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有云，察勢者明，趨勢者智，馭勢者為天下敵。
這句話揭示了一個淺顯的道理：站隊很重要，要麼忠人之事、要麼擇木而棲。職場即戰場，能不能站好隊，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職業發展的前景和結局。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一看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失敗領導——蔣介石，和他的5位骨幹員工——跟隨老蔣逃往臺灣的5名國軍上將的故事。
可謂是：同僚不同命，同命不同運。
蔣介石
何應欽：看破紅塵，樂天知命
何應欽是絕對的國民黨大佬。
1909年就加入了同盟會，經歷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戰爭、內戰剿共以及抗日戰爭多重洗禮，作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任職軍政部長達十五年，還擔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以及國防部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等職。
抗戰時期升任陸軍總司令，並作為國軍代表受降。黃埔時期，受校長蔣介石推薦擔任總教官，是國民黨內中央軍與黃埔系的代表、蔣介石的嫡系。
可以看出，何應欽相當於國民黨的營運長，也就是COO，協助CEO蔣介石進行日常事務的處理，絕對相當於公司的初創骨幹員工，位高權重。然而，像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骨幹員工，卻在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後被投閒置散，再也不復往日榮光。
1952年國民黨改造運動，他被排擠出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只在後來頗具安慰性質的“中央評議委員會”中，得到了一個評議委員的虛銜，以及一個“顧得上就問，顧不上就不問”的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虛職。
何應欽
自此，前國民黨COO何應欽再也沒有回到過權力中心中來。為什麼這樣一位嫡系骨幹的老員工落得這樣的結局？歸根結底就是何應欽既沒做到忠人之事、也沒勇氣擇木而棲，結果落得個裡外不是人。
何應欽與蔣介石的並非自始至終都是親密戰友，作為COO，他卻至少有兩次對CEO見死不救。
第一次是寧漢分裂時，蔣介石被迫下野，何應欽頗有隔岸觀火之嫌；而在寧漢合流之際，何應欽又反應遲鈍，讓蔣介石對其心懷芥蒂，撤銷了何應欽的本兼各職，並帶話給何應欽：“我蔣介石可以沒有你何應欽，但你何應欽不能沒有我蔣介石。”
第二次是西安事變，何應欽力主出兵勤王，雖然事後解釋為對張、楊二人施壓，使其不敢對蔣介石下手，但還是在宋美齡、宋子文等黨內大佬留下了“置總裁安危於不顧”的壞印象。
因此，敗逃臺灣之後，蔣介石也不再重用何應欽，CEO拋棄了COO。
西安事變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遠離權力中心的何應欽倒是很快放平了心態，不僅頻頻在報紙上撰文吹捧蔣介石，還以己為鑑勸慰政治上失意的其他同僚。
蔣介石也很給面子，邀請他參加“國民大會”並擔任主席團主席，率團出訪加強與世界反共勢力的聯絡，何應欽也樂得幹這種站臺吆喝的事情，前COO在“退居二線”的“調研員”虛職上也倒樂得其所。
晚年的何應欽變得達觀知命，更多精力用於讀書學習，開展了對三民主義的深入研究。他主持和發起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意在抵制當時中共提出的“臺灣迴歸祖國”的大政方針，同時也是想要抑制當時在臺灣颳起的“臺灣獨立”和“兩個中國”之風。
何應欽
可見，雖然政見不同，但是何應欽與蔣介石一樣，在堅持“一箇中國”的民族大義方面還是值得肯定的。
