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福州廣電-福視悅動
若向中國老百姓提問，最有名的中國古畫是哪幅？多數人恐怕會不約而同地提到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雖然不一定人人親眼看過原作，但無人會否認它是中國古畫在大眾場合出現頻率最多的一幅。
這是一幅被藝術家和藝術史家一致認定為非同凡響的畫：工筆，鳥瞰式全景，散點透視，畫面長而不冗，繁而不亂，大至原野、河流、城郭，小至一個角落、攤點，人物神情、服飾、旌旗上的字，皆清晰可辨。若追問畫的歷史，裡面有著一個風塵僕僕的答案。
1127年，靖康之變後，《清明上河圖》被捲入金人地區。1260年，元朝建立後，它被秘密收藏，由官府到民間，從雲南的大理到江蘇的崑山，輾轉於達官貴人和書畫商的手中。1799年，作為被沒收的家產，它被收入清宮。1911年，溥儀先是以賞溥傑為名，將圖和一些珍貴書籍運到宮外，存在天津租界的張園。1921年，由天津轉往長春偽滿皇宮。1932年，溥儀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偽滿國，這幅畫就存在偽皇宮東院圖書樓中。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日本侵略軍面臨戰敗，溥儀和日本人一起出逃，他帶上了一箱國寶，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當溥儀乘小型飛機逃至瀋陽準備換大飛機時，被蘇聯紅軍截獲，當時的蘇聯政府接手了這批珍寶。(另一說是溥儀出逃，偽滿皇宮失火，有人進去搶劫，然後這幅畫流散到通化，被解放軍幹部張克威收集到)總之，這批珍寶，以及這幅畫最後到達北京的故宮博物館，被認定為國寶，使後人有幸一睹。在它重現人間的過程中，有一個人，必須提到，他就是文物收藏家鄭振鐸。
一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生，曾用筆名有西諦、CT、郭源新等，祖籍為福建長樂。祖父當年以幕友身份，離鄉去了溫州，其父後也為蘇州縣衙幕僚。鄭振鐸7歲時，父親去世。母親靠做女工，在溫州撫養鄭振鐸和他的兩個妹妹。由於家中拮据，1917年，母親讓鄭振鐸投靠在北京外交部做簽證官的叔父。在北京，鄭振鐸考上了交通部所屬的鐵路管理學校，只因那裡學費低廉，就業前景較好。課餘時間，好學的鄭振鐸常到附近基督教青年會的小圖書館看書，在那裡遇上了瞿秋白、許地山和耿濟之等。年輕人有著共同的愛好，在他們的影響下，鄭振鐸也接觸到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普希金、契訶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他開始試譯，後來，在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俄國戲曲集》。
不僅喜愛文學，年輕的鄭振鐸也關心社會，熱衷創作。五四時期，他曾作為福建學生領袖，率領學生參加遊行，組織“救國演講週刊社”和“新學會”，創辦《救國演講週刊》和《新學報》，發表關於新文化、婦女問題和藝術問題的文章。1919 年，他發表的詩歌處女作《我是少年》，收進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新詩選集，後被趙元任作為新詩教材，親自朗誦，灌成唱片。1920年，鄭振鐸發表在《晨報》上的小說《驚悸》《平凡地毀了一生》，傳達出他的“血和淚”的文學主張。1921 年，他參與組織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來今雨軒成立了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文學，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個文學社團。他們出版新詩合集《雪朝》，宣傳自由白話新詩和人道主義思想，透過改造《小說月報》，創辦《文學旬刊》，宣傳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學作品，去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陋習，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鄭振鐸被分配到上海火車站，做了一個月的掛鉤員。