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這樣一個家庭，父母都是老幹部，當年他們的六個兒女，有五個奔赴內蒙古和黑龍江下鄉。小小的年紀背井離鄉，天各一方，父母牽掛，兄妹情長，幾十年風風雨雨，又演繹出多少感天動地的故事？也許再天才的作家也編不出來，我有幸對這一家進行了採訪，在此展示這些故事的片斷。為了敘述的方便，我也借鑑劇作家的經驗，先為讀者列一個人物表：
王河：父親 1940年參加新四軍 曾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書記、副所長 健在（文章發表於2008年）87歲
高嚴放：母親 1943年參加四新軍 曾任二機部駐滬辦事處處級幹部 2002年8月去世
王曉河：長子 1949年4月出生 1968年下鄉到內蒙古豐鎮縣插隊 1973年到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讀書 畢業後曾在中央黨校和人民日報供職
王曉放：長女 1950年9月出生 1968年下鄉到黑龍江建設兵團38團 1975年到南京工學院學習 後任院團委副書記、系主任等職 現任上海第二工大紀檢委副書記
王幼放：二女 1951年9月出生 1968年下鄉到黑龍江建設兵團38團 1976年病退返城 曾在上海向陽化工廠當工人後任廠總支書記 現任上海遠端教育集團紀委副書記
王幼河：次子， 1952年7月出生 1968年下鄉到黑龍江建設兵團38團 1980年因病返城 先在蘇州電廠當工人 後調上海膠鞋廠當工人、廠組織科長、副廠長、黨委書記 現任華藝集團房地產公司總經理
王再放：三女 1953年出生 1969年下鄉到黑龍江省愛輝縣西崗子公社盤長溝大隊 1972年因病返城 曾在軍工廠醫院當醫生 後在上海醫大進修兩年 在華山醫院當過醫生
王也放：四女 1969年也要下鄉被拒絕後當工人 ，後來又上了大學，現任上海市教委機關黨委書記、副廳局級調研員。
現在，我們的故事可以開始了。
1969年春天，上海的天氣有點冷。
那天，王河回到家只見妻子老高在哭，曉河、曉放、幼放、幼河這四個孩子都走了，老大曉河跟著同學去了內蒙的豐鎮縣，那可是個最窮的地方，其他四個孩子都一起到了黑龍江建設兵團的38團，聽說那裡靠近珍寶島，邊境局勢不穩定，他的心整天都懸著。
現在老五再放、這個15歲的女孩子也要走，而且報名要去靠近黑龍江邊的愛輝縣插隊，那又遠又冷又窮，小五的身體又不好，她能挺得住嗎！可小五自己已經把戶口偷著遷走了。小五多才多藝，是學校的文藝隊長又是廣播站長，她要下鄉的事人人皆知，不讓她走也不行了。
望著一貧如洗的家，老王和老高一陣犯愁，走一個孩子帶走一套行李和生活用品，雖然作為高幹家庭，他們的日子也可以，可也架不住一次次的“洗劫”呀！為了給孩子們帶點生活費，他們已經向老戰友借錢了。這次小五走只能從儉了，媽媽帶著她到寄賣商店，想給她挑了幾件舊衣服，她說我可不能穿別人穿過的舊衣服，她還要求“一視同仁”，和哥哥姐姐一樣，也要帶一個小箱子。沒有辦法他們又去借錢了。
在小五走的那一天，老兩口都難過得沒到車站送行，列車開動的時候，她微笑著向同學們揮手，可這兩位經過戰火考驗的老戰士還在家裡流了眼淚，老高說；“孩子太小了，又走這麼遠！”她有些後悔，當時要是同意她跟著大姐二姐和小哥上38團好了，孩子們在一起也有個照應。
