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徵四郎 日本陸軍大將。1931年與石原莞爾共同策劃“九一八”事變，以1萬日軍挑戰20萬東北軍。1937年，以半個師團擊潰中國軍30多個師，攻佔山西。1938年6月，任陸軍大臣，主張三國同盟。1939年9月，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主持對華誘降工作。1943年，任最高軍事參議官。1945年，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同英、荷軍隊作戰。1948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板垣徵四郎出生於日本巖手縣巖手町沼宮內的一個士官家庭。他的祖父是藩主講師，神道教徒，在明治維新時隱居鄉野，潛心研究漢學。父親曾長期擔任地方長官。
板垣自幼隨祖父母生活，從4歲起，祖父就親自教他學習漢學。板垣徵四郎日後成為日本陸軍中的三大“中國通”之一，與此不無關係。
1891年春，板垣進入村裡的沼宮內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考入著名的盛岡中學。中學時的板垣徵四郎學習成績並不出眾。
板垣徵四郎在盛岡讀了兩年後，於1899年投考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的學監大越謙吉大尉在“日俄戰爭”中戰死，被譽為日本陸軍的“軍神”。這位“軍神”曾主張對學生實行殘酷的訓練，以磨鍊學生的意志，使他們在今後的戰爭中能克服任何艱難險阻，無往而不勝。
板垣徵四郎受這位學監的思想影響極大，在他的思想燻期下，板垣逐漸成為一名狂熱尚武、嗜血好戰的青年軍官。1903年12月，板垣考入陸軍士官學校，成為該校第十六期的學員。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都是這一期的學生。
1904年10月，板垣徵四郎從這所學校畢業。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軍銜，任步兵小隊長。此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板垣隨部隊開赴中國東北前線。在這場帝國主義利益爭鬥的侵略戰爭中，板垣狂熱地投入其中。在一次大會戰中，板垣的左脛部被子彈打穿，傷勢非常嚴重，但他仍堅持戰鬥。後來部下才硬把他抬下火線，送到隨軍醫院。待傷癒合，戰爭已經結束了。
1913年，板垣徵四郎被調回國，進入日本陸軍大學第二十八期學習。1916年從陸大畢業，晉升為步兵大尉。
由於板垣徵四郎自幼學習中國文化，深諳中國民情風俗，而且能夠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因而畢業後的第二年，他就被日軍參謀本部以研究員的身份派往中國負責收集情報。
這一時期，板垣輾轉於昆明、漢口等地從事間諜工作。在漢口任職期間，他與同任參謀的另一名法西斯軍國主義狂熱分子石原莞爾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兩人一起刺探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形勢的情況，為後來侵略中國的罪惡活動作了充分的準備。
1922年，板垣徵四郎調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員，同時兼任陸軍大學教官。這期間，他仍非常關注中國問題，並尋找各方面資料，從理論上深入地探析中國國情。
1924年，板垣調任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助理，在武官林彌三吉和本莊客手下工作。1926年，板垣徵四郎升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此後，又擔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團司令部參謀，駐防青島；不久又調任步兵第三十三聯隊聯隊長，轉駐天津。1929年，板垣調任關東軍某部團長，進駐奉天；同年5月，升任關東軍高階參謀，開始了他在中國的“黃金時代”。在奉天，任關東軍高階參謀的板垣與舊識石原莞爾再度相逢，兩人開始了共同策劃侵略中國東北的罪惡勾當。據他們得到的情報，張學良的東北軍約有25萬，其中瀋陽附近有2萬精銳部隊，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等武器裝備，而當時奉天附近的關東軍只有1萬餘人，在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