文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它，鄭振鐸選擇離開鐵路。他先是擔任《時事新報·學燈》的編輯，後經沈雁冰介紹，到商務印書館當了編輯。1922年，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兒童文藝刊物《兒童世界》，1923年，接替沈雁冰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在鄭振鐸的一生中，編輯是他重要的工作，他先後擔任了很多刊物的編輯。在燕京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和教授期間，他和巴金等人創辦《文學月刊》《文學季刊》，再如《閩潮》《新社會》《文學旬刊》等。20世紀30年代為生活書店編輯了大型的介紹世界文學的刊物《世界文庫》，參加了趙家璧主編的大型書系《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等的編輯工作，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因長期擔任主編，經他培養的著名作家不少，如老舍、巴金、巴人等。豐子愷的插圖畫也因他的賞識而聞名，豐子愷在他的幫助下出版第一本畫集《子愷畫集》，中國有了“漫畫”之名。鄭振鐸還做過許多翻譯工作：1920年，第一個翻譯《國際歌》歌詞的就是他。俄羅斯托爾斯泰、阿志巴綏夫、契訶夫等人的作品以及羅馬神話傳說，也是他較早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他翻譯的印度泰戈爾詩集《飛鳥集》《新月集》等，引發出冰心及眾多文學青年對小詩的愛好；此外，他還譯過美國歐·亨利的短篇小說、德國萊辛的寓言、丹麥民歌、高加索民間故事，以及歐洲的童話《列那狐的故事》等。
除了做編輯，翻譯文學作品，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的文學生涯，不得不簡要提一下鄭振鐸巨大的學術貢獻。他先後擔任過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學問貫穿中西，打通古今。這樣具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大師級人物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並不多見。
1923年到1927年，鄭振鐸的黃金時代。他完成了兩部學術著作《俄國文學史略》和《文學大綱》，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堪稱獨步。《文學大綱》4 冊80餘萬字，用綜合與編年的方法介紹世界文學的發展情況，列舉並闡釋各國文學名著，配有大量精美的世界名畫做插圖。此時，他還寫了十多篇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編選了一部從唐至清代的文言與平話小說集《中國短篇小說集》，3卷5冊。1931年到1935年，鄭振鐸又完成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寫作，80萬字，把向來不列入正統文學的唐、五代的“變文”，金、元的“諸宮調”，宋、明的平話，明、清的彈詞、寶卷等，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寫了進去，1932年北平樸社出版。1936年，鄭振鐸完成了《中國俗文學史》的寫作，全書37萬字。這是中國學術界第一次對俗文學提出明確的概念，並按文類進行論述，1938年出版。
二
