盛國玉很高興可以教書育人，可不幸的是由於家庭條件不好，學校很快安排了其他有權勢的人頂替了盛國玉的位置，盛國玉無奈之下只能回家務農。
隨著盛國玉年齡逐漸地增長，她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當時家裡的親戚給她介紹了一個物件：正在重慶唸書的餘梓成。兩人經過簡單地接觸之後都覺得合適，盛國玉的父親對這個年輕人更加滿意，主動要求女兒嫁給他。
可是盛國玉的父親沒有等到女兒出嫁的那天就因病去世了，父親的遺願就是讓女兒找一個好人家嫁出去，盛國玉也因此願意同老實本分的餘梓成結婚。
兩人於1947年8月成婚，婚後，餘梓成對盛國玉十分的體貼，每天工作結束後都會幫她務農，吃完飯兩人還會聊一些當天的工作以及思想變化情況。
時間久了，盛國玉卻總感覺和餘梓成有一定的距離，因為餘梓成總是偷偷摸摸地從事一些不想讓盛國玉知道的工作，幾個月後，餘梓成慢慢向盛國玉打開了心扉，他告訴盛國玉“我其實是一名地下黨員，有著自己的信仰，我想要保護你，當然如果你同意的話，我也希望引導你走上革命的道路”。
雖然盛國玉對共產黨究竟意味著什麼並不十分理解？但是自己愛著丈夫餘梓成，既然他認定的事業，肯定是有前途的，隨後在餘梓成的引薦下，盛國玉認識了不少的地下黨員，開始逐漸向黨組織靠攏。
1948年10月，特務逮捕了一名地下黨員，在他未銷燬的筆記本上，特務們發現了三個名字，分別是墊江女中教師傅伯雍、陳鼎華和盛國玉。正是憑藉這三個名字，特務們分別抓捕了三人，認為他們都是共產黨員，統一集中到了渣滓洞監獄裡。
在重慶衛戍司令部門口，見到了一位面板白淨、齊肩短髮的女青年，盛國玉心想“這個女人應該不一般”，誰知這個女人對盛國玉十分親近不僅給盛國玉梳頭髮，還親切地詢問她的年齡，姓名，住址，盛玉國沒有回答，只是輕描淡寫地回覆她的問題，女人知道盛國玉的擔心，說道“我們是一樣的人，被關在這裡，只不過我比你們特殊一點，我的伯父是重慶市市長楊森，他想讓我與共產黨脫離關係，但是被我拒絕了，特務們懼怕我，所以對我的關押會放鬆一些，但是我沒法離開衛戍司令部，卻可以在這裡自由的活動”。
楊森在當時是重慶市的市長，也是國民黨中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幾名共產黨員聽到這樣的介紹有些不寒而慄，而這個女人卻毫不在意笑道“我不是什麼楊家大小姐，你就叫我楊漢秀吧”。
兩人隨後被押到了渣滓洞看守所，楊漢秀究竟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人，盛國玉無法判斷，她被折磨了十幾天，身體又累又餓又乏，想找口水喝、找點東西吃，就在這時，楊漢秀送來了不少好吃的東西，對大家說“大家趕快吃點吧，只有吃飽了才能繼續工作”。
眾人聽完狼吞虎嚥了起來，楊漢秀十分的高興“這才像革命同志嘛”。在期間，盛國玉和楊漢秀關係越走越近，楊漢秀在生活中給予關押者很大的幫助。盛國玉也得知楊漢秀其實是受周恩來委派到重慶做楊森的統戰工作，但工作沒有做通，楊漢秀就想自己參加游擊隊鬧革命，私自購買了槍支彈藥糧草進行支援，後來這個情況被特務們發現，於是把她關押了起來。
正是因為這些特殊的情況，讓盛國玉對楊漢秀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楊漢秀的待遇很好，甚至有時會叫特務幫自己到附近的餐館買幾個小菜招待盛國玉等人，盛國玉當時很不理解，問“你哪來的這麼多錢？我看你也花了不少的錢”。
楊漢秀說道“我家裡還是有點錢的，我爸叫楊懋修，他也在楊森那裡做官，錢嘛不用愁，我家裡還有幾千畝地，幾條街道，大家走到一塊兒不容易，我請大家吃頓飯也算我給大家送行了”。
盛國玉在渣滓洞看守所被關押在女牢二室，那裡穿的囚服胸前胸後都畫著個大叉叉，難友們叫它“叉叉服”。這裡關押了20多位女囚，除了楊漢秀跟自己關係不錯外，最親密的當屬江姐江竹筠。