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張學良領導的東北政府為收回蘇聯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而發生的中蘇軍事衝突中，中方戰敗，東北當局損兵折將。所以，石原非常看不起東北軍，他輕蔑地說：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
由此，他們制訂了一個“以寡制眾”的策略，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給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從而迅速攻佔奉天，並在其他國家的干涉尚未開始時，迅速佔領東北其他戰略要地。計劃制訂後，板垣一刻不停地開始著手實施。他在國內四處演講，進行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動員煽動，在日本陸軍步兵學校他發表了題為“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演講。他不加掩飾地鼓吹日本應該侵略中國東北：““滿蒙”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係”，““滿蒙”權益是“日清”、“日俄”兩次戰爭中以10萬日本人鮮血取得的，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須徹底確保”。板垣徵四郎還在關東軍部隊長會議上叫囂煽動道：“日本解決“滿蒙同題＇的最終目標，是要把“滿蒙”變成日本的領土”，這樣，對整個中國，日本將“能立於制其於死命的地位”，所以侵略中國東北是“當前的急務”。板垣的計劃得到了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大佐、參謀本部岡村寧次大佐、東條英機大佐的支援。永田鐵山還親自到東北視察，表示支援板垣、石原制訂的“關東軍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方針”，並答應撥給關東軍兩門24釐米口徑的重炮。在板垣的鼓動下，侵佔“滿蒙”漸成日軍內部之共識。為了尋找藉口，製造緊張氣氛，1931年6月至7月間，板垣徵四郎蓄意在中國東北相繼策劃製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後者直接成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
有了緊張事件的鋪墊，在日本國內，軍國主義者乘機煽起“滿蒙危機”的緊張氣氛。
1931年8月4日，陸軍大臣南次郎對“滿蒙問題”發表強硬言論，要求軍
隊“隨時準備盡軍人的天職”。
內閣首相也在會上宣揚為了保衛“滿蒙”權益，國民應準備“不惜任何犧牲，勇敢奮起”。
而且早在6月，日軍參謀本部就已製作了《解決“滿蒙”問題方案大綱》，要求以一年為期，爭取國內外的“諒解”，做好準備，分三個階段完全佔領中國東北，解決所謂“滿蒙問題”。
總之，日本政府、軍部以及關東軍準備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方針已定，只待尋找有利“時機”而已。
與此同時，7月，永田鐵山答應支援的兩門24釐米口徑的重炮運抵奉天日本守備隊，秘密安裝妥當，炮口對準中國東北軍北大營和奉天飛機場。
8月初，暗中放縱和支援侵佔“滿蒙”的建川美次少將調任作戰部長，“中國通”本莊繁中將任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大佐任奉天特務機關長。幾個極力主張對華動武的狂人齊聚一起，板垣決定大幹一場了！9月5日前後，關東軍要在中國東北發動事變的訊息傳來，引起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及日本國內的關注。內閣聞訊向參謀本部施壓，認為此時挑起事端，時機尚不成熟。板垣等人見事已至此，只有爭取主動了。
於是，他們先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的名義致電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說明關東軍對“最近之暴虐侮辱實所難忍”，要求派人來“滿洲”“視察”，以“使政府對現狀有適當認識”。
參謀本部接到電報後，以國內外時機尚不成熟為由，力阻他們操之過急，要他們“再隱忍一年”，並派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滿洲”“安撫”關東軍。