鄭振鐸的工作與生活，離不開書。除了譯書、寫書、編書、出書、教書，尋書、守書、藏書也成為鄭振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一個關於鄭振鐸尋書的故事，可以記入史冊。唐詩、宋詞、元曲，元曲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可是留存下來的元曲並不多，明代選家臧晉叔的《元曲選》，所收雜劇不過百種。近代羅振玉和王國維從黃堯圃收藏的《元刊雜劇三十種》中新發現17種。心細博學的王國維在雜劇的書籤上，看到有“乙編”字樣，他推斷，元雜劇應該不止這些，可能還有甲編或丙編。這一推斷，成了後來鄭振鐸的尋書路徑。
1929年，從歐洲回來不久的鄭振鐸，一天偶爾讀到藏書家丁初我的《黃堯圃題跋續記》及附詩，他立刻判斷作者所講的書，就是王國維所閱的那套甲編。於是他興沖沖趕去蘇州找丁氏，得到的答覆卻是：該書只閱了三天，已還。鄭振鐸不死心，去常熟找藏書樓，可是藏書樓已化為廢墟。接下去的8年，鄭振鐸四處打聽，費盡苦心，終於知道了32冊的下落。一得到訊息，他立馬聯絡暨南大學同事，七拼八湊，湊齊1000元，準備託來青閣的書店經理替他買下。書店經理此時又透露好訊息，另外半部在古董商孫某處，約2000元可以買下。等到第二天，鄭振鐸再去書商處，得知孫某已搶先一步，900元收購了32冊。鄭振鐸這時非常擔心書的去處。於是，他請來朋友周旋，孫某最終同意以萬金銷售。鄭振鐸為此又向教育部及北平圖書館館長請求幫助，終於用9000元購下這套包含了64冊242種雜劇的戲曲寶庫《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鄭振鐸為何會為這些古籍擔憂？一方面，他在大學當教授，有責任有義務保護古籍，傳承祖國的文化。還有一個原因，戰爭期間的鄭振鐸，讀到過一則路透社華盛頓電文，其中談到：許多戰火中保全下來的極珍貴的中國古書，已紛紛運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已購千冊。將來的中國，會和羅馬當年的陷落相似，國家陷入沒有文化的歷史黑暗中——這就是鄭振鐸所擔憂的。搶救國家文化遺產，鄭振鐸竭盡全力，有時全家半個月的伙食費都被他拿來購書。儘管他也知道依靠個人力量購買古籍，保留中國文化，也是杯水車薪。何況戰爭中無情的炮火，曾把他辛苦蒐集來的藏書毀於一旦。但是，古籍代表了國家曾經的文明與文化的榮光，為了有更強大的力量保護古籍，鄭振鐸聯合同處孤島的張元濟、張詠霓、何炳松、張鳳舉等文化名人，給重慶的教育部發電報，徵得政府同意後，組成“文獻儲存同志會”，大規模地搶救古籍。據鄭振鐸在《求書日錄》中所寫，“有一個時期，我家裡堆滿了書，連樓梯旁全都堆得滿滿的。我閉上了門，一個客人都不見，竟引起不少人的誤會與不滿。但我不能對他們說出理由來。我所接見的全是些書賈們。”這期間，為了守住這些書，鄭振鐸還有過四年隱姓埋名、離家獨居的日子。白天，他化作一個文具店職員，拎著公文包裝作上班的模樣，實際上他是在孤島，孤獨地守著這些古籍，默默地進行整理，寫下大量的題跋。“大地黑暗，圭月孤懸，蟄居斗室，一燈如豆。披卷吟賞，斗酒自勞，人間何世，斯世何地，均姑不聞問矣”。尋書不易，守書也不易。
瞭解鄭振鐸藏書的朋友知道：鄭先生的藏書不僅數量非常可觀，而且十分注重質量，罕見的善本書籍大都蒐集。從詩經、楚辭到戲曲、小說、彈詞、佛曲、魏晉南北朝及唐人文集、清人文集、明清史料、考古等收藏，都有獨到之處。其藏書之細，僅《西廂》的明刻本，就有十四五種之多，如萬曆刻王驥德校注的《古本西廂記》、李卓吾批點的《西廂記真事》、黃嘉惠本《董西廂》、淩濛初朱墨套印本《西廂記》等，都屬絕版收藏。其藏書之廣，用鄭振鐸自己的話說，在1940 年春到1941 年冬期間，兩年間蒐集的書，等於建立了一個國家圖書館。鄭振鐸依靠自己與朋友、國家的力量，使殘剩的古籍在烈火中涅槃。
不僅收藏書，鄭振鐸也收集了大量的畫。他編過《宋人畫冊》《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依靠自己收集的大量版畫，寫下《中國版畫史》，堪稱中國美術史界的一大收穫。據專家介紹，明代版畫是鄭振鐸收藏圖籍中的精華。他收藏有萬曆本《玉簪記》、李卓吾評本《琵琶記》、萬曆本《目蓮救母勸善戲文》、富春堂刻本《鸚鵡記》等書的插畫，散曲如《彩筆情辭》《青樓韻語》《詞林逸響》和萬曆本《南北宮詞記》等，彩色套印的如《十竹齋箋譜》《程氏墨苑》《十竹齋畫譜》《芥子園畫譜》等書的圖版，都是研究版畫的重要資料。此外，明清著名畫家和木刻家聯手作品有明朝陳老蓮的《水滸葉子》，清朝蕭雲從的《太平山水》《離騷圖》等，也是極不易得的圖籍珍品。中文考古書籍，凡有譜錄、藝術、金石各類的書，都在蒐羅之列。有關考古美術的書，收藏豐富，多為限版。有美英法日等國出版的《唐宋元名畫集》《明清名畫集》《白鶴帖》《泉房清賞》《南宋名畫苑》《藝苑心賞》和稍後出版的《鳴沙餘韻》《熱河》等書，都是考古藝術研究的重要參考圖籍。
