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世界豐富多彩，包含著各種形態的企業。但許多人沒有意識到，企業規模的大小也受工業規律的影響。例如，裝置企業一般都規模不大，而使用裝置生產標準產品的企業則一般規模較大。大家想一想機床企業和汽車企業就很容易理解二者之間的區別。因此，無論是企業戰略還是政府政策，都不能不考慮工業規律的因素。
路風教授在這篇文章中，講述了採用“縱向一體化”的組織結構對於中國三個國有石油公司（“三桶油”）成長的重要性。
寫作起因是幾年前出現過的一種社會輿論——把“三桶油”的規模巨大當作是壟斷的表現，鼓吹分拆它們。
這種輿論的理論基礎來自經濟學教科書，但教科書描述的市場經濟與現實中的工業市場經濟完全不是一回事，既沒有規模經濟，也沒有專業分工的優勢，更別提IT技術的網路效應等。如果拿著教科書硬套現實，就會導致政策的錯誤。
這篇文章通過歷史回顧和國際比較，充分說明當年按“縱向一體化”方向改革石油工業的意義，也證明“三桶油”的成長恰恰是中國工業的輝煌成就。
文 | 路風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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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化工集團（以下簡稱“中石化”）、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以下簡稱“中石油”）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以下簡稱“中海油”）都是世界級的巨頭（三家都是央企）。在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上，中石化以營業收入4070億美元排名第2，中石油以營業收入3791億美元排名第4，雙雙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企業，而中海油以營業收入1087億美元排名第64。
位於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的中石化海南煉化。圖｜圖蟲創意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巨大規模和贏利能力曾經招致國內的許多攻擊，特別是在市場意識形態盛行的前幾年，當時一些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以這個原因將它們描繪成為國企“壟斷”的代表。
例如，2014年的一篇媒體報道這樣說：“國內油氣行業壟斷形勢嚴峻，參與主體有限，且上下游一體，缺乏真正的市場，沒有完善的價格發現和形成基礎”“三大油就等於石油體制，形成一個壟斷的市場。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只能透過與三大油合作，進入油氣生產銷售的某個環節，但是對整個行業沒有影響”。
很明顯，把“三桶油”說成壟斷的一個主要根據是它們的縱向一體化結構（壟斷上下游）。但同樣明顯的是，上世紀末按照縱向一體化的模式重組三大石油公司，也是中國石油工業在21世紀業績高漲的重要原因。
那麼，縱向一體化的結構是不是壟斷？它在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不僅需要回顧歷史，而且要把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置於世界石油工業的語境之中。
1 世界石油工業的“遊戲規則”
世界石油工業是一個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行業。根據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的分析，在世界工業史上，美國石油工業是“規模的成本優勢影響企業增長和決定工業結構的驚人範例”。
規模經濟就是生產規模的擴大降低了產品的單位成本，由此帶來經濟效益。由於石油產品的特性，採取大規模生產可以降低單位成本，從而使這樣做的企業獲得競爭優勢，但採取大規模生產方式就需要保持原材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的穩定，這種要求對企圖獲得規模經濟的企業產生了縱向合併的壓力。