建川美次表面上是奉命去東北勸阻板垣等少壯派軍官的行動，實際上他已經將參謀本部的決定透露給當時陸軍法西斯青年軍官組織“櫻花會”頭子、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橋本接連給板垣發出三封密電，催他立即行動。板垣接到密電後，立即與石原商定，將9月28日行動計劃提前至9月18日晚進行。9月18日下午，建川美次所乘火車到達奉天站，板垣徵四郎強抑心中的激動，親自到車站迎接。隨後，板垣徵四郎把建川美次護送到奉天城內日本人開的菊文旅館。安排妥當後，板垣藉口有事告辭了，而建川美次也閉口不談此行的目的，這實際上是在暗中慫恿板垣等人及早動手。22時20分，關東軍按預定計劃，由獨立守備隊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中國軍隊北大營的南滿鐵路線上的炸藥，炸燬奉天城北郊柳條湖附近的一段路軌。早已埋伏在一邊的日軍在聽到爆炸聲後，立即以中國軍隊炸燬南滿鐵路為由，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頓時，東北軍北大營槍炮聲四起。板垣徵四郎一面將偷襲成功的訊息轉告給留守關東軍司令部的石原莞爾，一面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名義，命令一部分日軍佔領北大營，並向奉天城發起突然襲擊。23時46分，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義給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封電報，謊報中國軍隊在奉天北郊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發生衝突。19日零時28分，花谷正發出第二份電報，稱中國軍隊與日本守備隊正在激戰，日軍陷於苦戰。三宅光治參謀長接到電報後，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爾等參謀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莊繁報告“柳條湖事件”，並請本莊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緊急研究對策。在司令部的作戰室裡，本莊繁、三宅光治、石原莞爾等人緊急研究對策，一致認為此時是發動武力的“絕好機會”。石原主張應立即向全軍下達“出動”攻擊命令。本莊繁司令官開始對於這樣重大的、超出關東軍平時作戰計劃的行動尚有所猶豫。不久，他又接到土肥原請求司令部派兵增援的緊急電報。石原莞爾著急地催促說：“如不立即增援奉天，關東軍將蒙受失敗之辱。”本莊繁才最後下定決心，命令關東軍主力投入進攻奉天的戰鬥。奉命前來“阻止”的建川美次，在夜裡的槍炮聲中，被“好意”的衛兵守護在旅館的客房內，說是以免被中國軍隊襲擊。於是，他就安安靜靜地待在屋子裡了。9月19日清晨，奉天城的槍炮聲終於平息下來，一夜之間奉天城成了日本兵的天下，成群結隊的日本兵扛著太陽旗，耀武揚威地招搖過市。
關東軍司令部也在佔領當日遷至奉天城，駐紮在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廣場前的東拓大樓。
19日上午10時，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關東軍關於“柳條湖事件”的報告。在內閣會議上，首相和陸相均認為關東軍發動武力是為了“自衛”。對此，內決定採取“不擴大”方針。會後，日本陸相和參謀總長馬上分別向關東軍發了電報，傳達內閣“不擴大”方針，同時讚揚關東軍的“決心和措施是適宜的”，“提高了日軍的威望”，這無疑縱容和支援了關東軍的行動。在日本國內的縱容下，關東軍乘勝出兵吉林。繼奉天之後，不久營口、鳳凰城也被日軍攻佔，長春以南的軍事重鎮都被攻佔，吉林省全境也很快落入關東軍囊中。