鄭振鐸與魯迅有著非常親密的友誼，關係好到魯迅會親手抄寫《醒世恆言》全目給他。二人間有過大量的通訊，談的是買畫、選畫、選紙、印刷等事項，那是他們共同的愛好——兩人合作編印過6冊一套的《北平箋譜》和《十竹齋箋譜》。
鄭振鐸還收集了大批陶俑。起源於1921年，他在逛舊書店時，偶然遇到幾件精緻陶俑，其中有唐三彩大馬，當時他覺得價錢不貴，便買了下來。陶俑擺在家中，蓬蓽生輝，所見者無不稱羨。可是後來搬遷中，馬碎了，這使鄭振鐸不時追念。1947年，為編印《中國歷史參考圖譜》，鄭振鐸又蒐集了大量古代器物的圖書，集俑的念頭再次萌發。此後，他蒐集了許多泥人、泥馬、彩陶人等，乃至不可收拾。其根本原因，仍是擔心這些文化遺產會被人運到海外。1948年，鄭振鐸為這些陶俑編了一部《中國古明器陶俑圖錄》，照相製版。雖因各種原因，1986年才得以出版，但留在畫冊上的古陶，流傳萬代。
鄭振鐸去世後，有商人向他的家人，開出46萬的高價收買他的藏書，遭到他的夫人高君箴及子女的拒絕。10萬冊古籍，從漢至唐代的600多件古陶，最終由家人全部捐獻給國家。
據說20世紀40年代後期，作為國民參政員的黃炎培被邀請到延安議政，與延安領袖討論新中國成立後的有關事務。當他向周恩來副主席請示戰後南方文物的保護問題時，在一旁的毛澤東主席聽到，直接插話“文物的事情問鄭振鐸好了”。可見，鄭振鐸在淪陷區搶救古籍和文物的事情，已傳到毛澤東那裡。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振鐸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教組組長、文化部副部長，兼任文物局局長。1953年，因為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成為中國文學第一個專業研究機構即中國文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部委員。
文物方面，鄭振鐸組建了當時最為精幹的專家隊伍，裴文中、張蔥玉、徐森玉、夏鼐等著名的文物學家都加入其中。鄭振鐸還與專家們一道，制定文物保護工作條例，確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組建各地圖書館和博物館，制定方針任務。他走訪各處紀念館和名勝古蹟，參與挽救瀕臨倒塌的趙州橋、八達嶺長城、山海關等古建築保護工程和雲繪樓、永樂宮等搬遷工程。對如何保護古代建築、雕刻、壁畫等，他提出了具體的措施，要求古建築以儲存原狀為原則，雕刻、壁畫、塑像，絕不能損傷、塗抹等。他親自動員藏書家將珍貴的藏書及古董捐獻給國家，使《天工開物》等一批代表中國古代文化與科技高水準的書籍，公諸於眾，為民共享。
因為熱愛，所以擔心。鄭振鐸熱愛書籍，熱愛文物，熱愛祖國和祖國的文化，他擔心炮火將它們毀滅，也擔心它們外流，擔心後人看不到先人的創造。他珍惜它們，像珍惜一個個寶貴的生命，所以後來還有《清明上河圖》等文物的迴歸和珍藏。
《清明上河圖》回到故宮後，鄭振鐸專門寫過一篇《清明上河圖》的研究：“荒郊野外，一棵棵的老樹枯乾矗立於田野中，可看得出其上有鳥巢，且似有棲鴉正在飛鳴。有草橋，橋下有流水。有一無人的小舟橫在岸邊。兩個年輕的腳伕們，可能還是十來歲的小孩子，一前一後趕著五匹小驢子，向城市而來……”他一個人一個人談過來，一個景一個景看過來，談得那麼認真，看得那麼細緻，對典故的講解和繪畫歷史如數家珍，各種人物神情、城鄉風光景色的描繪，如在眼前，好像歷史畫卷真的在他手裡緩緩展開，原本靜止的世界生機勃勃。因為慧眼，藝術品獲得永世長存。
文章寫於1958年5月12日。半年後，鄭振鐸60歲。離生日還差兩個月，10月17日，鄭振鐸奉命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阿富汗，飛機經過蘇聯上空時，發生了出人意料的災難，機毀，人亡。(陳衛)
(摘自《閩都文化》201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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