簡單地說，如果石油開採、運輸、煉製和銷售環節分屬於不同的企業，一旦某個環節的企業出於各種原因削減了石油的流量，那麼整個石油產銷就會受到阻礙，導致無法形成穩定的大規模生產。
在錢德勒的敘述中，由洛克菲勒和他的合夥人建立的標準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對生產、銷售和管理實施縱向一體化的企業之一。到1880年代中期，該公司設在紐約的總部開始協調、監督並計劃這個全球性的工業帝國，它能夠透過關閉、重組和新建煉油廠來重組生產過程，並協調從採油到消費的流量，以使石油的產量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得到合理調整，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
1884年洛克菲勒家族的標準石油公司總部。
1911年，標準石油托拉斯被反壟斷法解散，在被拆分出來的16家大型企業中，有5個位列1917年200家美國最大工業企業的名單，它們是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孚真空石油、德士古石油、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和海灣石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5家企業再加上荷蘭皇家石油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前身是被英國控制的伊朗發現石油後成立的英國波斯石油公司），被稱為“七姊妹”，主宰著世界石油工業。
曾經主宰世界石油工業的“七姊妹”。
換句話說，西方發達國家的石油工業從19世紀末起就形成寡頭壟斷結構。雖然那時石油工業的主要市場還是普通居民家中的煤油燈，汽車的普及是進入20世紀後的事，但為獲得規模經濟優勢而採取的縱向一體化結構壓倒了其他組織形式。
如果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真心認為“縱向一體化”的石油企業是壟斷，那麼他們就應該先去抨擊西方發達國家及其全部工業史，然後才有資格去談論中國的石油公司。
2 中國石油工業的崛起
作者在考察中國工業時發現，縱觀歷史，中國石油工業經歷了一個“三段式”發展：第一段，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裡，以計劃體制的手段在極度貧困的條件下建立起一個近乎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段，經過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基本上沒有破壞工業體系的條件下完成了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第三段，在計劃經濟年代奠定基礎並在20年改革開放中得到體制更新的中國工業，進入21世紀後迸發出巨大能量，使中國在經歷了十幾年的高增長後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國。
1.從“貧油國”到石油自給的飛躍
中國石油工業與中國的大多數資本密集型工業一樣，也是從1950年代初就開始重點發展。由於舊中國留下的一點石油工業基礎集中在西北，如甘肅玉門油田和新疆獨山子油礦，而且西北也被認為是中國最有希望的石油儲藏地區，所以第一個五年計劃“156項工程”中有關石油工業的專案大多建在西北，如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煉油廠蘭州煉油廠、蘭州石油機械廠和蘭州煉油化工裝置廠。
【注：“156項工程”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7年）建設的156項重點建設專案，包含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洛陽拖拉機廠等。出於廠址等原因，實際正式施工的專案為150個，但習慣上仍稱為“156項工程”。】
不過，在整個1950年代，中國在西北和西南只發現幾個不大的油田，其中最著名的是新疆克拉瑪依油田。中國曾經被認為是貧油國，由於探明的油田太少，石油工業成為唯一沒有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部門。