日軍佔領吉林後，板垣又置日本大本營關於“鑑於目前國內外之大局，暫不實行對北滿積極作戰”的命令於不顧，堅決主張繼續進攻齊齊哈爾，進而佔領黑龍江省。由於蔣介石頑固地奉行“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所率近20多萬東北軍在日軍的進通下節節敗退，最終退至關內。整個東北地區100多萬平方千米的大好河山，3000萬人民陷於日寇的鐵蹄之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板垣、石原等人在瀋陽館二樓客廳與建川美次會談。建川主張吞併中國東北應分三步走，而板垣和石原則主張一步到位，即“滿蒙佔有論”，雙方爭執不下。9月22日，雙方終於達成一致：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親日傀儡政權，即實施“滿蒙獨立論”。提出以溥儀為“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10月2日，在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板垣、石原等人提交了事先擬定的《解決滿蒙問題案》，進一步提出了日本控制“新政權”的軍事、外交、交通、通訊等的具體實施辦法。這個方案和最初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兩個方案被合稱為《滿洲建國方案》，這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拼湊傀儡政權的第一個具體方案。10月21日，板垣、石原在國際法顧問松木俠的協助下炮製出《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權”的具體措施。
1931年年底，因“九一八”事變引咎辭職的原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前往東北，與土肥原賢二商討事變進展。
此後，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滿洲近況》的報告，建議在中國東北建立“新國家”。
在報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後進攻蘇聯“向北發展”，而日本透過控制這個“新國家”的經濟，可以獲得使日本永久自給自足的資源，還可以透過向中國東北移民解決日本人多地少的問題。
1932年1月6日，板垣攜帶關東軍司令官的指示前往東京向政府彙報。裕仁天皇破例召見板垣。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根據板垣的彙報，共同制訂了一個所謂的《滿洲問題處理綱要》，確定要在“滿洲”建立一個脫離中國管轄的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均由日本控制的“新國家”。不久，板垣徵四郎捧著天皇的敕令，帶著《滿洲問題處理綱要》返回奉天，緊鑼密鼓地為建立“新國家”作準備。事實上，板垣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就已經開始積極物色人選，拼湊地方傀儡政權了。
1931年9月22日，板垣親自來到張景惠的公館，勸張景惠回哈爾濱復任，並宣佈“獨立”。為了收買張景惠，他又是答應給張景惠武器彈藥，又是允諾一旦張景惠宣佈“獨立”，日軍會迅速支援並“保護”張景惠的政權。
9月23日，張景惠仗著有日本人撐腰，趕回哈爾濱，於9月27日宣佈建立“東北省特區治安維持會”並自任會長，然後暗中策劃哈爾濱“獨立”，投靠日本侵略者。
與此同時，板垣還利用一心想復辟的清朝遺老羅振玉，策動前清皇族投靠日本。身為吉林省軍參謀長的熙洽一直冀望復辟清朝，趁吉林長官奔母喪不在城中之機，開啟吉林城門，向日本投降。熙洽成為日本侵華後第一個投降日寇的中國官員。熙洽曾寫密信給溥儀，請溥儀回到“祖宗發祥地，復辟大清，救民於水火”，在日本支援下，先據有東北，再圖關內。
9月25日，板垣派人策動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靠日本。10月1日，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宣佈洮南“獨立”。
12月7日，板垣又親自出馬，企圖說服海倫的馬占山歸順日本。馬占山雖有抗日之心，但獨力難支，只好退一步與板垣締結了一個停火協定。
12月16日，板垣威逼利誘被軟禁的原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迫使臧式毅降日。
除了扶植傀儡地方政權以外，板垣也早已展開了對清末代皇帝溥儀的工作，以便建立一個依附於日本的所謂“獨立國家”。1931年9月22日，板垣徵四郎叫來羅振玉，告訴他關東軍準備推舉溥儀為偽滿洲國首腦的決定，希望羅振玉能儘快把溥儀請到“滿洲”來，以商“建國”大事。9月30日，板垣派日本特務上角利一與羅振玉一起前往天津，溥儀當時在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兩人力勸溥儀到東北“復位”。羅振玉是大清國的臣子，應無貳心，但日本人就不一定了。溥儀心中有些猶豫，所以決定回去考慮一下再作答覆。這個辦法效果不佳，關東軍司令部遂派土肥原賢二赴天津，專門做溥儀的工作。土肥原是板垣的密友，是搞間諜陰謀的老手。土肥原一到天津，就馬上去拜訪了溥儀，他利用與溥儀是舊識，力陳“滿蒙人民之渴望”，希望溥儀回到祖宗發源之地，以圖重新來過，一番“肺腑之言”，說得溥儀動了心。土肥原還在溥儀周圍策劃一系列的恐嚇、威脅事件，使溥儀嚇得心驚膽戰，不敢再留在天津。
