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演講全文：
各位介面新聞大健康論壇的朋友們好，我是華大集團的尹燁，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一起來分享我自己有關生命科學的一些理解和思考。首先和大家分享兩個最新的新聞事件：
第一件事，前不久，一篇題為“喝西北風也能吃飽” 新聞評論在網上大火，這句話乍一聽有些“唬人”，那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實際上，這篇文章講的是我國科學家第一次透過二氧化碳合成了澱粉，也就是研究者透過合成生物學的方式，在試管中完成了從無機到有機物的轉換，實現了在植物當中要透過諸多轉換步驟才能完成的複雜轉化過程。
第二件事，也就發生在不久前，一家醫院完成了將豬的腎臟器官移植到人體內的嘗試——也就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異種間移植。異種間移植，大家乍一聽覺得很不可思議，但它其實並不是新鮮事。早在幾十年前，醫學界就對此有過嘗試，將狒狒的心臟移植給了一個罹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如今，像上述一般的類似過程的成熟，給了我們再生醫學非常多的選擇空間——因為大家都知道今天很多的器官移植最艱難的挑戰就是供體的不足。如果我們可以把豬身上這些器官，透過嵌合的方式，透過基因編輯的方式，甚至是透過合成生物學的方式，就能做出來，那我們的再生醫學領域的發展就將更加不可限量。
所以，只有一項新技術從夢想照進現實的時候，作為接受者的我們可能不以為然。但如果千千萬萬的新技術都已經湧來，科技的颶風就可能在事實上主宰了未來行業的沉浮。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我們從物理的世界走向了資訊的世界，如今則是走到了生命科學的世界——換言之，新冠疫情之後，時代的關鍵詞註定會以“生命科學”展開書寫。正如量子力學之父普朗克所言：一個新的科學哲理取得勝利，並不是讓他的反對者真的接受並信服了，而是因為這些反對者終將死去，熟悉他們的下一代開始慢慢的接受了這一點，這就是一個科學正規化的改進。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過去的科技史或人文史看得足夠長的話，我們就會明白，不謀全域性者，不足謀一域，而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普朗克對正規化變遷的描繪，這句話在大陸板塊的漂移學說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之後，有一個更為激烈的版本：所謂每參加一個葬禮，科技就進步一步——對這句話的理解其實就要這樣展開：每一代的科學權威，都靠顛覆了他上一代的科學權威，而變成了這一代的科學權威；但隨之而來的，他大機率又可能會成為阻礙下一代的所謂“權威”，並被下一代顛覆。
所以，所有的華大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特別擔心的就是以“權威”自居。實際上我們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始終保持終生開放的心態，而不是說我作為那個殺死了惡龍的少年，坐在了惡龍的屍體上，已然頭上長出角，變成了下一隻惡龍。因此，今天我就想給大家講一講，跟基因、跟生命科學相關的內容。
我分享的內容，標題為“基因即因，未來已來”。在中國，在如此呼喚且需要科技創新的當下，我相信我們一定要把更多的目標，放到本源——也就是我們對科技的創新上去。在這裡首先我想要測驗一下諸位的生物學素質。
第一個問題：我們作為人類，和蒼蠅的基因相似度是多少？39％。沒錯，如果我們把自身體內的這些遺傳密碼向更低等的物種去溯源，就會發現原來所有的生物應該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第二個問題：今天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是多少？這個答案是接近77歲，而在建國初期的1949年，這個資料則是不到39歲。1949年到現在，我們這代人比70年前的人們整整多活了一倍的時間。所以，今天的人，應該更加從容，我們有時間去武裝自己的頭腦，享受現代科技所帶來的便利和福祉。