何應欽還總結出三大養生秘訣，修養、生活和醫藥。遵循《中庸》“大德必得其壽”，保持平靜溫和的心態；養成規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生活狀態；堅持適當運動，“三打一跳”即：打橋牌，打高爾夫球，打獵和跳舞，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不諱疾忌醫，有不適就及時看病。
依靠這三大養生秘訣，何應欽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滿，直到1987年10月21日因心臟衰竭在臺北榮民總醫院病逝，享年98歲，可謂“壽終正寢”。
何應欽
何應欽的一生大起大落，既有身為陸軍總司令受降的高光時刻，也有受到投閒置散的低谷期，但他總體上能做到看破紅塵、樂天知命，在國民黨內激烈的派系鬥爭中做到不隨波逐流，不拉幫結派，更不結黨營私。
而他溫文爾雅的外表、平靜溫和的心態以及積極樂觀的處世態度同樣也值得學習。作為國民黨COO，他的生涯未必算得上成功，但作為退居二線的老員工，他的心態轉變十分恰當。
他的經歷也折射出一條職場真理：知足常樂、找準定位，未必能如願以償，但總不至於竹籃打水。
何應欽
陳誠：治軍無能，治島有方
陳誠是蔣介石最信賴的心腹之一，也是國民黨土木系的核心人物，被人稱之為“小委員長”，相當於企業中的“董事長助理”。當然，跟職場中類似，領導最信任的人往往都不是業務最出眾的人，而是最忠心耿耿的人。
陳誠在軍事上拿得出手的戰績寥寥無幾，反倒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接連遭遇東北和山東戰場上的失利，不僅打亂了老蔣的部署，也讓自己從前線被調到後方，於1948年被蔣介石安排退守寶島臺灣，主持政務和改編軍隊。
出乎意料，他在治理建設方面的能力和成果遠超作戰表現，可以說是治軍無能、治島有方。
陳誠
陳誠主持臺灣軍政期間，一面努力增加生產，一面穩定臺灣局勢，初步改變了臺灣混亂的政治局面，提升了臺灣的經濟實力和物資供應效率，為國民黨撤離大陸、退守臺灣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組織架構，提高行政效率，確立人事制度。在經濟方面，提出“以農業培植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方針；財政上強調以“開源”與“節流”為根本，整頓稅收，管制外匯，確立預決算制度等。
在文化方面，奠定實施計劃教育的基礎，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文化”。
在農業方面，透過“三七五減租”、“公地認領”、“耕者有其田”等，解決臺灣土地問題。
在水利方面，陳誠也頗有建樹，留下了和土地改革並稱為“兩大奇蹟”的石門水庫，兼具防洪、灌溉、蓄水、發電和旅遊功能，成為造福臺灣人民的一項重要工程。
石門水庫
陳誠的一路升遷，既得益於他“根正苗紅”、出身準黃埔系、浙江派，更得益於他30多年跟隨蔣介石出生入死，無怨無悔，忠心耿耿，絕無二心，這使他成為蔣介石最重要最可靠的親信，正如蔣介石所說：“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
而面對權力的交接，陳誠也表現得同樣清醒。專心當好“輔政大臣”為蔣經國保駕護航，配合蔣介石剷除蔣經國接班路上的障礙，儘可能提攜、幫助蔣經國。他前後兩次當選“副總統”，並於1957年當選國民黨副總裁，仕途達到巔峰。
只可惜時不我待，1964年9月，陳誠病情惡化，最終確診為肝癌，以當時的醫療水平，回天乏術。
陳誠
蔣介石得知陳誠的診斷結果後，下令“不惜一切代價，來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醫療專家組成“診療小組”，上門會診，日夜照料。同時，蔣介石指示儘快接陳誠在外海的子女歸來，讓陳誠在生命結束以前能跟子孫最後團聚一次。
陳誠去世後，臺灣各大新聞媒體紛紛為其上頭條，臺灣當局更是給予最高規格的治喪待遇。蔣介石於當天釋出“總統令”，“敬謹治喪，以示優隆，而昭崇報”。
陳誠作為“董事長助理”，雖然早逝，但其所受待遇卻無疑是最好的，這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忠人之事，數十年對領導忠心耿耿，縱使在一些方面有重大工作失誤，也不影響領導在其他領域對其委以重任。官場如是，職場亦如是。
陳誠
閻錫山：風光不再，鬱鬱而終