1959年，當石油部門將勘探重點東移之後，在黑龍江省肇州縣大同鎮（後被命名為大慶市）發現豐富的石油儲藏。當時中國正處於“大躍進”之後的經濟困難階段，缺油加重了這種困難：1959年全國石油產品銷售量為505萬噸，自產的只有205萬噸，只能主要依靠進口。
面對這種情況，經中央批准，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獨臂將軍餘秋裡於1960年組織發動了松遼石油大會戰。所謂“大會戰”，就是從全國調集所有可用的人力和資源，以生產石油為中心，在最短的時間內集中力量開發油田，邊生產、邊生活，邊生產、邊設計施工，因此需要會戰大軍的犧牲精神。
獨臂將軍餘秋裡（中）。
發現和建設大慶油田成為中國石油工業發展的真正起點，也使這個工業更多地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如“鐵人”精神和大會戰模式）。1960-1963年，大慶油田累計生產原油1166萬噸，佔同期全國原油產量的一半以上。1964年，中國政府宣佈基本實現石油自給。
大慶市“鐵人”王進喜紀念館（左）和鐵人廣場（右），拍攝於2019年9月28日。圖｜新華社。
回顧歷史，中國能夠在被封鎖的條件下保持獨立自主，在經濟方面大概沒有比石油自給更重要的因素了。中國後來又進行過華北、江漢、陝甘寧等石油會戰，為中國石油工業的增長做出巨大貢獻。
不過，形成於計劃經濟年代的石油工業管理組織結構是分散的。
縱向來看，石油工業形成了石油工業部——各地石油管理局——石油企業的體制，會戰模式也在各個地區沉澱下來大量人員，形成“劃疆而治”的格局。
從橫向行業分工來看，當時的石油工業從勘探、採油到以石油為原料的煉油、化工、化纖等眾多企業分屬於中央政府的3個部門（石油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和20個省市自治區。各個部門和地區各自從區域性需要出發使用石油，導致原油的深加工利用率很低。
2.“縱向一體化”的改革
當中國的石油年產量於1978年突破1億噸之後，苦於財力不足的政府領導人從1980年代初起越來越關心如何利用好這筆財富。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增加財政收入，國家決定推進石油工業的集中化。
1982年1月，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條例》，決定成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以立法形式授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中國對外合作海區內進行石油勘探、開發、生產和銷售的專營權，全面負責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業務。
1983年，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把全國重要的煉油、石化和化纖企業全部上收，實行集中化管理。1988年，國務院撤銷了石油工業部，成立了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對油田實行集中化管理。
至此，形成了中石油主管上游、中石化主管下游、中海油主管海洋石油業務的三大石油公司格局。在國有企業改革掀起高潮的1998年，國務院決定對全國石油化工工業進行戰略性重組，由石油總公司和石化總公司互相交換部分油田企業和煉化企業，並將原地方所屬的石油企業分別劃轉到兩大集團。
1998年改革與以前改革之間的最大區別是，使兩個石油公司實現了縱向一體化結構，使它們都發展起從鑽探、採油到煉油、化工產品生產再到銷售的能力。
當時，決策者的一個重要初衷似乎是為了讓石油公司具有可以互相競爭的同質結構，改變原來石油總公司“壟斷”上游石油開採、石化總公司“壟斷”下游煉油和化工，而兩者之間並無競爭關係的結構。但無論當時的決策者是怎麼考慮的，這種劃分符合石油工業對於縱向一體化組織結構的要求。無怪乎它們度過整合的最初階段之後，贏利能力開始迅速攀升。
三大石油公司都經歷了國企改革中的人員分流和上市，但它們業績躥升的真正原因是，能夠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內“協調、監督並計劃”它們的生產、營銷和研發等業務。