第三個問題，一個新冠病毒和一個細胞都是微生物。它們之間的體積大小差多少倍？有十萬倍嗎？有一百萬倍嗎？真正的答案是超過一千萬倍。跟人類的卵子相比的話，未成熟的人類卵子的直徑是一百微米，而新冠病毒的直徑是一百奈米，差一千倍。也就是說，新冠病毒和卵子的大小差了十億倍。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我今天講的東西很奇怪，或者說，感覺自己從來沒有這麼想過，就請各位忘掉我們大概只有七十微米解析度的視網膜——這個解析度和理解的尺度是遠遠不夠的。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的心臟一生會跳多少次？如果我們每個人活80歲，如果你沒有心動過緩或過速，那麼這個資料將超過三十億次。我們自身是一個大資料的載體，三十億——恰好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鹼基的數量。所以，我們重點要關注的問題即：心臟是一個非常非常精準的泵和閥。那為什麼有人會得心臟病？是因為很多人你不按“說明書”使用心臟的時間太長了。設計再精巧的自然“機器”，也經不住大家亂折騰。所以，規律的睡眠、合理的飲食和運動，才是讓你心臟能夠長葆青春的最好辦法。
問了這幾個問題之後，大家會明白，當下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物理學發展史上最著名且重要的一次會議，大概是一百年前的索爾維會議。會議上，就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愛因斯坦和玻爾展開了最激烈的一次交鋒，大量的科學家參與其中——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科學巨匠們。不管是愛因斯坦，還是居里夫人，還是薛定諤，還是洛倫茲，還是玻爾，他們都提供了我們好像從來都沒有看懂過的公式——但總之，恰恰是在這次會議之後，我們科學家們才真正把上世紀帶到了一個物理學的世紀。從這個會議出發，我想講的是，在上世紀的最後一年，也就是1999年人類基因組會議上，華大的創始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煥明參與到了其中，來自美、英、日、法、德這五個國家的一群科學家，透過共同的努力把二十一世紀帶到了生命科學的世紀。因為他們決定，要集全世界的力量，去破解人體的基因組序列——從一個個體作為樣本入手，這一破解工作持續了13年，總花費達到了38億美金。而如今，在前人的技術基礎上，我們破解一個人的基因只要不到一天，花費大概不到兩百美金。我們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基因測序成本降低了上百萬倍，使得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基因組這樣的夢想變成了現實。
另外再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矽谷。矽谷是怎麼興起的？從最開始的仙童公司，再到八個“叛徒”，到因特爾，再到摩爾定律，就是今天矽谷的一個狀態。當年離開老東家創業的八個人創造了今天美國或者說全世界創新能力最強的灣區——矽谷，他們給IT世界帶來了一個精彩紛呈的真實和虛擬交織的世界。對比之下，今天看中國的基因行業，我覺得我們可以有同樣的類比——華大基因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基因行業之根。這意味著，雖然平時華大可能和其他基因公司並無大的區別，但遇到複雜問題的時候，要解決問題，還是要回到華大作為科研的根基——即所謂天下武功出少林。
時代由此劃分，我們人類經歷了農業時代、工業時代、資訊時代，再到今天，其實是進入生命時代了。如果說農業時代關心我們和糧食的問題，工業時代關心我們和原子的問題，資訊時代關心我們和資訊的問題，那麼今天，我們關心的則是自身的基因和健康。時代由此劃分，最後可以就變成兩部分：非生命時代和生命時代，生命時代以此就將去整合物理世界、資訊世界和生命世界。
那麼，這樣的整合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以華大基因疫情期間在全世界馳援眾多國家與地區實驗室的“速度”為例，中國今天可以在短短的八個小時之內就搭建起日檢測量超過十萬單管、檢測人次超過一百萬人份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這是一次整合式創新，是一次組合式創新，它在全球擴充套件的速度，就意味著中國的抗疫速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製造業，也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在大災大難面前能夠團結一致的、一起去解決問題的本事。中國的抗疫之所以行，一方面是我們在一開始定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起到了很好的引導作用，另一方面，要感謝我們的醫護人員以及我們所有的，包括華大員工們在內的科技工作者們的共同努力。今天，我的許多同事們，依然還在全世界多個國家與地區參與當地的抗疫。希望大家也透過雲端，給到他們一些鼓勵。
