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有最後的三個特務選擇留在了中國大陸，縱使曾經的人生經歷各有不同，但他們在大陸的這幾十年，一直過得很幸福，甚至在重逢後還拍了張合影。
最後的女特務——王慶蓮
與大部分諜戰影視劇中女特務的華麗出身不同，王慶蓮於192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的一個平凡的家庭中，一歲就失去生父的王慶蓮，在浙江省江山縣的外婆家長大。
1943年4月，剛滿15歲的王慶蓮因家中經濟窘迫，已經無路可走。恰逢此時，人數短缺的軍統局來到了江山進行招聘工作。王慶蓮的媽媽見狀，抱著試一試就可能讓孩子吃上飯的心態，給王慶蓮報上了名。
儘管軍統局在江山縣的招收名額一共只有20個，但是天無絕人之路，王慶蓮很幸運地成為了這二十人之一。
被軍統局選中的王慶蓮，在上級的安排下來到重慶參加了工作，她的第一家工作地點是一家造紙廠的印刷車間。
一開始，王慶蓮像其他考試過關的人一樣，做著簡單普通的印刷工作，漸漸地，她積極認真的工作態度引起了軍統本部上層領導的注意，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她被派任到軍統局電報科進行崗前培訓。
培訓期間，王慶蓮的語言天賦開始嶄露頭角，短短數日她就掌握了日文的精髓，並由此得到了領導賞識，被欽點進入了軍統局本部。
成為一名十分出色的情報局譯電員後，王慶蓮在機要崗位上一工作就是三年的時間。在軍統局本部擔任譯電員直到日本投降的那段時間，王慶蓮破譯日軍密碼839種，為軍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全面勝利後，王慶蓮無法忍受軍統殘害同胞的惡毒行徑，藉著回家看望老母親的緣由，毅然決然的脫離了軍統情報組織。
得知王慶蓮辭職後，軍統局幾次三番利用高薪要職想重新請回她，但都被一一拒絕了。
蔣介石敗退後，絕大部分軍統特務也跟著逐步撤離到了臺灣，王慶蓮原先的同事聯絡到她，邀請她一起前往臺灣定居。
已經看淡往事、習慣粗茶淡飯的王慶蓮回絕了同事的提議，選擇進入江山縣糧食局，成為了一名普通的職員。
如今的王慶蓮已經退休許久，回首過去，她在採訪中這樣說道，“我退休31年，共產黨養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過，我從心裡感激共產黨，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叛徒的女婿——祝仁波
祝仁波1922年出生於上海，他與王慶蓮又有所不同，相較於王慶蓮軍統譯電員的文職工作，祝仁波則更偏向於專業技術人員。由於父母過早離世，年僅12歲的祝仁波靠打童工維持生計。
人生的轉機發生在1935年的秋天，經姐夫陳一白推薦，十四歲的祝仁波進入浙江省警官學校開始了無線電通訊的學習。
當時的上倉橋本部佔地面積廣闊，各類設施一應俱全，因著姐夫陳一白的身份——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電信專家、浙江省警官學校教授的緣故，祝仁波被分派學習報務事宜。
後因表現出色，祝仁波又被挑選進行機務學習。機務和報務同屬通訊專業，字面上也看著十分相近，實則差距非常巨大。
與還算簡單的報務相比較，機務的主要任務就更為複雜困難：要求學員在學習相關知識後，能夠熟練精準的製作維修發報機。
此時的發報機無論是機器還是零件，基本上都是從美國採購，也有少數需要從歐洲進口，教授機務的老師基本上都是這個行業的佼佼者，其中不乏有很多老師是歐美學成的迴歸人士。
而在平時學習工作的交流中，大家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英文，特別是發報機原件的稱呼，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命名的。
實際上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祝仁波，別提學習機務必須掌握參透的數學、微積分，就連最基本的英文交流、講課都一知半解，完全跟不上同學和老師們的步伐。
儘管祝仁波年紀小，但是他決心大，在自學課程的同時，一有機會就向老師同學請教，漸漸地也跟上了老師和同學們的腳步。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祝仁波跟隨老師以及同學一起從學校撤離，幾經輾轉，最後來到息烽縣參加了工作。
