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訓》寫了什麼？

酒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根據考古發現，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中國人就掌握了釀酒技術，成為世界上較早掌握釀酒技術的國家。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人很早懂得飲酒，與酒結緣，從王侯將相到普通百姓，從日常生活到重大祭祀禮儀，都離不開酒，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酒文化。縱覽中國文化的發展，酒文化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成為禮儀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酒文化雖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歷史的經驗角度講，酒文化有著眾多需要反思和總結的地方。這是因為，歷史上有的國君因嗜酒而誤國，有的人因嗜酒而自毀前程，因酒壞事的教訓太多。如整天沉湎於酒色之中的商紂王害人、誤國，最終眾叛親離，商朝滅亡；楚國大將子反貪戀飲酒，即使打了敗仗也飲酒，最終失去戰機而自殺；張飛戰前飲酒，最終葬送了自己的性命等。事實上，早在上古時期，人們就已經意識到酒的貽害無窮，周公在輔助成王時頒佈了一篇著名的政令《酒誥》，根據《尚書·周書》的記載，誥文中要求“無彝酒”，要求人們平時要少飲酒以避免造成糧食浪費；“執群飲”，禁止民眾聚眾飲酒，如果發現，要處以刑罰；“戒湎酒”，嚴禁各級官員統治者沉湎於飲酒作樂，指出酒是大亂喪德的根源。由此可見，周公把飲酒問題放到了國家治理的政治高度，強調了飲酒行為事關國家大事，事關政權安危的問題。

同樣在歷史上將飲酒的適度與規範視為一種政治責任的還有高允。高允是北魏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字伯恭。最初為中書博士，遷侍郎，授太子經書，並修國史。文成帝時，位至中書令。後在文明太后時，他開始參決大政。作為北魏王朝的元老，歷經五帝，從政要職達幾十年，對國家治理有著自己的見解，因此在被重新召回做官的時候，寫出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奏章《酒訓》，獻給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而對於這篇文章的目的，正如他在《酒訓》文章中表達的那樣：他被皇帝詔令之後，收集了過去因酒而敗壞德行的事例，以此作為《酒訓》，並經過自己努力思考和虛心求教，思考和借鑑往事，以此作為警戒。顯然，高允清楚地表明瞭寫作該文的目的就是以歷史上因飲酒而敗德的行為起到國家治理的警示作用。正是因為文章有著眾多的警示良言，對此，孝文帝非常看重，始終將其放在自己的床頭，作為座右銘。

縱覽《酒訓》整篇文章，雖然較為簡短，但是道理深刻，從歷史經驗教訓、社會風氣等角度對酒文化進行了論證，以此警示北魏統治者的國家治理。《酒訓》首先指出了酒文化的實質，不是在於飲酒，而在於一種禮儀，一旦背離了禮儀就會失去飲酒的本意。《酒訓》講：遠古的聖王和鄉民共同聚會飲宴時，只用水來代替酒祭祀祖先，用濁酒與鄉民共飲表達不忘祖先看重百姓的情意。飲酒彰揚人們相敬的禮節，在禮儀上互不虧欠。飲酒如果不是為了表達人們的情意，就違背了飲酒的宗旨。顯然，高允從飲酒文化的實質出發，指出了飲酒的真正含義和正確方式，那就是飲酒在上古更多的是一個禮儀，而非真正的為了嗜好而飲酒，況且指出上古飲酒就是一種禮儀行為，因而以水代酒才是正確的行為。

同時《酒訓》又闡述了歷史上嗜酒所帶來的危害教訓，以此告誡北魏當權者莫貪杯，指出飲酒會誤國：遍觀過去朝代的成功和失敗，很多都是由酒引起的。比如高允就指出：商紂王因為嗜酒而使得國家滅亡，周公釋出《酒誥》而使得國家昌盛；子反因為貪杯而丟失了性命，而漢代的穆生不善飲酒，可以喝醴（古代非常清淡的低度酒，類似於現代的啤酒），因而才能成就大的事業。由此可見，嗜酒可以圖一時快樂，但終究會誤國又誤人。

《酒訓》還指出嗜酒會帶來個人精神上、肉體上的損害，乃至危及生命。《酒訓》指出飲酒對個人性情、思想上的損害是顯而易見的：過度飲酒，可以使人性情變得比較迷亂。對於這種情況，即使哲人也不能免俗。更為嚴重的是，飲酒的危害對於官員政務和百姓生活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甚至危及其生命。《酒訓》講：做官的，喝了酒，就荒廢政事；老百姓，喝了酒，就不聽命令。如果不加節制，久而久之，就會致病。豈止是致病，還會失去生命。對此飲酒的評價，高允用一個諺語進行了概括與總結：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意思是對於飲酒的作用而言，有利的是微乎其微，有害的則像刀割一樣。具體而言，所謂有益的方面，只是人們得到一點酒的味道罷了，它的益處不是很少嗎？但是有害的方面，不僅減少年壽，還會迷亂心志，它的害處不是很大嗎？所以“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

同時《酒訓》還指出了一個社會應該具有的正常酒文化狀態：《詩經》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是講朋友之間的仁義。做官的應該勸告大家，發表文告來禁酒，這才是臣對君所盡的職責。“節酒以為度，順德以為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這樣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