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英圖書館到國家美術館的直線距離是2.3公里，中間夾著1753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館，區區幾平方公里的地域內還有皇家歌劇院和SOHO區。這裡堪稱倫敦的文化心臟，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全世界遊客來此打卡、參觀和故地重遊。
沒有這些文化設施的賦能，倫敦將不是倫敦
當然沒有人會幼稚到拿成都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相比，但成都跟倫敦一樣有類似的文化設施矩陣：天府廣場的東西兩側，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集中了省科技館、省圖書館、省美術館、成都博物館新館和四川大劇院。這裡是成都人的文化會客廳。
文化會客廳是在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城鎮化過程中形成的。2007年5月完成的天府廣場及中心公園片區城市設計概念方案中，廣場周邊集中規劃了一批城市級的公共文化設施，作為展示成都歷史和現代文明的名片。當時方案中尚有成都音樂廳和民俗博物館，後來音樂廳改在南一環，而民俗博物館成為成都博物館的陳列部分。
大型文化設施建設是早已有之的改善城市文化形象、提高城市競爭力的固有路徑。1979至1989的十年間，巴黎進行了盧浮宮擴建、拉維萊特科技博物館、巴士底歌劇院在內9大重點文化專案的建設。德國法蘭克福投資1億馬克用於文化設施興建，美因河畔集中了一百座以上的博物館、美術館、戲劇院和音樂廳。文化更新觸發的城市更新，已在上世紀為歐美眾多城市所確證。
這也是成都的必經之路。作為成都主城區的中心、地鐵南北主軸線的匯合點，位於天府廣場的文化設施群在地理區位和交通易達性上都優勢明顯。倫敦SOHO區的形成，源於從梅菲爾金融區來此喝酒消遣的金領。如今在成博南側，臨街住宅的拆遷和青羊文化金融商務區核心區的存在，使類似SOHO的文化休閒場景被催生成為可能。科技館北側，五年前即開始規劃的天府文化公園也將對標紐約中央公園在城市中心的地位，與緊鄰的文化設施群共同構成“展示成都千年歷史迭代的文化中心區，集中體現公園城市特徵的文化核心區。”
仍在進行中的西御街舊城改造，為新生場景騰出發展空間
雖然本身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對經濟的促進也沒有GDP資料那樣來得一目瞭然，但文化更新是提振經濟的有效手段。美國經濟學家沙朗·佐京在《城市文化》中提出“符號經濟（Symbol Economy）”的概念，展示城市文化符號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文化推動觀光收入增加和投資環境改善，城市形象透過文化更新而獲取經濟收益。簡言之，打卡和人氣能造就更多的到訪和消費，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文化符號經濟近年來的典型例證，當屬著名的畢爾巴鄂效應：一座博物館振興一座城市。
畢爾巴鄂是西班牙北部港口，起初以商業港口和工業製造業聞名。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因為全球化造就的產業轉移，畢爾巴鄂傳統支柱產業如鋼鐵、造船和化工迅速衰退。缺乏現代科技園區和休閒設施，再加上1983年一場洪水的侵襲，畢爾巴鄂舉步維艱。
經過多次討論，城市主政者確立了城市再發展的規劃：創造一個大型文化中心以作為城市形象轉變的強力象徵，標誌性的文化設施建設成為城市整體規劃中的核心部分。1991年，標誌性的文化中心確定為古根漢姆美術館。