另外，我還想給大家看一段氣膜實驗室搭建的過程。這是去年的九月份，華大基因和中國的國家隊聯手去馳援中國香港時候的影片，實驗室搭建的流程具體是這樣的：先把氣膜鋪好，再用高壓氣泵給這些氣膜充氣。以非常快的速度，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氣膜就已經像白色巨人拔地而起——七個小時，所有的艙已經準備完畢。同時外面的這些裝置，也都已經準備好了。拿這個影片給大家看，是想告訴各位，我們現在覺得很方便的“咽拭子檢測”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事情——我們不是生在一個和平的年代，我們只是生在了一個把人民的命當事兒的國家。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們應該是有很強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的。另外，最近對新冠清零還是共存的政策討論又開始變得激烈。事實上，這兩個政策在全世界不同國家都已經有了不同的嘗試，關鍵在於和國情相適應——就此而言，我更想問的是，除了新冠，我們應不應該繼續篩查其他的專案？如果去研究中國的疾病譜，研究今天危害人類更重的這些重大疾病的時候，大家可能就會跟我有一樣的問題。除了新冠，我們應不應該繼續篩查其他的專案？全世界目前新冠的致死率，也早就已經低於3％，很多國家的新冠致死率不足1％。這也是大家現在推測，新冠會不會將來變成流感的原因。但是我想說的是，對比之下，腫瘤有十萬分之三百的發病率，是新冠的一百倍；而腫瘤的五年死亡率，更是達到了60％。還有一點就是關於嬰兒的出生缺陷，中國現在開放三胎政策，為什麼要放開？因為現在中國很多年輕的夫婦們開始不想生孩子。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麻煩的問題。如果今年的新生兒低於一千萬的話，我們國家的人口增長可能就會出現一個持平的狀態——未來可能會進入到一個低生育率的國家。在中國的一些發達城市，比如說上海，“低生育率”現象其實正在發生。那麼，在出生率本來就不高的情況下，我們更在意的是，每個孩子他是不是健康的？但是中國的出生缺陷率大約是5.6％。這其中有相當比例，是因為遺傳缺陷所導致的嚴重的致畸或致死的疾病，這一群小朋友五歲前的死亡率也是3％。如果說新冠作為案例告訴我們，只治不防，越治越忙——也就是防大於治這個關鍵點的話，那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其實是把“防”應用到所有的重大疾病中。很多的疾病不是說我們能否治得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治得起的問題。
我們的精準醫學越來越昂貴，方法越來越先進，但隨之而來的核心問題是這樣的技術，只為一小部分高收入的、有錢的、有權的人服務，全世界都如此。科技發展，尤其是生命科學的發展，反向造成了生命間的不平等，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我再重複一遍，防大於治。在過去我們透過人人可及的疫苗，讓人群遠離了很多要不治不好，要不治不起的傳染病，比如說天花。那麼，如果我們能夠把基因檢測、核酸檢測都做到人人可及，我們勢必就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遠離治不好或治不起的遺傳病，包括晚期的惡性腫瘤。也就是說，如果腫瘤在中早期的時候，我們就及時地去阻斷，可以避免讓大家花掉一生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積蓄在不可挽回結果的治療上。諾貝爾獎獲得者，南非裔的科學家布倫納曾經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認為，科學的進步源於新技術、新發現、再到新想法。這是什麼意思？很多人對科學有一個誤解，似乎科學所有的演進路徑，都只能是科學-技術-產業。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顯微鏡沒有發明之前，沒有人看得見微生物，那也就沒有微生物學。是因為我們有了鏡片，有了顯微鏡，讓列文·虎克和羅伯特·胡克分別去觀測微生物，去看細胞，才帶來了微生物學的誕生。所以技術和工具，是當前大科學的一個最根本的前提。如果沒有更新的技術、更好的工具，我們註定還會被“卡脖子”，也就不可能有一些新的發現，進而產生一些新的想法。