沒想到，家裡又鬧了“地震”，在學校當紅衛兵小頭頭的小六也放也要追隨哥哥姐姐們上山下鄉。當年母親參加革命時為了表示走出封建家庭的決心，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了個“放”字，她生了四個女兒的名字也都帶個“放”字――“曉放”、“幼放”、“再放”、“也放”，這回她們都要“放”了，這位老革命也受不了了。
四姐妹
最後還是學校下了死令，不許她下鄉，安排手錶廠當了工人。同時也放成了下鄉的五個哥姐的聯結員，給父母念他們的來信，幫辦他們的事務。全家只有她最瞭解哥姐們下鄉後的情況，這次我對他家的採訪，只有她談得最多最細。
後來上海革委會領導馬天水還在大會上表揚老幹部王河把自己的五個孩子送去下鄉。上面還安排他到處作報告，其實老王心裡很苦，他怎麼希望自己五個品學兼優的孩子都下鄉呢？要不是因為文革，他們都會很有出息。
1969年春天。
讓我們的目光再轉到黑龍江南岸小興安嶺大山裡的小山溝，這個四面環山的小屯子叫盤長溝，只有幾十戶人家。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在這個嚴寒春天突然有了生機，因為來了一幫上海青年，那個高挑個白淨臉的小姑娘見人先笑後說話，十分可愛。隊裡把她送到黑河的醫院學了幾個月，後來就當了赤腳醫生。她就是小五王再放，成了屯子裡最忙的人，總是東家走西家串，送醫送藥上門，白天黑夜都不耽誤。小屯子稀稀拉拉，戶與戶之間要走很遠的路，到了晚上野狼的嚎叫讓人毛骨悚然。可只要老鄉招呼，小五還是硬著頭皮去給老鄉打針或接產。最可怕的是到三十多里遠的西崗子公社取藥，要是隊裡不去車，只好她自己走，來回要走六個小時。傍晚時分，黑黝黝的大山像魔影一樣向她壓來，樹上的鳥對著她怪叫，為了壯膽，她有時大喊，有時唱歌，那聲音都是顫抖的。
有一次，她走到一片樹林邊上，突然一片烏鴉忽拉一下飛起，遮天蔽日的，她眼前一黑，一下子跌倒在地，昏了過去。也這不知躺了多少時間，突然聽到有人叫她，起身一看是隊裡的會計。他問：“小王大夫，你怎麼了？”她說：“不小心摔了一跤，有點頭昏。”回來以後，小五就病了，發高燒，連拉帶吐，可她對誰也沒說，還照樣挨家巡診。
王再放在家中接受採訪
王再放是把這些往事當笑話給我講的。她還記得一個叫武英的女知青在脫谷時，突然手被絞進機器裡了，她馬上趕來，緊急包紮，然後坐著馬車把她送到公社醫院，又轉到了愛輝縣醫院，由於小五處理及時和得當，她的手保住了，返城在一家託兒所當保育員，日子過得很幸福。小五還向我講起和接生員第一次到老鄉家去接生時的緊張和驚喜。
她說，當時很忙也累，生活條件也很差，可一點也不覺得苦，只是太想哥哥姐姐們了，讀他們的信，是我最幸福的時刻，每一次我的眼淚總是止不住……
1970年早春。
讓我們的目光再轉向從密山到虎林中間那個叫興凱的小站。一個揹著書包的小姑娘孤獨地站在冷風嗖嗖的站臺上。腳下還有殘雪，遠處的完達山還灰土土的，沒有一點綠意。她就是我們的小五，她是從愛輝出發，來到38團看自己的哥哥和姐姐，她的小書包裡裝著餅乾和糖塊，還有她自己為他們炒的香噴噴的炒麵。
三天前，她從盤長溝坐著馬車到了公社，又換汽車到了嫩江，再換火車到哈爾濱，再轉車到牡丹江，對於一個16歲的獨身的小女孩子，這路途太遙遠又太艱難了。可能在火車上吃了不潔的東西了，在車上小五拉肚子，一會跑一趟廁所，臉色慘白，走路一點勁都沒有。到了哈爾濱，她躺在的坐席上起不來了，還是一個熱心的小夥子，把她扶起來，幫她揹著書包，把她送到候車室。她孤零零地躺在長椅上好幾個小時，一直到等來到虎林方向的火車。
又是十多個小時的不吃不喝，小五好容易到熬到了興凱，同時下車的人都走了，只有她站在寒風裡發抖，已經給大姐曉放發了電報，為什麼不來接我！她又緊張又委屈，不知道這時大姐正在會議室給團黨委會作記錄，她是團政治處的秘書兼打字員。