古根漢姆美術館是紐約古根海姆基金會旗下的博物館品牌，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選址於城市中心的濱水地區，臨近已規劃的音樂廳、科技博物館和會議中心，形成文化設施叢集。1997年，美術館正式啟用，合金建成的、像裂開酥皮一樣的解構主義建築內，收藏了眾多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但沒有哪一件作品能像它的容納場所一樣著名。
美術館落成的第一年，美術館就吸引了超過130萬的遊客；三年後收回了所有建築成本；五年後給畢爾巴鄂帶來了1.68億歐元的經濟收入，資料折算為當地新增了4415個就業機會。2017年，浴火重生的畢爾巴鄂在倫敦一舉摘得城市建設獎盛典的“歐洲最佳城市”桂冠。
美術館如今每年有超過一百萬遊客造訪。圖源：Guggenheim Bilbao Museum
畢爾巴鄂效應，便得名於畢爾巴鄂因文化設施而促成城市更新的範例，之後世界各地眾多城市都想要效仿。例如波蘭第三大城市羅茲的市議會，就曾打算複製一座一模一樣的古根海姆美術館到該地區，只是將用途改為音樂廳而已。雖然其成功有偶然性，不是每一個城市都能複製畢爾巴鄂的路徑，但文化更新確實展現了它的效用。
巧合的是，在畢爾巴鄂那間現代主義美術館落成的同一年，成都位於展覽館主席像前方的人民南路廣場兩側也開始拆遷改造。東御街和西御街兩旁的平房民居很快消失，永靖街、西順河街等街名成為歷史。一年後廣場完成拓展，面積達9公頃並正式更名為“天府廣場”。
天府廣場自古以來就是成都的文化中心地帶。展覽館的原址上為明遠樓，是清代科考的貢院所在，無數蜀中才子曾在此為功名奮筆疾書。主席像西側有四川省美術館舊館，東側有1978年正式執行的電信局鐘樓，典型的地域文化符號。廣場西側有四川最大的清真寺皇城清真寺，東側有1987年落成投演的文化地標錦城藝術宮，廣場南側1952年建起的新華書店大樓一直到1997年廣場改造才消失……是以當天府廣場的地鐵站尚在施工，此處就已被規劃確定為城市更新後的文化會客廳。
2005年12月，動工興建地鐵站的天府廣場
2015年，經過重新打造的省科技館改為免費預約開放。同年，經過數年建設的省美術館新館和省圖書館新館均落成迎賓。2016年6月成都博物館新館開放，2019年8月四川大劇院首演，文化會客廳正式成形。
在消費社會里，商業本來是集聚人流量的第一業態，但新世紀以來天府廣場附近的鹽市口商圈漸走漸低，已經遠不如世紀之交時能吸引人氣。因此天府廣場的核心吸引力，也由過去的商業為主，逐漸轉變為如今的文化優先。而不同的文化設施，設計面對的也是不同年齡段的人群。
例如由展覽館改造而來的科技館，館內裝置和諸種設施幾乎都為少年兒童而設，科技館被設定為科普基地的存在。因此無論是平時還是週末，入館人群多為推著嬰兒車、帶著孩子的父母家庭，而週末兩天更是一放號預約即很快約滿。假如未提前預定，週末臨時起意想要進入基本沒有可能，因太受歡迎而造就的不便。
省科技館堪稱兒童們的樂園
省圖書館則是另外的群體，以年輕人和中老年為主，週末時才有更多的未成年人進入。除了書籍文獻資料之外，圖書館提供的是免費的自習空間，良好的學習氛圍每天吸引相當數量的年輕群體，同時以省圖巨大落地窗為背景自拍也不罕見。至於隔壁的省美術館則有更高的進入門檻，有相當繪畫鑑賞能力的群體雖然佔少數，但不妨礙任何年齡段的人進入獲取視覺體驗。
四川大劇院的不同在於它需付費進入及夜間執行。大劇院建立的初衷，是因為錦城藝術宮相關設施已不足以滿足國際高質量戲劇舞劇的展演需求。新的大劇院包括大小兩座劇場和一間900座的影廳，從單一空間升級為多元複合文化空間，落成後錦城藝術宮整體遷移進入，也是成都文藝展演的傳承。
氣勢宏偉的四川大劇院
2010年，在修建大劇院的工地上出土一座年代早至戰國晚期的石犀，長3.3米、重8.5噸的這座石犀是迄今發現的中國同期最大的圓雕石刻，據《華陽國志》記載或與李冰治水有關。2016年，石犀成為成都博物館的常列館藏。同年，成博的“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參觀總人數超63萬人次，最高單日逾3.4萬人次，創下了國內同類展覽的新紀錄。