1945年，在美國曼哈頓原子彈計劃成功之後。羅斯福和布什曾經有一段很精彩的對話。羅斯福問，二戰之後，美國的基礎科學會怎麼樣？布什說，肯定會衰退下去，因為我們所依賴的歐洲已經無力去發展基礎科學。面對這樣的情況，要怎麼辦？於是美國重塑科學的正規化，開展大科學工程。所以，美國接過科學發展的“王座”，實際上是從範尼瓦爾·布什所寫的《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這份檔案開始的。在那之後，我們看到了原子彈的問世、氫彈的問世、導彈的問世、大科學工程正規化的發現等等，包括最近拜登上臺，又一次重提了《無盡的前沿》法案。今天，我們已經可以在看到原子的同時觀測到宇宙，客觀世界的邊際在不斷被超越。
舉個例子，為什麼是引力波探測器LIGO證明了引力波？事實上，愛因斯坦在大約幾十年前，就提出了有引力波，我們卻一直到2016年，在LIGO建成之後才真正探知。其實就是因為這個裝置足夠大，大到已經可以把你檢測到的噪音和背景能夠分開——從規模上看，這個探測器幾乎是把整個美國做成了一個大的望遠鏡——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工具基礎，才使得愛因斯坦很早就透過數學方法計算出來的東西，第一次被人類的眼睛（透過我們的視網膜）或魔術轉換所觀察到——這不是《三體》的小說，這是真真實實的一個故事。
所以，這種大的科技工程有意義嗎？對這個問題，我想舉個例子來作答。1969年，在阿波羅登月計劃成功之後，一位叫羅伯特·威爾遜的物理學家，想造一個粒子迴旋加速機完成粒子正負對撞的實驗，並在國會提出了他的想法，國會上有一位議員就提問說，在冷戰的背景下，粒子迴旋加速機的研發投入非常高，這樣的投入對國防有沒有幫助？威爾遜當時的回答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說是醍醐灌頂。他說：這個機器對國防沒有任何直接幫助——除了它能證明這個國家更值得保護。
當時下的中國一味在強調商業模式創新的時候，很多的創新其實都變成了內卷——沒有創造新的價值，只是把舊的價值向少部分寡頭集中。如果我們不能解決文化的創新問題，以此喚醒民族的自信；如果我們不能堅持科技創新，以更少的能量消耗來養育更多的人類，那麼我們中國未來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競爭優勢，究竟在哪裡？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會明白，當年國家為什麼一定要建“天眼”這樣一個五百米直徑的射電望遠鏡？它給我們帶來的是讓我們中國，在世界立身的價值。對觀之下，今天華大所掌握的這些測序儀、這些堪稱生命測序領域的光刻機，或許也有著同樣的效果。
當下全世界在多個領域都有新的一些機會：science，科學；tech，技術；engineer，工程；maths數學，或manufacturer，製造業，最後一個是art，藝術。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今天科學的中心在美國，藝術的中心或許在歐洲。但是中國在工程、技術、數學和製造業上，是有很大的優勢的。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下一步的創新，一定不是在商業模式創新的內捲上，而必須要求從藝術和科技方面入手突破，建立起我們的文化自信。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加大在基礎研究、在基礎應用研究方面的投入，改變當前的體制機制。具體來說，比如我們的科研經費，能不能是後補貼，誰先做完，誰就享受到國家的支援，也就是所謂的“揭榜制”，英雄不問出身。
在這裡，我特別想強調的一點是，中國人老喜歡把“科技”一起說，但其實科學和技術是兩個有密切聯絡，卻迥然不同的兩件事情。“科”就是科學，“技”就是技術，我們今天討論非常多的產業上的“卡脖子”問題，其本質上是技術問題，甚至是科學上的“卡腦子”問題。這也就是說，在我們已經處於相對領先地位的基礎上，追求後發優勢，已經不可能了，我們必須自己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做突破。那麼，什麼是科學？科學可能是無用之用，由科學家的好奇心驅動。對觀，什麼是技術？技術就是有用之用，往往由量化的目標所驅動。什麼是工程，唯公之用，是由經濟目標驅動的。而我們的抗疫為什麼能成功？因為我們開展的是一次大科學工程，它是由使命和願景驅動的。換句話說，中國抗疫的成功，雖然我們也可以在科學技術工程上舉出一堆理由來解釋：疫苗的部署、檢測的部署、防範的安排、移動網際網路技術、人工智慧結合的使用等等，但歸根結底，這些技術美國都有，美國為什麼沒有成功？因為它不是由使命和願景驅動的。中國科技抗疫的成功，是一次大科學工程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它就不簡簡單單的是技術問題，而是把社會組織、把科技、把工程的力量都放到了一起。它還需要一個關心人民的政府，以及一個相信黨和政府的人民群體。所以，這個“作業”還真的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想輕易抄一下就可以的。