2003年，中石化銷售收入達到4667億元，淨利潤達289.8億元；2005年，中石油營業收入5522.3億元，較上年度上升39%（與當時國際油價持續上漲有關），並以1333.6億元的淨利潤蓋過日本豐田公司，成為亞洲最賺錢的公司，淨利潤增幅高達28.4%。
3 “縱向一體化”是壟斷還是改革的成功案例？
“三桶油”的驚人業績讓一些財經媒體目瞪口呆，開始紛紛指責這兩個企業“壟斷”，但媒體多年來卻有意迴避了它們的另一面：在國家智慧財產權局釋出的國內（不含港澳臺）企業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上，2015年中石化名列第一，超過IT領域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中興通訊和華為，中石油名列第七；2016年中石化名列第三，僅次於國家電網公司和華為，中石油名列第八；2019年中石化排名第二，中石油排名第十。如果僅憑壟斷就能賺錢，它們何苦去投資技術研發？而在專利授權量榜單上的高名次，則反映出它們的技術能力。
圖1：2015-2019年中石化和中石油發明專利授權數量（單位：件）
資料來源：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三大石油公司在中國石油工業重組基礎上迎來的發展時期，正是中國的石油消費從自給自足到越來越依靠進口的轉變階段。
1993年，中國首度成為石油進口國，從那以後對外石油進口依存度從1993年的6%一路攀升，到2009年突破50%的警戒線。石油進口量於2004年超過消費總量的50%（54.5%），到2014年已經達到差不多70%。
圖2：1985-2014年中國石油消費總量和進口量（萬噸）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回顧歷史，如果中國在這個階段沒有把石油工業重組為縱向一體化的大公司，那麼無論是繼續保持計劃體制下的分散結構，還是在私有化後成為自由市場的“小舢板”，都不僅無法利用全球石油資源，而且只能被西方石油巨頭主宰市場。
因此，把這樣的重組說成是壟斷只能表現出無知。
中國的一些財經媒體曾經這樣描述：2000年“上市之後，中石化迎來了快速發展期，規模迅速擴大，最明顯的例子即是自1999年下半年開始，中石化開始透過收購、控股、參股和聯營、特許經營等方式瘋狂收購民營加油站，其銷售網路也快速遍及20多個省份，加油站數量從1998年的8000座增加到目前的3萬座，中石化真正成為上下游通吃的巨無霸”。
不過，這些媒體及其記者不明白的是，中石化和中石油“瘋狂”收購加油站和油庫的行為，恰恰是一個工業競爭的經典成功案例。
在中國加入WTO的前夜，面對企圖橫掃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採取了一個正確有效的戰略：控制把石油產品送達消費者的下游互補資產，即零售網路，從而構築起一道壁壘——中國並沒有不允許外國石油公司新建零售網路，但外國企業那樣做就必須付出無法忍受的高成本。
那些媒體及其記者更不明白的是，即使那些“民營加油站”不被中國的石油公司收購，也不可能保持獨立，它們最終會被外國石油公司控制，因為這個市場從來不是一些經濟學家幻想的“菜市場式”的市場。
恰恰是採取了縱向一體化的結構，“三桶油”才有動機和能力去滿世界找油。一般來說，石油煉製和石油化工是石油工業最賺錢的業務環節，但前提是能夠保證石油供應的穩定。因此，“三桶油”即使只是出於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必須投資勘探、鑽井，並在全世界尋求油氣來源。也正是因為成了“巨無霸”，它們才能發展出在最近十幾年成為世界石油工業主要“玩家”的組織能力。
截至2016年底，中石油已在全球30多個國家開展油氣投資業務，海外運營的油氣管道總里程達到14507千米，其中原油管道6604千米、天然氣管道7903千米；2016年當年，中石油的海外油氣勘探新增油氣可採儲量當量9623萬噸，實現作業當量產量14632萬噸，權益當量產量7601萬噸；海外煉廠共加工原油4457萬噸，全年輸送原油2593萬噸、天然氣439億立方米。
由於在國內的上游較弱，中石化實際上比中石油更有積極性在海外找油。2011-2015年，中石化接連出手收購了加拿大Daylight能源公司、加拿大Talisman能源公司、西班牙雷普索爾石油公司、Galp巴西公司、美國切薩皮克能源公司、美國阿帕奇石油公司等多家公司的部分股權或部分油氣資產權益。
2017年3月，由英國政府組織的英國油氣代表團為北海油田招標事宜訪問中國。該代表團向中國媒體透露：“在英國北海32%的產量都是由中石化和中海油擁有的資產生產的，而中石化已擁有了英國煉油整體產能的50%，所以我們高度重視中國石油公司對於英國的投資”。