他隸屬於軍統第四處第二科，軍統第四處是專門研究無線電通訊的技術部門，在這裡工作的祝仁波主要職責是負責發報機的製作、維修以及相關人員的培訓。
後經過多次崗位調動，祝仁波於1943年進入空軍部，被授予空軍少尉的軍銜。1944年騰衝戰役，松山戰役戰況慘烈，電臺也因此大批次受損。
接到上級的任命，祝仁波從重慶出發，繞行貴陽、昆明，最後抵達前線。
這個年代的電臺技術並不先進，電臺訊號隨時都可能會受到外來環境因素的干擾。處於前線日軍炮火下的祝仁波，不論白天還是黑夜、颳風還是下雨，時刻堅守崗位，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修理更換髮報機，監測電臺訊號。
除了奮鬥在第一線的戰場，作為戰爭年代中技術成熟的專業人員，很多時候，祝仁波的工作危險程度絲毫不低於在前線作戰的軍士。
因為作為機務專員的祝仁波，需要經常在日軍淪陷區或者是正在遭受日軍大肆洗劫破壞的地區來回往返，進行電臺更換和故障維修。
日軍對電臺站點深惡痛絕，多次下達軍令進行大肆偵聽撲殺，作為核心機務人員的祝仁波，在執行任務當中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祝仁波受上級指示，從重慶出發，來到了南京紫金山接受的日軍雷達，1946年他離開空軍，進入交警總局仍舊做著與機務相關的工作。
直到1948年，中國局勢開始動盪，相關的軍統機要人員紛紛選擇撤退到臺灣。
不願捨棄自己家鄉的祝仁波深藏功與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上海，做起了與專業相關的電訊生意。
1950年，在家鄉穩定下來的祝仁波，與相識相知多年的顧利群（顧順章的孤女）結婚，並組建了自己的小家。
戴笠的族孫——戴以謙
戴以謙同王慶蓮一樣，也是江山縣人，論起來他和戴笠同屬一個大家族，是軍統局本部大老闆戴笠的族孫，按輩分戴以謙應該稱呼戴笠一聲“十叔公”。
1941年，16歲的戴以謙剛剛初中畢業，就加入了救國軍的行列，在江西積極參與抗日的戴以謙，因為年齡小可塑性強，能識文斷字頗有文化，被救國軍江西鉛山辦事處的一箇中尉相中，要到身邊坐了一個副官。
直到1943年的一天，戴笠也來到了江西，見到自己族孫的戴笠，用江山話問戴以謙道，“你這個小孩子，在這裡幹嘛？”
戴以謙用江山話回答道，“我在這裡有工作”，於是兩人坐下一起吃了一頓飯。
與戴以謙吃飯交談後，戴笠直接讓自己辦事處的人給江西鉛山辦事處帶話道，“辦事處現在缺人，讓戴以謙到戴笠身邊工作”，就這樣，戴以謙的軍統生涯正式拉開了帷幕。
在戴笠的安排下，從安徽雄村特務培訓班畢業的戴以謙，回到東南辦事處，成為了戴笠身邊最信任的機要秘書。
在軍統任職期間，戴以謙憑藉著自己嫻熟的情報能力，在抗戰中多次直接或間接的剿滅日軍分子，並因此獲得陸軍上尉的軍銜。
14年抗戰結束後，迫於十叔公戴笠的原因，戴以謙也間接地投入到了內戰之中，直到1946年，戴笠乘坐飛機時不幸遇難，戴以謙才從軍統中脫身，跟著傅作義一起參加了革命運動。
建國以來，深知自己曾經軍統特務身份的戴以謙，一直謹慎低調行事。
如今的戴以謙，透過政府的安排，得以在養老院安享晚年，對於當下的生活，他這麼說道：“現在的生活我很知足，已經比抗戰時期要好的很多了。”
耄耋相聚，合影留念
在志願者們的溝通安排下，三位有著特別身份的老人應允了此次的聚會。這是他們第二次相見，遙想上一次匆匆會面，還是64年前。
曾經的他們同為軍統特務：一個是靦腆拘謹的譯電小姑娘，一個是樂觀愛交流的機務員，還有一個是冷靜自持的機要秘書。
如今光陰輪轉，當年意氣風發的少年郎已然變為了鶴髮雞皮的老人。儘管在這六十四年中，他們彼此之間的經歷與遭遇大不相同，但那些舊時代的過往絲絲縷縷，彷彿就在昨日。
僅僅是第二次見面的三位耄耋老人，甚至算不上相熟，驟然間要坐在一起喝茶吃飯，一開始都有些拘謹，但是在祝仁波提起過往的舊日時光後，老人們明顯親近了許多。
開啟話匣子的同時老人們也感慨萬千：談及抗日戰爭的崢嶸歲月，回想國共內戰的混沌時期，再環顧如今寧靜平和的老年生活，三位老人笑著說，他們就像是舊年代浪潮的一朵浪花，雖然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但是卻見證了時代的洪流。
對於當初留在大陸的決定，三位老人言語中都是滿滿的堅定。他們說，從不曾後悔自己留在大陸的初心，如今安寧祥和的生活正是他們想要的。
隨著志願者們“咔嚓咔嚓”的照相聲，那些被時代洪流左右的記憶、曾經特殊時期的痛苦傷疤，連同老人們欣慰的笑容一起，被永遠封存在珍貴的照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