如果說何應欽和陳誠都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屬於公司的初創員工，那麼閻錫山顯然就是中途加入，帶資進組的“外部董事”。他的經歷也生動形象地折射出：信任與實力是立足職場的兩大法寶，二者皆無，難逃潦倒。
閻錫山祖籍山西五臺，是晉綏軍創始人，山西軍閥的“一把手”。經過辛亥革命、直奉戰爭、北伐戰爭、中原大戰和抗日戰爭，逐漸成為割據一方的封疆大吏，被稱為山西的“土皇帝”，於抗戰勝利後，被授銜為陸軍一級上將。
然而好景不長，1949年解放戰爭進入大反攻，太原岌岌可危，閻錫山不得已離開統治將近40年的山西，裹挾大量黃金財富乘專機取道南京，跟著蔣介石退守寶島臺灣。
閻錫山
由於時間緊迫，閻錫山沒能帶走有生力量，甚至還以“太原五百萬人”為幌子來掩護自己撤退，失了大義，再加上之前“蔣馮閻”中原大戰的“黑歷史”，自也不為蔣介石所信任。
這位“外部董事”同時失去了信任與實力這兩大法寶，在國民黨內部只留一頂陸軍一級上將的空帽子。
解放軍攻克南京後，廣州成為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閻錫山也到了廣州，在老蔣、桂系和CC系的鬥法中夾縫求存，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處於國民黨權力中心。
１９５０年３月，蔣介石在臺灣再次出任總統，陳誠繼任行政院長。閻錫山從此逐漸退出政治舞臺，掛了個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的虛職。這時的閻錫山，住在陽明山之菁山，深居簡出，很少參加公開活動。
閻錫山
他住在這裡，仕途無望，只能每日埋頭寫作，先後出版了《世界和平與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的哲學和共產黨的錯誤》、《收復大陸與土地問題》、《復國的前途》等著作，過過筆癮。
不久，風光不再的“外部董事”閻錫山於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３日病逝於臺北寓所，享年７７歲。
從盛極一時的山西“土皇帝”到困居臺灣、鬱鬱而終。“閻老西”的命運告訴我們，在職場中如果缺乏牢固的信任關係，就一定要保留強大的實力，否則必然會人財兩空。這年頭，“外部董事”不好當吶！
閻錫山
白崇禧：寡謀善戰，風流而亡
白崇禧是國民黨中少有的具有較高軍事造詣的高階將領，也是桂系軍閥的代表和領軍人物，與李宗仁並稱“李白”。在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蔣桂戰爭和抗日戰爭等多次重大戰役中都透過卓越的指揮證明了自身的軍事才能。抗日戰爭時期，白崇禧擔任國軍參謀副總長。
他結合敵我戰鬥力和我國地形實際情況，主張提出堅壁清野、焦土抗戰，奇正相生、遊擊配合正規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等戰術戰法，總體上符合抗戰實際，具有相當的實效性，成為抗日主戰場上的重要指導方針，對抗戰全域性產影響深遠。
由此可見，“小諸葛”之善戰名不虛傳。可以說是國民黨集團的“金牌業務員”。
然而，這位“金牌業務員”卻缺乏戰略眼光，軍事能力出眾，政治嗅覺遲鈍。
1965年，周恩來總理迎接李宗仁從海外歸來，席間曾評論白崇禧說：“白頗自負，其實在政治上無遠見。”就直接指出白崇禧善戰而寡謀的致命缺陷，這也成為他後半生悲劇的根源。
白崇禧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白崇禧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
同為桂系元老，全國解放後白崇禧卻不聽李宗仁的勸告和毛主席的誠心招攬，毅然決然跟著蔣介石逃到寶島臺灣，結果在臺灣被剝奪兵權，只擔任一些虛職，還受到了保密局的秘密監視，於1966年憂鬱成疾，病死於家中，享年73歲。
關於白崇禧之死，坊間頗多曖昧，但蔣介石對其心懷戒備、時刻防範甚至監視確實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是因為李宗仁回北京參加政協會議，讓蔣介石利用白崇禧牽制李宗仁的目的化為烏有，失去了利用價值，白崇禧自然也就自身難保了。