當曉放委託的那個女知青跑到站臺時，小五已是滿臉的淚人，她破涕為笑地跟著人家走了。姐妹相見，好一番親熱，大姐給她洗臉，喂她吃藥，又是給她買好吃的。她們一起跑到基建連看二姐幼放，她已當上了連隊的小排長，齊耳短髮，很乾練的樣子。正好連裡開聯歡會，小五還上去給大家跳了新疆舞，在掌聲中小五很陶醉的樣子。在團裡當警衛排長的二哥幼河，也從珍寶島前線回來看他，小哥的臉曬黑了，也長高長壯了。她說：“你這回可真成男子漢，要是回家，媽媽肯定不認識你了！”
大姐說，我們照一張像吧，於是他們在團部照相館，留下他們最珍貴的青春紀念。
聽說王家的四姐弟兄妹團聚了，團長也來看他們，看著他們親密的樣子，他對小五說：“乾脆你也調來吧！”她笑著，沒有答話。她多麼願意和姐姐哥團聚呀，再說這裡開工資，她在屯裡掙工分，已經辛苦了一年了，一分錢也沒分到。可她真捨不得那些盤長溝的老鄉和戰友，是他們選她當赤腳醫生的，還等著她看病呢！
真要到走的那一天，小五一早起來就哭，直到上車時還哭，大姐姐生氣了：“哭什麼哭！影響多不好！”後來她還給爸爸寫信告了她一狀：“小五走的時候表現不怎麼樣，哭哭涕涕的，影響很不好！”大姐是家裡的革命派，她雖然是老二，卻是第一個下鄉的，在家裡她是弟弟妹妹的“首長”，連大哥也讓她幾分。小六很不以為然：“哭有什麼不好，小姐才16歲，自己在小山溝裡，多可憐呀！”媽媽在旁邊暗自神傷。
其實一上車小五就不哭了，她開啟大姐給她裝的書包，裡面都是奶粉，她知道妹妹身體不好，這是給她準備的營養品。回到屯裡，小五立刻跑去巡診了，她覺得老鄉們一天也離不開她，她也離不開他們。姐姐的奶粉她一袋也沒吃，都給了重病人和產婦了。
可後來小五還是被上海的巡迴醫療隊趕回了家，當時本來就有心臟病的小五，又得了風溼病，關節都腫了，連走路都困難了。醫療隊的醫生說：“你這樣下去很危險了，快回上海住院吧！”她只好走了，想盡快治好病，好回來為鄉親們服務。
回家後，她和母親住進了同一家醫院，她的心臟病也犯了。正好二機部的部長劉偉來上海檢查工作，聽說老幹部王河所長的老伴和女兒都住院了，前來看望。劉部長知道了老王的五個孩子都下鄉到邊疆了，很感動；而小五病得這麼重，他心裡也很難過。在醫院，他就給老王下達了命令：“小五病這麼重，不能回去了！”他當即給上海的一家部屬軍工廠打電話，安排小五病好後，到這個工廠的醫院工作。當場小五痛哭，只是因為，她要離開她心愛的盤長溝了。
小五是1972年春節前離開那個生活了三年的小屯的，那天大雪紛飛，全村人都出來為她送行，大家都流了淚。馬車已經過了屯前的那個小山坡，大夥還站在風雪中，目送她消失在遠山中。一路上，小五的淚水也沒幹，她覺得欠了鄉親們一筆債呀！
1973年7月。
讓我們的目光再轉到遙遠的內蒙古大草原深處的豐鎮縣。這回我們要說到王家的大哥王曉河，因為我沒有直接採訪到他，不能為讀者提供更多的細節。大概是這樣，這個英俊的小夥子是上海交大附中的高才生，又帶頭到了最艱苦的內蒙插隊，到了隊裡，因為特別能吃苦，又有工作能力，很快當了生產隊長，還被借調到縣團委工作，那年實行推薦優秀工農兵上大學，王曉河理所當然地被貧下中農推薦了，而且分到他們縣的招生指標是上海復旦大學。可王曉河拒絕了對自己的推薦，他極力推薦自己的另一個同學，他的理由是他的表現不比我差，而且他的父親是交大的老黨委書記，文革中受盡磨難，他們家的困難很多，他回上海讀書還可以照顧家。
當時，來招生的老師很為難，他只好如實向學校報告，校方非常感動：“這兩個知青，我們都要了！”為此他們又給豐鎮增加了一個指標。就這樣曉河到復旦大學哲學系讀書，畢業後，被中央黨校選中，很快成了這個學校最年輕的局級幹部之一。
