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進注：各類“美國衰敗了”的文章很多，有些分析是事實的陳述、邏輯自洽；不過，有些判斷則可能失之偏頗（如最近因涉非法吸儲被捕的某“財經大V”的一系列文章）。恰好我和龐忠甲先生在10年前合著的《美國憑什麼》（2012年出版）介紹了美國的經濟、科技、軍事、教育、營商、民生等方方面面，現在看來並不過時。那就從4月2日開始，特選摘部分內容，和大家分享……）
強勢美國面面觀：“公司共和國”險象環生
5-1-3 “公司共和國”的操盤手
（接上）監督機制喪失，工會作用弱化，為這種奇特的暴富現象大開綠燈。媒體本來在反對貧富差距懸殊、制約不合理的高收入上能起一定作用，但是，美國媒體要麼被收購上市，要麼被私人擁有，要麼被廣告商控制。於是，媒體只能配合資本，大力宣傳財富英雄，高調頌揚高消費的生活方式，熱情讚美商業天才，不遺餘力地傳播名人明星的財富奇蹟。媒體在宣傳不合理的高收入上極力推波助瀾，製造了一個高收入的夢幻奇境。
誰發家致富了？首先是高科技部門的產業領袖及其在金融方面的親密盟友；換言之：怪才和銀行家。但這一新財富的示範效應對整個美國的企業界都有影響，那些做常規生意的公司也不例外，雖然其利潤和收入並沒有出現爆炸性的增長，其股票價值無法企及微軟或甲骨文。但對這些公司來說，“追趕蓋茨們”（雖然還沒人做到）的慾望推動了執行長薪酬的劇烈變動。
2000年美國收入排名前二十位的CEO的平均收入達到1.176億美元，比1999年增加了約500萬美元。在前20位的排名中，新、舊經濟行業各佔一半。名列前茅的是花旗銀行的約翰·雷德和桑福德. 韋爾，年收入分別高達2．93和2.249億美元。
這一現象產生了腐蝕性的後續影響，助長了各界CEO薪酬爆炸性的增長，那些傳統行業的大公司紛紛向新經濟的股票期權標準看齊。不幸的是，那些傳統公司很少能有條件在股票市場或其他地方實現這些超額回報，從而可以使其經理層的高薪顯得合情合理。為了效尤灸手可熱的高科技公司新正規化，天然氣管道公司“安然”（Enron），把自己包裝成為高科技能源交易商，越過了欺詐和犯罪的紅線，已成為教科書的經典案例。
這是金融市場的極端現象，反映了資產估值和權力分配的變化，從而改變了財富的分配，同小布什所說的技術變革或勞動力市場交易造成的“合理”的不平等完全是兩碼事。九十年代後期，美國收入急劇上漲的地方，特別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聖克拉拉、聖荷西、舊金山、聖馬特奧等縣，微軟的故鄉華盛頓州的西雅圖，以及紐約市（曼哈頓）金融中心。就部門而言，主要是電腦和金融。金融市場將全世界的投機泡沫集中到了美國的資訊部門。
榮景沒有持續下去。到克林頓政府任期結束時，資訊科技繁榮也已如明日黃花。而小布什代表的一小撮財閥走上前臺之時，是另一番宦海風光了。華盛頓對網際網路的痴情實際上煙消雲散。那時總體的收入不平等一度急劇下降，這只是此前繁榮的解體效應。當小布什任內的經濟復甦勢頭穩定下來之後，一群新的贏家登場了。不平等再度擴大，新貴們的牟利領域聚焦於：住房融資、自然資源、醫療保險、媒體壟斷和全球反恐戰爭。
資訊科技泡沫首開先河，催生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新經濟”的“新正規化”向著一系列其他熱門行業蔓延，從一個泡沫走向另一個泡沫。這些泡沫產生了特殊的財富，遠遠大於美國社會其他形式的財富。它們製造的身價數十億美元的富翁盤踞了福布斯400強中的大部分席位。這些人因此可以推動一種特殊形式的經濟集權，其載體是目標公司和他們的銀行。
與準備大眾消費產品那樣複雜乏味的工作以及國際市場發明新技術相比，操縱那些能夠產生和鞏固財富的槓桿，更具有誘惑力，也是更有效的投資。
隨著CEO薪酬的躍升，以及決定將薪酬與股票市場而非公司現金流掛鉤，整個高管團隊對自身的定位全然改變。高階經理們首先是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小圈子成員，而再不是“公司的人”。
這帶來了雙重後果。首先，公司的頭頭們開始感到彼此可以互相調換；證明他們的資歷不是某個特定企業的領導人而就是CEO這個職位本身；在一個地方當過頭兒就越來越意味著等於在其他地方也當過頭兒。CEO們因此開始認同彼此為一個圈子，而不再認同他們棲身的公司。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去追求由董事會推動的公司利益，而將精力自然而然地集中於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推高整個CEO階層的薪資水平。與此同時，技術科層不用太費力就發現公司遊戲的規則已經改變。過去凝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集體出現的企業，現在已變成人人各自為戰的競技場。
由此出發，距離掠奪已經不遠了。掠奪只不過是一種越界行為，是利用權力從事違規之舉。公司管理層的欺詐行為增多，不僅作為公司欺詐顧客，管理層自身還欺詐公司，這些欺詐行為與CEO薪酬暴增相伴而生。這一點在安然、泰科、世通等例子中表現得十分清楚，自律與自控的內部機制已全然坍塌。每一次這樣的坍塌起初都得到金融市場的犒勞，所有這些大型欺詐案中的賬簿都被那些聲譽卓著的會計事務所漂洗清白了。揭開精心設計的騙局並把應有的譴責任務留給了內部檢舉者、記者以及最後出場的檢察官和法庭。
市場自由傾向於削弱法律。公司醜聞頻發是因為社會和法律規範被顛覆，這些準則此前已被來自華爾街的壓力所削弱。華爾街要求高回報率，對那些出格的做法視而不見，最終把公司高管們組成一個掠奪階層。由律師、會計師和投資者共同營造的日益複雜的法律和金融文化助長了這一切。
安然爆發醜聞後，其公司高管最終都被起訴並被定罪，其執行長與美國總統之間的私人與政治情誼並沒有派上用場。
聰明的公司高管們不欲重蹈“安然”同袍鋃鐺入獄的下場，他們需要將經濟權力自然而然地轉化成為我所用的政治權力。
2011年12月寫於紐約哈德遜河畔
（思進注：除註明作者之外，所有文章皆為思進原創。【免責宣告】本文僅代表原作者個人的論述和觀點，敬請讀者自行判斷。內容或者資料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具體投資建議、不作任何商業用途、更不對其真實性負責。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