另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要給蔣經國接班鋪路，除了真正信任的陳誠，其餘國民黨元老都被投閒置散，白崇禧也難以倖免。在建國之後海峽兩岸幾乎沒有實際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這位國民黨的“金牌業務員”，最終難逃兔死狗烹的命運。
白崇禧
蔣介石授意保密局處理掉白崇禧，毛人鳳命偵查隊長谷正文負責。谷正文針對白崇禧喜歡打獵的愛好，策劃了兩次“火車事故”，幸得白的部下講義氣，臨危之際將白崇禧推出車廂，白崇禧才倖免於難。
遭遇了兩次謀殺事件後，白崇禧分外小心，開始深居淺出，這讓暗殺行動愈發困難。
1966年白崇禧逝於臺北。
白崇禧
陳濟棠：做生前事，得身後名
比起前四位國軍上將，陳濟棠在名氣上有些遜色，在軍事上也是中規中矩、鮮有成名戰這樣的代表作，但他留給後世的遺產卻是最豐厚，死後的名聲也是相對最好的，可以說是做生前事，得身後名。
陳濟棠祖籍廣東防城，是粵系軍閥的領頭羊，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長期主政廣東。但與閻錫山“土皇帝”不同，陳濟棠在廣東的經濟文化、市政工程和科技建設方面多有建樹，為廣東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被人尊稱為“南天王”。
在軍事方面，整軍經武，擴編部隊，建立廣東軍事政治學校，自兼校長；推廣全民軍訓，提高廣東人口的軍事素養。在政治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整理行政基層組織，將各縣區、鄉長分批輪訓，實行考試考核，提高少數民族社會地位。
陳濟棠
在經濟方面，整頓稅收和金融，發展省際和對外貿易，優先發展蔗糖工業，擴建、新建造紙廠、紡織廠、化工廠、發電廠等一批在當時具有較高附加值的產業；同時利用財政收入發展兵器工業，擴建石井兵器製造廠，新建琶江制炮廠。
在交通方面，利用民力擴充套件全省交通，大力發展廣州市政建設，修建了中山紀念堂、海珠大橋和市府大樓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中小學，興建中山大學、廣東陸軍軍醫學校等一批高校和職業學校；推行鄉村國民教育，將教育普及到平民和成年補習的範圍，提倡尊孔讀經，宣傳四維八德。治理措施可謂面面俱到，拳拳到肉，“南天王”名副其實。
抗戰勝利後，陳濟棠被蔣介石授予陸軍一級上將軍銜。但因為他曾與李宗仁和白崇禧算計蔣介石、逼其下野，事情敗露之後便遭到蔣介石清算，兵權被削。
解放海南島戰役
1950年海南島解放後，陳濟棠跟著蔣介石退守寶島臺灣，出任評議委員和領導人辦公室資政等職務，掛名為主，不參政事，自此了政治舞臺。
雖然與閻錫山類似，都是大軍閥作為“外部董事”“帶資進組”，但與閻錫山在臺灣鬱鬱寡歡不同，陳濟棠不問政事、專心教育，反倒作出了一番事業。
陳濟棠將自己喜好了一生的國學進行了大力推廣，提出“國醫國藥，實為一國之命脈所繫”，大力推行國學教育，堅定反對中國全盤西方化，為中華民族保留文脈。
1954年，陳濟棠到臺北視察探測辦學校址，突發腦血栓，送醫不治遺憾離世，享年64歲。
陳濟棠之子陳樹柏
陳濟棠雖然是國民黨元老，但他重視教育、堅持發揚中華文化的精神是人生的閃光點。而他割據廣東期間實施的種種治粵舉措，也為廣東奠定了後期經濟騰飛的物質基礎，可以說給後世留下了寶貴遺產。
也因此，1984年，陳濟棠之子陳樹柏回到大陸講學和籌辦學校，受到鄧小平在京接見，鄧公對陳濟棠給出了一句中肯的評論：“令尊治粵八年，確有建樹。廣東老一輩的人至今還在懷念他。”
可見，只要所為之事是符合時代潮流的主流價值取向、是有益於中國社會發展、人民進步的人，無論其政治身份如何，都會得到公允的肯定和評價。
蔣介石
回望近代歷史的滾滾車輪，跟隨蔣介石逃往臺灣的5位國軍上將，有樂天知命者、有忠人之事者、有鬱鬱寡歡者、有遭遇算計者、也有澤被後世者。雖然只有區區五人，卻也折射出身在職場的骨幹員工的種種取向和結局。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少有軍事戰爭，但職場上的爾虞我詐卻有過之而不無極，當今天的職場人面臨相似的境遇時，究竟會如何選擇呢？答案也許只有當事人自己知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