更有意思的是，根據該報道，即使是中國企業在北海採的油，也不會運回中國，而是在當地消費。這個看上去有點奇怪的安排反映出來的實質問題是，英國已經沒有能力按照收入大於成本的原則開採和生產自己控制的油氣資源，不得不把生產能力外包出去——中國石油公司是首要目標。
因此，中國“三桶油”的國際化水平已經達到遠超國人想象的水平：它們開始“協調、監督並計劃”全球的油氣生產，不僅為了中國的需求，而且為了其他國家的需求。毫無疑問，“三桶油”的經營規模和縱向一體化結構恰恰是使中國能夠利用全球石油資源的關鍵組織能力。
工業關係的兩個維度。
如上圖所示，工業經濟存在兩種基本的協調關係。
一種是縱向一體化，指的是把生產某種單一終端產品的不同階段或環節置於同一個組織的協調、計劃之下的結構或模式。
與縱向一體化模式相對，生產石油天然氣的不同階段也可以由彼此透過市場聯絡的專業化企業來承擔，如獨立的鑽井公司或煉油廠等。但是，縱向一體化模式之所以在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一些工業成為主導模式，是因為採取這種模式的企業比採取專業化模式的企業更能夠獲得規模經濟優勢。因此，縱向一體化模式盛行於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工業，尤其是標準化產品的工業（如石油、鋼鐵等“流量”工業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工業）。
一種是不同工業之間的勞動分工。
石油天然氣工業的生產需要由其他工業提供各種各樣的材料、工具和裝置，如鋼管工業提供鑽井用的石油套管和輸送油氣的管材，石油鑽採裝置工業提供從鑽井到固井、完井的裝置，煉油及石油化工裝置工業提供金屬壓力容器，而這些工業的產品製造又依靠一系列其他工業的支援，如冶金工業提供材料，通用機械工業提供加工金屬大型鍛件、機床，化學工業提供各種液劑，儀器儀表工業提供裝置需要的各種儀器儀表和自動化系統，電子工業提供日益增加的資訊科技和系統等等，更抽象地講，任何一個工業（尤其是消費品工業）的生產都需要其他工業提供的投入品（原材料、工具、裝置），但如果把不同工業的業務都置於一個企業的組織框架內，那麼在多數情況下就會影響效率，因為不同工業的知識和能力不同，競爭邏輯也不同。這是專業分工不能被縱向一體化代替的原因。
4 中國石油化工裝備的突飛猛進
石油工業以建立縱向一體化大型企業為中心的重組，還加速了中國石油化工生產的技術進步。
石化產品生產和石化裝置製造長期是中國工業的相對薄弱領域。以具有代表性的乙烯產品為例，中國成規模生產乙烯還是從引進西方技術開始的。
1972年，中國開啟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之後，經毛澤東批准，為解決人民的吃穿問題，實施了一次以化纖、化肥成套裝置為主的大規模引進，史稱“四三方案”（因批准的引進計劃總額是43億美元而得名）。
在1972-1976年簽約的26個成套裝置專案中，乙烯專案有3個：北京石化（後燕山石化）30萬噸乙烯、上海石化11.5萬噸乙烯、吉林石化11.5萬噸乙烯。
中國第一套30萬噸乙烯專案燕山石化。
1978年，中國再次從國外引進4套各30萬噸/年的乙烯專案，但未及完成就在隨後的國民經濟調整中被擱置。1983年中國石化總公司成立後，透過自籌和融資，救活了這4個專案（安裝在大慶、揚子、齊魯、上海4個石化廠，於1986、1987和1990年建成投產）。
1993年，國家批准第三次引進乙烯裝置，包括吉林化學工業公司和茂名石化的30萬噸/年乙烯及下游裝置，以及其他7套14萬噸/年的小型乙烯專案。
1990年代後期，西方發達國家的乙烯生產裝置已經達到60萬-100萬噸/年的水平，但直到1999年大慶石化完成改擴建的45萬噸乙烯裝置，中國主力石化企業的乙烯裝置一直停留在30萬噸/年的水平上，而且大部分專案的裝置仍然依靠進口。
幾位機械工業專家在寫於1990年代末的書中說，“石化技術裝置是各流程工藝成套裝置中，國產化業績最差的裝置”。
實際上，1980年代中期，國務院做出的《關於抓緊研製重大技術裝備的決定》就把“30萬噸/年乙烯成套裝置”作為重點，但當時的體制在執行這個方針方面並不有效，致使局面未改。
在石油工業重組之後的10年裡，中國在百萬噸級的乙烯生產和裝置製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對於這個進展，2006年國家提出自主創新方針起到重大作用，那年國務院下達的《關於加快振興裝備製造業的若干意見》，把百萬噸乙烯成套裝置的國產化作為重點之一。