綜上，那麼後疫情時代的機遇在哪裡？我想說就是兩點：第一，大科技工程，大的科技作為工程產生一些經濟的新的動能，新的增量。第二，一定要強調大的公衛，也就是我說的防大於治。這種大公衛一定要去加快它的可行性，來降低它的存量負擔。我為什麼這麼說？這是從我自己的經歷出發來談的，我參加的每一次大健康論壇，大家說的都是藥，都是治療——這些術語歸類的話，叫醫學或者叫醫療，跟健康真的沒關係。在我的理解裡，健康的關口要前移，我們要從以治療為中心轉向以預防為中心，再到以健康為中心。大家都知道那句話，沒有全民的健康，就沒有全民的小康。各位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全民的健身，也就沒有全民的健康。所以體育強國也很重要。基於我這樣的理解，我想，當我們哪一次的大健康論壇，所有panel的嘉賓和演講者，都不談治療了，或許中國才真的迎來了健康中國的曙光。讓中國人能從藥、病、院當中走出來，這是我們大家一起要努力的事情。
生命是非常神奇的。大家是否知道，最高效的大資料的儲存裝置是什麼？其實是我們的DNA。最小使用量子技術的專家是什麼？是植物細胞中的葉綠體。最小的3D列印工廠是什麼？是核糖體，它可以源源不斷地合成蛋白質。最小的共享單車是什麼？是分子馬達的驅動蛋白——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存在完全的肌肉層面的靜止，靜止的時候，每一個細胞中也仍然有大量的蛋白質集體在為我們的生命苦苦支撐，我們是由30萬億個細胞所構成的整體。所以，對一個人來講，生而為人，其實沒有資格躺平，我們應該更好地去迎接這個世界，去享受可能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的，且僅僅只有幾十年的這樣一段時光。
此外，用漢堡美術學院的院長馬丁·科特林的話來說，藝術可以被學習，但不能被教授。在生命科學領域，我想也是如此，生命可以被學習，但無法被灌輸，我講的你只能悟，但你卻永遠也抄不了我的作業。我們要做的事在學習和衝擊當中找到求同存異的共識。對我來講，認知生命科學的重點是認知什麼？首先，我希望大家能夠去探索自然的宏偉，以此就會感受到人類的卑微。如果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去學習物種演化論，各位就會明白造物的神奇，也就感知到了眾生平等，進而你就會有超脫生死的達觀，產生悲天憫人的共情。到這兒，你會明白，人類歸根結底，只是萬千物種當中非常渺小、平等而卑微的一個。我們因此是應該透過一個人類種群的持存，而不是一個個體的永生來實現我們在宇宙中長久的駐存。其實，如果你瞭解古生物史，你瞭解史前史，你會知道有一種魚叫提塔利克魚。這條魚，用自己的雙鰭爬到陸地上。這是魚類的一小步，卻是脊椎動物的一大步。就是因為這個魚上岸了，它放棄了海洋，收穫了陸地和天空，這就相當於阿蒙森發現的南極，相當於五月花登陸弗尼吉亞，也相當於阿姆斯特朗登月的那一小步，我想，這條魚很了不起。因此，當今日許多人類的行為被冠以神性的時候，請大家不要忘記，在三十四億年漫長的物種演化當中，我們生命的先驅者們可能早就已經幫我們做過了。
總之，人類進步的本質，在我看來可能就是因為下一代不怎麼聽上一代的話，就像上一代也不聽上上一代的話，是同理。換言之，我們註定要顛覆上一代，並做好被下一代顛覆的準備。在這樣的顛覆中，人類才能生生不息，一直進步。沒有任何事情能毀掉下一代，除了上一代。所以，我們需要給我們的下一代留下一個更加美好、開放、自由、包容的世界。作為我個人來說，我其實更願意作的分享，是走到學校裡去，是拉上華大基因的小夥伴，到更多的小學、中學甚至幼兒園給大家講課，去做“百校科普”。猛將必起於卒伍，宰相必發於州郡，如果我們要培養一個大師，如果中國也要出像寫昆蟲記的法布林一樣的大師，那麼，生命科學就要從娃娃開始學起，大師必興起於孩童。
如果說生命是一組程式碼，我始終相信人類這一個誕生了真正的利他主義的物種，它的程式碼當中是有愛的。而我們做生命科學，從事健康產業的意義，正是為了讓這一份愛能夠永續傳遞。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