跟其他的公共文化設施不同，成都博物館新館作為西南地區規模最大的城市博物館，具有更集中強烈的城市意味。2020年12月，成博直接獲評國家一級博物館。不僅自2016年以來的四十多次臨展成為重要加分項，其底層的“人與自然”動物標本展，也充任了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部分應有功能。從4500年前的寶墩遺址陶器，到金沙和三星堆的玉器及青銅像，從聲名在外的東漢陶俳優俑到2012年天回鎮出土的西漢醫學竹簡，成都博物館有完整的成都歷史文物呈現，外地人因此認識成都，而本地人因此塑形情懷。作為城市博物館，成博在全國城博中不落人後。
成都博物館新館獨特的幾何立面造型及銅製褶皺外觀。攝影:王勤
天府廣場公共文化設施群，是成都市十年來最新形成的城市文化地標。無論都江堰或大熊貓繁育基地、望江樓武侯祠杜甫草堂，更多是成都歷史文化的展示。而成都博物館的標誌性門廊、“金鑲玉”幕牆現代建築、四川大劇院的蜀風雅韻風格建築，無論式樣古今都是成都現代城市建設的成就表達。文化設施群中的單體設施未必特別出彩，但它們集聚一起的合力，卻將天府廣場造就為引人注目的文化符號，也由此奏出新時代的強音。
但若要向更高標準看齊，天府廣場文化設施群畢竟時日尚短，還有更豐富的最佳化可能。
比如工作日與節假日的人數差問題，雖然黃金週或小長假都是人頭攢動排隊入館的場景，但平時訪客人數遠未飽和。以科技館為例，每日可進館人數包括兒童在內為5000人，但平時基本只在2000人左右。成博三樓的觀眾留言簿上，週末兩天的留言一共13條，而週二開館到下午僅1條。
若剔除疫情因素，大致可作若干推論：本地閒暇群體佔比不高，或是文化設施群對閒暇群體的吸引尚待提高；與都江堰、大熊貓基地等超強文化符號相比，文化設施群在外地遊客眼裡還不具制高點優勢；廣場周邊除文化設施外，還需要有更多的業態和場景吸附訪客。
工作日時段，閒暇較多的老年群體往往更為常見
以倫敦的自然史博物館為例，館外綠蔭下設定有乒乓球檯和運動空間。無論進館前或出館後，家庭都可以在此進行親子娛樂——這也構成前往博物館的理由之一。周邊附屬業態和設施，甚至可以臨時取代進館參觀而成為在此停留的主要原因，而這也是天府廣場文化設施群目前的差距。
此外文化設施群的功能，有時似乎略顯錯位。張大千書畫特展、法國現當代繪畫藝術展等均為成博臨展，大獲成功的同時也引人聯想：畫展如果在更注重觀看體驗的專業美術館展出，會否有更佳的呈現效果？暫時不考慮歸屬建制和執行機制等因素，畢竟省美術館在地理上僅有一街之隔。
在博物館而非美術館展出的“光影浮空·歐洲繪畫五百年特展”
在文化設施群的聯動融通上，或許也還需要更多努力。如何能在統攬全域性的基礎上設計打造類似一日遊的精品線路，讓推著行李箱也要前往的遊客具備充分理由，從而在白天進入省圖成博省美科技館、晚上再從四川大劇院出來盡興而歸——將整個文化設施群串聯起構成整體吸引，是可供研判的持續構想。
雖然在工作日時段吸引更多訪客尚有提升空間，但歸根到底，文化設施群的號召力與城市本身的影響力密切相關。地位飛速躍升的城市，越能廣泛吸引四方遊客——然而這並非朝夕可就，文化會客廳還需要更多時光的沉澱才能真正展露魅力。更重要的是，天府廣場文化設施群的存在，是浸潤蜀地文明成就的展示櫥窗，也是蜀人身心歸屬感和自我認同感的重要載體，而非僅止於經濟發展的誘餌。對於本身並不直接產生效益的博物館和圖書館而言，對其帶動經濟錙銖必較的苛求更像一種短視。文化對經濟的促進並非決定性作用，其發展也是經濟帶動的結果而非反向。
成博館藏的德陽三星堆博物館青銅面具人像。
經濟是硬實力，文化是軟實力，而提高城市競爭力從來都需要魚與熊掌兼得。隨著中西部第一個都市圈規劃《成都都市圈發展規劃》的問世，作為都市圈核心區的文化名片，天府廣場文化設施群將與都市圈內的三星堆、三蘇祠等符號聯動形成持久合力，也因此具備更豐富多元的升級可能。自12月1日起，《四川省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條例》正式實施，條例鼓勵公共文化設施開展夜間服務。或許不久之後，文化設施群會在夜間時段造就更多的驚喜。
成都的這間文化會客廳，在輝煌之路上才剛剛起步未久、未來可期。
圖：C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