透過利誘、恐嚇、軟硬兼施的陰謀手段，土肥原終於把膽戰心驚的溥儀秘密誘出天津，並於11月18日，輾轉送達旅順。
同時，板垣徵四郎還撥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田中隆吉2萬日元，作為他的活動經費，讓他在上海製造事端，轉移外國對中國東北的關注。
田中隆吉秉承板垣徵四郎的旨意，回到上海後立即策劃，在1932年年初製造了“一·二八”事變。
就在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大家關注淞滬戰局的時候，板垣徵四郎風塵僕僕地回到奉天。
1月29日，板垣受本莊繁司令官派遣，前往旅順和溥儀會面，詢問溥儀對“建國”方案的意見。此時的溥儀，在旅順大和旅館已經被幽禁了近兩個月。溥儀被迫退位後，沒有一天不想著復辟清朝，這次有了日本人的幫助，他當然要“把握機會”了。
2月16日，板垣操縱張景惠召集熙洽、減式毅、馬占山等人，在奉天舉行了建立偽滿洲國的“建國會議”，即所謂“四巨頭會議”。減式毅在會上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遭到板垣的嚴詞拒絕，而且板垣還迫令“四巨頭”接受關東軍事先早已擬訂好的建立偽滿洲國的計劃。會議決定，建立“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宣言，指令專人在日本授意下起草“建國宣言”。
18日，關東軍利用“東北行政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偽造的“宣言”，宣佈東北各省完全“獨立”。
21日，板垣奉命再度動身去旅順，最後與溥儀談判，使溥儀接受日本帝國既定的“建國方案”。
22日，板垣再一次會見溥儀。板垣以關東軍的名義，明確地說：“這個國家名號是“滿洲國”。”說完，拿出所謂的《滿蒙人民宣言》以及五色的“滿洲國旗”，放到溥儀面前。
溥儀一心想的是恢復帝制，重當皇帝。他強忍著心中的怒氣說道：“這算是什麼國家？難道這是大清帝國嗎？我要做的是大清的皇帝！”
他向板垣陳述了10多條必須恢復帝制的理由，翻來覆去地表示不能故皇帝的身份，板垣當然不同意。兩人談了3個多小時，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板垣最後給溥儀丟下句“請閣下再考慮考慮”便起身而去。板垣揚長而去之後，溥儀身邊的鄭孝胥提醒溥儀說：“無論如何不能和日本軍方傷感情，傷了感情一定沒有好處，張作霖的下場就是股鑑。”請僅一聽又害怕又沮喪。第二天，板垣把鄭孝胥、羅振玉、鄭垂等人叫到他所住的旅館，態度強硬地讓他們向溥儀轉告，這是關東軍的最後決定，是不能改變的，溥儀必須出任“滿洲國”的“執政”，而不是什麼宣統皇帝，如果不同意，就視為敵對態度，就會採取對待敵人的手段了。這三個人被嚇得戰戰兢兢，趕緊回去傳話。
在板垣的威逼利誘之下，溥儀無可奈何，既怕沒法向日本人交代，又不願放棄復辟大清當皇帝的打算。最後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暫定一年為期，如逾期仍不實行帝制，到時即行退位。”
鄭孝胥拿著這個妥協的方案再去找板垣報告。板垣表示同意這個方案，因為溥儀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怕他不聽話。
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宣佈成立，溥儀就任偽滿洲國的“執政”，年號“大同”，以紅、藍、黑、白滿地黃五色旗為“國旗”，以長春為“國都”，改稱“新京”。
3月6日下午13時許，溥儀乘車到達湯崗子車站，板垣親自前往車站迎接。待溥儀一行來到下榻之處“對蓼閣”後，板垣與溥儀再次進行會談。板垣先向博儀通報了關東軍司令部對偽滿洲國人事安排的決定，然後拿出事先擬定好的《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秘密換文》讓溥儀簽字。溥儀心裡當然明白，只要一簽字，他就成了日本人的傀儡，而這個偽滿洲國，也只是日本人用來掩人耳目的傀儡政權罷了。即便有一天真的登基做了皇帝，恐怕也是個日本人的“兒皇帝”。可事到如今，已經沒有其他辦法了，無奈的溥儀拿起筆在《換文》上籤了字。
3月9日，溥儀在關東軍的安排下，在“新京”舉行了“就職典禮”，併發布了《執政宣言》，任命板垣徵四郎為偽滿洲國的“執政顧問”。在溥儀的強烈要求下，1934年3月，偽滿洲國更名為“滿洲帝國”。