歷史證明，執行政治方針的有效性仍然取決於體制，即縱向一體化的石油公司體制遠比分散體制更有效：
第一，它為實施大型石化專案提供了經濟動機、投資來源和上下游的協調能力，改變了那種單個石化企業可以靠引進裝置的生產賺錢但導致全域性低效的體制。
第二，它為成套乙烯裝置的技術進步提供了系統整合者。乙烯裝置為數眾多，需要由許多不同專業的裝置企業提供，單個裝置企業甚至單個石化企業都無力把握成套裝置的技術進步。
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在原來部屬研究、設計院所的基礎上發展出可以設計整個工藝流程的工程公司，它們不僅都在開發乙烯裂化裝置（核心裝備之一）方面取得突破，而且能夠從系統層次上進行乙烯工藝設計和裝置整合，拉動了其他單個裝置企業的技術進步。而這種系統整合，在計劃體制下，是透過工業部門之間的行政協調，複雜而低效。
第三，“三桶油”之間存在競爭關係，其中“一桶油”的突破會造成對其他“兩桶油”的壓力，繼而形成爭先恐後的局面。
例如，中石化一馬當先，其所屬茂名石化的百萬噸乙烯改擴建工程（2004年12月開工）於2006年9月一次投產成功，成為國內首個百萬噸乙烯生產基地；2009年第四季度，中石化所屬的天津石化和鎮海煉化分別建成百萬噸乙烯工程。
在中石化的強勢面前，中石油感到巨大壓力。於是，2009年中石油提出“要在大型乙烯成套技術開發方面實現突破，形成自己的大型乙烯工程能力和技術”，並將自己的專案爭取列入科技部的“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
中石油以下屬中國寰球工程公司作為重大專項牽頭單位，以大慶石化新建年60萬噸乙烯裝置（以後可擴建為120萬噸）作為應用平臺，於2012年10月建成“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首個國產化大型乙烯成套技術”的專案。
在此之前，中國百萬噸乙烯專案的工藝都與外國工程公司有合作，使用過一些外國專利，不過中石油似有誇大，因為那時中石化的工程公司已經在裂化裝置方面取得突破。
“三桶油”的競爭也使製造乙烯核心裝置“乙烯三機”（裂解氣壓縮機、丙烯壓縮機、乙烯壓縮機）的瀋陽鼓風機集團（沈鼓）獲得了技術突破的機會。
繼1998年為大慶石化48萬噸乙烯改擴建工程提供首臺國產裂解氣壓縮機和丙烯壓縮機、2005年為茂名石化64萬噸/年乙烯裝置提供裂解氣壓縮機之後，沈鼓為天津石化、鎮海石化和撫順石化的百萬噸級乙烯專案提供了“乙烯三機”中的各一臺。2013年，沈鼓為中石化武漢80萬噸乙烯專案第一次提供了全部乙烯三機。
2013年7月，中海油惠州煉化二期專案動工，它是在一期1200萬噸/年煉油基礎上新建的1000萬噸/年煉油和100萬噸/年乙烯工程，其120萬噸/年乙烯裝置已是目前國內最大、國際最先進的水平。中海油於2014年9月與沈鼓簽約，由後者為惠州煉化二期專案提供全部乙烯三機（已在2016年7月完成運轉試驗）。
沈鼓為廣東惠州提供的國產首臺套“120萬噸/年乙烯裝置用壓縮機組”。
至此，全世界能夠生產120萬噸級“乙烯三機”的企業只有美國GE、德國西門子、日本三菱和中國沈鼓。雖然還有部分極端條件的裝置需要進口，但中國在乙烯生產及其成套裝置製造方面已經達到世界的最高水平。
據沈鼓官方2018年的報道稱：“目前，沈鼓已經具備了150萬噸/年乙烯三機組的研發、設計和製造能力，成為世界一流的乙烯裝置用壓縮機供應商。”作為這個過程的結果，中國的乙烯產量從1998年的377.3萬噸增長到2015年的1714.6萬噸，僅次於美國。
圖3：1970-2015年中國乙烯產量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鑑》
5 改革的焦點是破壞縱向一體化結構嗎？
由於石油的重要性，中國政府一直存在對石油工業和石油產品的市場管制，包括地質資源勘探、生產專案投資、進出口、價格等方面。市場管制本身沒什麼奇怪的，如美國也曾長期禁止石油出口，只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年代演進而來的管制體系比較複雜。但是，一些輿論對“三桶油”的攻擊，實際上是把政府的市場管制和企業行為混為一談。
事實上，不僅“三桶油”彼此處於競爭關係，國有的石油公司也不止它們。被稱為第四個國有石油公司的是中國中化集團（已經與中國化工集團合併），其前身是對外經濟貿易部所屬的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的石油國際貿易必須透過這個總公司，所以它積累起一些圍繞著貿易的石油業務。成為獨立的央企後，中化集團逐漸進入海外的石油勘探、煉製、儲運和分銷領域。