盛國玉和江姐當時住上下鋪，上鋪是江姐，下鋪是盛國玉，盛國玉第一次見到江姐時被嚇得不輕，當時江姐渾身是血，雙手食指被竹籤兒扎的已經無法動彈，每次要上床時，她的手指無法使力，只能用手腕勾住扶手，盛國玉看在眼中十分的心痛，她忍不住伸手扶著江姐爬到上鋪，從此之後，她就與江姐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渣滓洞原本只是一個重慶郊區的小煤窯，由陳爾昌在1920年開辦，裡面的煤礦質量很差，煤渣也很多，出煤量很少，因此大家都稱之為渣滓洞。到了1943年，軍統白公館看守所被改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裡面的政治犯需要外遷，總務處長沈醉在重慶郊區尋找場地時看中了渣滓洞，由於位置偏僻，距白公館只有四五華里，來往很方便等原因成為了另一個政治犯集中地。
渣滓洞這裡有16間男牢房和2間女牢房，三面是無法攀巖的山崖，一面是山路，山路也並不是什麼平坦的瀝青路，而是羊腸小道，後來為了運煤擴充套件到一米多的碎石路，因此只要將四周用高牆和電網攔截，設定幾個哨崗，沒有一個人能逃出渣滓洞。
1945年抗戰結束後，中美合作所關閉，白公館成為了看守所，渣滓洞在1946年廢棄後，1947年12月因抓捕的人越來越多再次被起用，渣滓洞最多時關押了超過300名共產黨員。
盛國玉剛進渣滓洞時，看守就對她們說，“我們有些看不到、聽不到、做不到、想不到的事情，你們都要替我們做到，只要表現好，你們都有機會出去”。
1948年10月10日是渣滓洞管理方式發生重大變化的日子，在此之前，渣滓洞管理十分的寬鬆，各個牢房同時開放，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地交流，平常放風10分鐘，常常可以延長到15分鐘或者20分鐘，渣滓洞裡面有籃球架，獄友們可以打籃球，親屬們可以探監，甚至可以保釋，裡面還有各種各樣的書籍，小賣部、圖書館，用內部券還可以買到很多的生活用品。
可是到了1948年10月10日，隨著內戰局勢的加劇，形勢越發的緊張。國民黨看守所二處處長徐遠舉接到上級要求，開始對政治犯嚴刑逼供。
而解放軍此時已經攻破了長江天塹，開始瞭解放華南的行動，國民黨的勢力在逐漸削弱，共產黨勢力逐漸高漲，渣滓洞的獄友們心中也充滿了萬丈豪情，似乎看到了被解救的曙光，但是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國民黨接下來開始了一系列慘無人道的屠殺行動。
1949年9月開始，國民黨將白公館、渣滓洞的共產黨員、政治犯全部處決，其中還有著名的抗日將領楊虎城。
蔣介石說“當年我們勢力那麼大，他（楊虎城）都不願意聽我們的，現在到了我們這個境地，他難道還會跟我們一條心嗎？這種人必須殺掉，我們之前之所以會失敗，主要就是殺的人太少，把很多反對我們的人留下來，最後搞垮了我們”。
在這種情況下，1949年9月，楊虎城和宋綺雲兩家6口人被秘密處決，10月陳然、王樸、雷震等10人被秘密處決，到了11月14日，江姐、李青林等人以“轉移到其他地方”為藉口，也被押送到了電臺嵐埡，當時江姐心中已經有了預感，她平靜地換上了整理好的衣物，圍了一條圍巾，然後向盛國玉要了一面鏡子，用手梳了一下自己的頭髮，然後向獄中的獄友們一一道別。
不久後，“噠噠噠”的密集槍聲響起，血腥味兒瀰漫在整個渣滓洞牢房，而這只是大屠殺的開始。
幾天之後，毛人鳳飛抵重慶，再次下達蔣介石對處決犯人的要求。當時解放軍已經突破了重慶白馬山防線，先頭部隊離重慶不到50公里。
1949年11月19日，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婦委書記胡其芬曾寫過一封信，信中記載“聞所內傳說即將結束，除17人決定釋放外，其餘還有第三、第四批或將處決，每個人都籠罩著死亡的陰影。藍先生的歸來給我們帶來了一線生的希望。妹，這就全靠你與朋友營救我們的努力了。第三批傳命令已下，可能周內辦理”。