板垣徵四郎終於實現了侵略中國東北，將其變為日本殖民地的計劃，“功勳卓著”的板垣自然被日本統治集團大為嘉獎了一番。1932年8月，板垣徵四郎被破格晉升為少將。
9月15日，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與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在勤民殿簽署《日滿議定書》。
《日滿議定書》規定日本正式承認偽滿洲國，並在偽滿洲國駐軍，擔負偽滿洲國的“國防”。在附件中規定由日本管理偽滿洲國的鐵路、港灣、航路、航空線等。
此外，還約定日本軍隊所需各種物資、裝置由偽滿洲國負責，日本有權開發礦山，日本人有權充任偽滿洲國官吏，日本有權向偽滿洲國移民等。偽滿洲國建立後，日本法西斯動用軍警憲特等鎮壓機構，以殘酷的手段鎮壓抗日運動，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債。關東憲兵隊除配合關東軍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之外，在平時指揮其他鎮壓機構，成為實行白色恐怖的主導力量。
1934年，板垣徵四郎升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兼駐偽滿洲國武官，又染指內蒙古，妄圖把內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並在內蒙古和華北製造偽政權。
1936年，板垣升任關東軍參謀長，又在內蒙古挑起了綏遠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此時擔任駐本土廣島第五師團師團長的板垣徵四郎，又被派往中國直接參加侵略華北和華中的戰爭。同年，率軍進攻山西時，在平型關戰鬥中遭到中國八路軍的痛擊。1938年春，又率第五師團參加徐州地區的作戰，在臺兒莊戰役中受重創。
1938年5月，奉調回國，出任改組的近衛內閣的陸軍大臣，主張擴大侵華戰爭，親自下令擴大戰爭範圍。
他參加了重要內閣會議，決定打倒中國國民政府，以拼湊的傀儡政權取而代之，並對籌組汪精衛傀儡政權負有重要的罪責。
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板垣擔任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繼續參與侵華戰爭的指揮事宜，並對日本侵略軍在中國解放區的暴行負有責任。1941年晉升大將，調任日本朝鮮軍司令。1943年任最高軍事參議官。
1945年4月，板垣徵四郎出任總部設在新加坡的第七方面軍司令，指揮口車在荷屬東中度和馬來西亞等地同盟軍作戰。在這期間，板垣強拉當地壯丁和勞工，搶奪當地的軍需物資，強徵，拐騙當地青年婦女充當“慰安婦”，對東南亞人民犯下了累累單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間，板垣徵四郎來到英軍指定的受降地點，即英國皇家軍艦“薩塞克斯號”，代表日軍南方軍在新加坡向英不投降，板垣辦理完投降手續回到軍中後，召集各軍司令官，防止這些軍官帶頭自殺，命令將“有為之士”送回國內，以求“儘快地實現皇國之復興”。
板垣深知自己積極參與了幾乎全部日軍侵華活動，又積極參與了侵略朝鮮及東南亞的活動，歷任關東軍參謀長、陸軍大臣、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駐朝日軍總司令等要職，一定會被作為戰犯處理的，他想逃過英軍對他的監控，逃往南美洲。為了順利逃脫，他向英軍駐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賄了價值30萬美元的白金、黃金和天然鑽石。史密斯看透了板垣的心思，先假意收下這份禮物，同時命令加緊對板垣的監控。
1945年12月，作惡多端的板垣徵四郎終於作為戰爭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盟軍逮捕，押解至東京，關於巢鴨監獄候審。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板垣徵四郎等28名甲級戰犯開庭審判。審判地點就在東京市原日本陸軍大本營的大講堂。
板垣徵四郎被起訴犯有“破壞和平罪”、“殺人罪”。“分裂中國”等10項戰爭罪行。