少有人知的第五個國有石油公司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屬下的振華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振華石油已建立從海外油氣田勘探、開發生產，到國際石油貿易、倉儲運輸、石油煉化的產業鏈。目前，振華石油在海外6個國家運營11個油氣勘探開發區塊，擁有地質儲量12.9億噸，在產油田年作業產量近千萬噸，原油、成品油年貿易量6500多萬噸，年銷售收入超千億元。
此外，在原化工部所屬企業基礎上組建的中國化工集團也從計劃體制下繼承了一些石油加工業務。
在這些國有企業之外，還存在著被簡稱為“地煉”的地方煉油廠。地煉本是1990年代末重組石油工業時留在地方的一些小煉油廠，大多私有化了，多年來在夾縫中生存。在放鬆市場管制的“主旋律”下，國家從2015年開始允許原來“尚未使用進口原油的原油加工企業”在淘汰落後煉油裝置的前提下，“可使用進口原油”。此時恰逢國際油價跌入低谷，國內成品油價格又受最低價保護，煉油成了幾乎穩賺不賠的生意，引起一輪投資熱潮。
根據媒體報道出來的資料，2016年中國的煉油總能力達7.8億-8.3億噸，其中國有企業的煉油能力達5.6億噸，地煉的能力達2.7億噸（主要在山東和廣東）。2016年中國的原油加工量為5.41億噸，說明中國煉油過剩產能已超過2億噸。不過，地煉業自己也承認仍然存在規模小、產能分散、產品附加值低、深加工不夠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三桶油”之外的國有石油企業都與地煉之間有合作關係。例如，中國化工集團早就向一些地煉供應石油；振華石油官網上就自稱，該公司2016年的地煉業務成效顯著，成功開發北燃、魯清、天弘、京博、海右、清源、恆源等7家地煉客戶，合計供油300萬噸。
從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脈絡看，進一步改革的重點本應該是政府對市場的管制體系和國有企業的治理體系，但最近幾年醞釀的改革卻把矛頭指向了“三桶油”的縱向一體化結構。
從一些媒體報道所反映出來的脈絡看，官方對於“三桶油”的總體改革思路似乎是要把它們的縱向一體化流程分解，從中拆分出來一些業務環節以成立向私人資本開放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以“逐漸改變國有資本控制的局面”。
根據媒體報道，中石油和中石化正在管道、儲氣設施、銷售網路等業務環節組建獨立公司，以便為引入社會資本做準備。雖然這些改革到底怎麼實施還不確定，但仍然值得追問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如果仔細分析近年來的改革議程，根本找不到這樣改善工業的理由，說來說去的理由只是一個來自意識形態的信念：只要引入私人資本，效率就會提高——這也是“混合所有制”的預期。不過，這只是一個抽象的、來自教科書經濟學教條的理由，從來沒有被實踐證實過。
地煉繁榮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恰恰證明，這些民營企業並非像一些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吹噓的那樣，能夠帶來更高的效率。如果中國石油工業走向“縱向分化”的結構，將導致工業整體的效率下降。
在改革的議論中，一些媒體甚至公開揚言，拆分國有石油企業的另一個理由是國有企業要向私人資本“讓利”。這倒是證明了私人資本的一貫訴求，把最賺錢的業務環節讓給它們，但它們並不打算去建設保證這些業務能夠賺錢的基礎結構，也不打算在獲得賺錢業務之後去維護這種基礎結構。
國有石油公司已經實現了市場化經營，它們擁有的資產是歷史造成的——既然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共產黨手裡實現的，那私人資本就只能認賬，因為歷史不會重複。如果真的徹底放開競爭，到底是民營企業效率高還是“三桶油”效率高的問題，5年內就能看到結果。
6 被忽視的世界歷史性轉折