這其實是一封求救信，也是獄中共產黨員向地下黨組織進行的最後求救，信中所提到的藍先生就是渣滓洞看守黃茂才，他是中共策反的人員，偷偷將信帶給了地下黨員況淑華，況淑華又將其交給了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當時已經是11月21日。
劉康當時只有23歲，他看完信後心急如焚，趕緊四處籌措經費，準備進行武裝劫獄，當時他找到了兩名已經準備起義的國民黨師長，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要放開大路，讓解放軍透過，第二是保護城市安全，不能讓敵人隨便破壞，第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館，救出革命者。
但是這兩名師長同意了前兩條，唯獨第三條內容兩人堅決不肯同意，因為守衛監獄的是內政部警察第二旅，他們都是現代化武裝，實力很強，不容易輕易攻克。
沒有辦法的劉康在11月27日和同志們研究了各方面情況，但是卻因為很多事情沒有落實好，所以沒有執行營救情況，當他下半夜起來上廁所時，突然發現歌樂山附近已經紅了半邊天，他連忙跺腳喊道“壞了，糟了”。這封求救信直到1955年才交給組織，上面還有先烈們最後的囑託。
當天晚上，渣滓洞的共產黨員們吃完了晚飯，接到了特務們的命令“女的全部到樓下八室集中”，女牢當時的門全部開啟，驅趕到樓下第八室，期間盛國玉穿過了小院兒，被集中押送過去，而男牢的同志主要被集中在了樓下的1~7室內。
這一行動來得太過迅猛，以至於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女牢的同志進入房間之後，門立馬被扣死，從窗外開始了密集的掃射。
聽到機槍聲同志們並沒有害怕，反而大聲呼喊道“打倒國民黨反動派”，隨著倒下的同志越來越多，最後喊聲越來越微弱，只能聽到“共產黨萬歲”的呼聲。
左紹英和彭燦壁當時在獄中出生的兩個孩子，一個不到一歲，一個只有7個月，兩人為了保護年幼的生命，用血肉之軀擋在了他們前面，可特務們沒有放過這兩個弱小的生命，他們在門前高呼：“斬草除根”，隨後進來將屍體翻開，對著孩子一陣掃射，孩子立刻沒有了哭聲。
此時的盛國玉和羅娟華正站在牢房靠窗的位置，槍聲響時兩人同時倒地，子彈不斷地打在牆壁上，室內硝煙瀰漫，牆皮脫落。
為了不留活口，特務們除了開槍掃射外，還特意進來進行了一輪補射，發現沒死的直接照著腦袋就是一槍，但盛國玉十分地幸運，特務們以為她死了，拿槍托擊打她的腹部，卻沒有反應，特務們以為她已經死掉，轉頭離開。
除了盛國玉，當時還有胡芳玉活著，胡芳玉將盛國玉當成了張景芳，呼喊道“張大，張大趕緊走”。盛國玉只能順勢從窗戶跳到了院壩上，此時的特務們將汽油灌進了牢房，熊熊大火燃燒起來，整個渣滓洞成為了一個硝煙瀰漫的火場。
盛國玉跳進院壩之後聽不到槍聲，感覺到十分的害怕，她並不知道放完火之後的特務們已經撤離，於是她跑進了距離八室最近的男廁所，一頭跳進了尿池之中。
當時躲在尿池中的還有幾名男同志，盛國玉就是這樣在恍惚中昏迷了過去，不知過了多久，渣滓洞沖天的火勢吸引了附近兵工廠的家屬，他們在尿池中發現了昏迷的盛國玉，於是將她解救了出來，此時的盛國玉發著高燒。
這些家屬心地十分善良，因為兵工廠其實也是屬於特務的管控範圍，他們將盛國玉解救後，立刻給盛國玉換下了囚服，把她打扮成正常的女人模樣，還把囚服埋藏在了樹下的坑裡，將盛國玉送出了警戒區。
當時盛國玉舉目無親。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抓捕，她在山上又亂跑了兩天，晚上和出逃的群眾一起露宿在山上，直到兩天後重慶解放，盛國玉才終於向磁器口出發，尋找部隊。
由於幾天沒有吃東西，盛國玉身體極度虛弱，再加上發燒體力難支，但盛國玉很幸運，她碰到了一群宣傳隊隊員，這些隊員將盛國玉接到了學校居住，然後與共產黨取得聯絡，將他送到了高灘巖醫院。
就這樣，在醫院住了一個月後，盛國玉才終於脫離了生命危險，活了下來。