這之後，大姐也被推薦上了南京大學工學院；二姐、小哥都因為有病分別於1976年1980年返城了。
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終結，王家又恢復了平靜的生活，經過十年的風霜雨雪的鍛鍊，王家孩子個個都有出息，老爺子很安然，可老太太卻在磨難中病情加重，過早去世了。
1998年3月。
我們的故事沒有完，請讀者再把目光轉到那個叫盤長溝小屯子，這一天，全老鄉們都跑到村口迎接一位貴客。35年前，他們就是在這裡把她送走的。“小王大夫回來了！”大家奔走相告。是的，當年的赤腳醫生王再放真的回來了，還帶來她的丈夫胡曉輝，他當年是吉林省榆樹縣四排子鄉插隊的上海知青，後來當了兵，轉業後在一家研究所當黨委書記。
王再放回到當年插隊的山村看望鄉親
這次他們夫婦回家省親，先到了吉林又到了黑龍江。當年相識的老鄉一個個地和小五擁抱，每一個人都是淚水盈盈。更讓再放難過的是，三十多年了村裡變化不大，老鄉還是住在那些陳舊的土房裡，學校、衛生所也都是老樣子，經濟不發達，老鄉的日子還很窮。她和先生商量，想盡自己所能為要家鄉做點實事。 王再放和丈夫為當年插隊的山村出資修建了一條“湧泉路”
那一年的7月，再放又來到了盤長溝，還帶來了上中學的女兒，她說要給她補上最重要的一課。她把自己的積攢的五萬元交給了縣裡，請他們再支援一下，給盤長溝修條路。“要想富先修路。”可只靠村裡自己的力量，辦不到。
王再放的女兒回到母親當年插隊的山村
第二年，這條從盤長溝通向公路的7公里的鄉路修成了，王再放沒來參加通車典禮，也謝絕用她的名字來命名這條路。當時在黑河市（原愛輝縣）當局長的9個上海老知青代表她為公路剪綵。
已經退休回家的氣象局副局長高福標向我介紹了當時的盛況。他說，再放和丈夫都不是大款，他們能捐資修路，把當地人都感動了。那錢是他們從生活費中擠出來的。
當地領導為王再放捐建的鄉路剪綵
高福標說，在這條路的邊上立一個碑，那上面刻著王再放寫的三個字“湧泉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就是我們所有老知青對關愛過我們的鄉親的情義，當然也包括王家的五個戰友。
紙短情長，文章已經不短了，但王家的知青故事只是說了些片斷，只能以後再說了。
本文作者
作者：賈宏圖 （知名作家）， 1946年5月出生，1968年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獨立一營（璦琿哈青農場），1976年12月返城，曾在哈爾濱日報、哈爾濱市委辦公廳、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省文化廳、黑龍江日報社、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和省人大任職。現為省政府文史館館員、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協第五、六、七屆委員會委員，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六、七屆常務理事。曾任中國魯迅文學獎第二、三、四屆報告文學評委。
本文由作家賈宏圖授權釋出，來源“知青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