就石油工業來看，中國三大石油公司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石油工業的結構。回顧一下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在歷年美國《財富》雜誌世界500強排行榜上的位次變化，就很容易看出這個事實。
在1999年的世界500強榜單上，共有6箇中國企業第一次上榜，其中排名最高的是中石化，名列500強第73位，中石油則排在第485位；有4家西方石油公司在榜單上排在中石化之前——埃克森公司（第8位），荷蘭皇家殼牌集團（第11位），英國石油-阿莫科集團（BP AMOCO，第19位）和美孚（第40位），另外一家老牌石油公司德士古排在第81位。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七姊妹”後來的合併重組：埃克森石油公司是從新澤西標準石油而來，後來又兼併美孚，成為現在的埃克森美孚；現在的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由原來的荷蘭皇家石油公司與英國殼牌公司合併組成；雪佛龍（Chevron）從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而來，後來又兼併德士古成為現在的雪佛龍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後來與阿莫科合併，形成了現在的英國石油公司。
儘管西方的石油巨頭變得更大，但經過重組並採取了縱向一體化結構的中國石油公司仍然以更快的速度成長起來。在2005年的世界500強榜單上，英國石油排名第2位，埃克森美孚第3位，荷蘭皇家殼牌第4位，法國的道達爾第10位，雪佛龍第11位，康菲第12位。不過，中石化上升到第31位，中石油上升到第46位。中海油於2007年第一次入圍世界500強，名列第469位。
在2010年的世界500強榜單上，荷蘭皇家殼牌排第2位，埃克森美孚第3位，英國石油公司第4位，但中石化上升到第7位，中石油上升到第10位，它們都超過了雪佛龍（第11位）和其他西方石油公司，中海油上升到第252位。
在2014年的世界500強榜單上，中石化上升到第3位，中石油上升到第4位，此時只有荷蘭皇家殼牌還排在它們之前（第2位）。
在2015年世界500強榜單上，中石油上升到第2位，第一次超過最大的西方國家石油公司——荷蘭皇家殼牌（第3位），中石化則排名第4位，埃克森美孚第5位，英國石油公司第6位，而中海油則躥升到第72位。
在2016年世界500強的排名榜上，中石油（第3位）和中石化（第4位）同時超過荷蘭皇家殼牌（第5位）以及其他所有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第6位，英國石油公司第10位，雪佛龍第31位。中海油雖然較小，排名下降到第109位，但利潤率一直較高。
2020年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列第2位和第4位，荷蘭皇家殼牌、英國石油、埃克森美孚分列第5位、第8位和第11位，中海油排名上升至64位。
中石油和中石化超過“七姊妹”的後裔和所有其他西方石油巨頭，是一個世界歷史性的轉折，反映出中國工業和中國經濟崛起的力量。就本文識別企業的目的和標準來看，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躋身世界前沿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圖4：中國“三桶油”與其他主要西方石油公司在世界500強榜單上的排名變化
注：每個公司名字後面括弧中的數字是該公司在《財富》世界500強榜單的排名。
三大石油公司的體制有沒有問題？當然有。需不需要改革？當然需要。但是，改革的前提是識別問題的根源，否則就會吃錯藥。
問題仍然很多，改革的餘地也還很大，但所有這些都不足以否認一個事實：三大石油公司實現縱向一體化結構的重組，是中國石油工業能夠在21世紀崛起的決定性因素，它們在這個結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組織能力對保證中國在經濟起飛階段的能源安全起到了關鍵作用。
因此，改革絕不應該是朝著破壞它們縱向一體化結構的方向發展。
(感謝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王晨對本文的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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