1949年12月，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宮館，當時戰士們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當革命烈士慘遭屠殺的訊息傳到北京之後，中共中央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殮遺體，清理遺物。
12月14日，在電臺嵐埡挖出了29具屍體，全部腐爛。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烈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他們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條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行脫掉，第2天還有人看到特務們把這些西裝、毛衣等物品弄到瓷器口擺攤出賣。
經過數日的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大家一共發現了332具屍體。人們選用了全城最好的棺木，將烈士遺體集中到了歌樂山下，用兩斤酒精進行消毒，一丈白綾裹屍，在那段極度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人們竭盡全力用簡單的方式收斂遺體，歌樂山下從此多了一個巨大的墳墓，三百餘位烈士長眠於此。
1949年，11.27大屠殺受難者共計207人，其中185人被定為烈士。在渣滓洞一共存活了15人，而盛國玉是唯一存活的女倖存者，當她回到家後。由於受到折磨太過嚴重，醫生建議盛國玉別再要孩子了，但盛國玉很想和餘梓成有一個自己的孩子，於是在35歲時懷孕，可惜盛國玉生下的孩子沒有滿月就夭折了，兩年之後盛國玉再次懷孕，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女兒，終於得償所願，成為了一個母親。
盛國玉脫險之後，她還曾打聽楊漢秀的情況，直到1980年歌樂山烈士陵園，通知盛國玉去重慶參加楊漢秀烈士的骨灰安葬儀式時，他才知道楊漢秀的全部情況，楊漢秀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在萬縣楊森總部認識了朱德，楊漢秀叫他朱伯伯，楊漢秀經常聽到朱德和楊森爭論，這種家國情懷感染了楊漢秀。在朱老總的建議下楊漢秀在延安女大和魯藝美術系學習，之後楊漢秀還曾隨周恩來飛往重慶，開始了地下工作。
在11.27大屠殺之前，楊漢秀被釋放，但其後很快被軍統逮捕，鑑於他是楊森的侄女，當時的抓捕人員私自決定，用一輛汽車將楊漢秀拉到了郊外，在汽車上將楊漢秀用一根繩子勒死，然後就地掩埋，楊漢秀蒙著臉坐在轎車內。就這樣被特務活活地勒死了，她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盛國玉解救後一直想要加入到黨組織，但是由於各種的原因，始終未能如願，1973年餘梓成病重時，他叮囑盛國玉，“我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加入到黨組織的行列中，繼續我的工作”，餘梓成去世後，入黨成為了盛國玉心中唯一的願望。
1996年，當盛國玉70歲生日時，黨組織特批她入黨，盛國玉喜極而泣，她終於完成了一生最大的夙願。
盛國玉的女兒曾說“母親晚年的生活與身體很不好，各個關節不停地疼痛，十分怕冷，政府十分關心她，安排她住院接受治療，這是母親的幸運。”
如今的渣滓洞依然保留著原樣，當年的烈士們很多曾有機會逃脫，但他們拒不向國民黨低頭，由此奉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儘管解放曾離他們如此的近，他們卻沒有機會看到新中國升起的曙光，這就是我們的人民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