對板垣徵四郎的審判由中國法官擔任主審。為了他儘量為自己減輕罪責，板垣與他的律師進行了多次商議，最後擬定了一個證人的名單，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他們事先秘密商議、互相串供，企圖儘量為板垣洗脫罪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基南與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紐西蘭法官諸斯克羅夫特、美國檢察官達尼甘等人，見到板垣的證人名單後，立即商議對策，他們開始想到板垣的故交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與板垣交往密切，而且兩人一起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石原應該清楚板垣所犯下的種種罪行。當時石原患上了膀胱癌已是晚期，他們希望石原在人之將死時，能夠反省自己的罪行，與法庭合作，交代實情。豈料石原拒不合作，也不悔悟。
這一辦法行不通後，中國法官梅汝璈、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經過積極爭取，獲得了另一有力證人——被蘇軍俘虜的偽滿洲國的“皇帝”溥儀。他願意出庭作證。
經過充分準備，對板垣的審判終於拉開了帷幕。
一開始，板垣仗著有自己的部下作證，替自己說話，氣焰頗為囂張。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剛控訴完板垣自1931年起在中國犯下的種種滔天罪行，板垣的律師團立即要求傳證人出庭為板垣“作證”。
打頭陣的是島本正一，此人是“九一八”事變後，指揮日軍守備隊進攻中國軍隊的聯隊長。他證明說“九一八”事變純屬突發事件而非事先的預謀，並且說當時“日軍只是採取了自衛行動，不是板垣、土肥原、石原幾個幕僚所能策動的”。
中國法官梅汝璈見他滿嘴胡言，當即質問他當晚在哪裡，幹什麼。
這個問題他提前還沒來得及串供，因而不及細想就說：“那晚，我去一個朋友家赴宴，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後就得到滿洲事變發生的報告。”
機敏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抓住這個空子，立即提出：“審判長，證人島本既然聲稱他當晚喝醉了，那麼一個醉酒的人又能證明什麼呢？”
審判長韋伯見中國檢察官批駁得有理有據，切中要害，便同意了請求，於是令憲兵將島本拉了下去。板垣其他證人如法炮製的串供，因為拿不出什麼證據來確實地證明板垣的無罪，所以法庭決定不予採納。隨後，法庭傳溥儀出庭作證。
博儀作為偽滿洲國的“皇帝”，詳細陳述了板垣和土肥原一夥如何誘騙他到旅順，如何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他，最終炮製出偽滿洲國的經過，並且詳細揭露了日軍在東北的侵略罪行。除了人證以外，中國檢察官還提供了許多重要物證，包括日本外務省所藏檔案中的御前會議、內閣會議、五相會議等重要會議的記錄和決議，關東軍與大本營的往來密電、關東軍的動員令、日本政界元老西園寺的日記等重要材料。依據這些有力的人證、物證，不僅推翻了板垣證人團炮製的偽證詞，而且駁斥了板垣為自己開脫而向法庭提交的長達48頁的自辯書。
面對確鑿的證據，板垣再也無法抵賴或是狡辯了。
經過長達兩年的法庭調查審理後，法庭認定板垣徵四郎一手策劃了“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製造內蒙古、華北“自治”運動；率軍在“七七”事變後，擴大侵華戰爭，任陸軍大臣期間進一步擴大侵略中國，並扶植“汪精衛政府”分裂中國。另外，對日軍侵略蘇聯領土行為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任職期間積極推行戰爭政策，奴役佔領區人民等罪行，事實俱在，證據確鑿。
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板垣徵四郎“進行了對中國、美國、英聯邦、荷蘭及蘇聯實行侵略戰爭的陰謀，他明知這些戰爭是侵略戰爭卻積極發動，並在其實行中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時，法庭還判定他犯有“違反戰爭慣例和違反人道罪，對於南洋群島佔領區數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
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後判決板垣徵四郎絞刑。同年，板垣徵四郎這個沾滿中國人民和其他亞洲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在東京巢鴨監獄被執行絞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