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轉移
王鵬
《世界知識》2021年第23期，第23-25頁。
美國外交素有“大西洋優先”的傳統。1941年初，美英兩國軍方更是透過《ABC-1參謀協定》正式確立“先歐後亞”、“先德後日”的戰略總則。這一地緣戰略思維定式也貫穿整個冷戰時期。然而，近十餘年來，大國實力的消長、美國對外部威脅研判以及美國國內矛盾的演化，共同導致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向東轉移。從大歷史的角度回顧、總結二戰以降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移的歷史規律，有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把握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實質。
冷戰：“鐵幕”的降臨與“先歐後亞”原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作為近代世界傳統中心的歐洲走向衰落，其權勢向兩翼轉移，美蘇則憑藉“地理位置和幅員與巨大的軍事供應潛力的結合”成為僅存的超級大國，兩強對抗的焦點卻依然錨定於分裂的歐洲。
戰後初期，美國戰略家喬治·凱南將美國、英國、“萊茵河谷國家”（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列為美國必須控制的“關鍵地區”，因為這些地區具備重要的工業和軍事能力。與之相對應，美國的頭號對手蘇聯，其人口主體和工業基礎也在歐洲，歐洲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兩大陣營對壘的主戰場。
在1947年至1949年間，美蘇冷戰格局基本形成，此間最具標誌性的地緣政治事件幾乎全部發生在歐洲：1947年7月“馬歇爾計劃”的實施、1949年5月西德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成立、1949年8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立，以及1955年5月華沙條約組織的成立。
如果說喬治·凱南的“X電報”《蘇聯行為的根源》為美國的遏制蘇聯戰略規劃藍圖，那麼丘吉爾在1946年3月發表的宣佈“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然降臨”的“鐵幕”演說則從地緣政治角度勾勒出戰後美蘇的勢力範圍及其對抗前沿，亦即美國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重心所在。在冷戰期間，雖然美蘇在歐洲以外地區展開了激烈甚至血腥的爭奪，但這些既沒有改變美國將主要戰略資源投入歐洲抗蘇前沿的既定方針，也沒有動搖北約作為美國首要的軍事同盟框架的地位。
30年過渡期：反恐戰爭、“大中東”改造和戰略收縮
如果把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21年的30年貼上“後冷戰時代”的標籤，那麼又可將這個時期進一步細分為三個“十年”。
在“戰勝”蘇聯後的最初十年裡，美國缺乏能在體量上與之匹敵的新的對手。但華盛頓戰略界“尋覓敵人”的偏好仍促使美國不斷在全球“發現對手”，如果沒有，就製造一個。
於是，在這十年“敵人搜尋期”或曰“戰略迷茫期”裡，美國延續1980年代末對中國由意識形態衝突而引發的制裁和敵對，朝野上下“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與此同時，出於意識形態的傲慢與偏見，以及對自身實力和體制的絕對自信，美國認定中國終將步蘇俄後塵，“中國崩潰論”在美亦頗有市場。“威脅論”與“崩潰論”看似相互矛盾，實則殊途同歸，二者相互交織，將中國形塑為異質“他者”，亟待美國在制度上演變改造、在戰略上防範打壓。儘管在克林頓執政後期中美關係獲得較大改善，但在秉持新保守主義的小布什政府上臺後，中國被重新界定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並被貼上“戰略競爭者”的標籤，直到9·11事件爆發。反恐戰爭倒逼美國產生了與中國、俄羅斯、巴基斯坦及中亞各國開展安全合作的“剛需”，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調整對華強硬政策。由此，美國進入20年反恐戰爭-大中東戰略階段，針對中國的“再平衡”需要被推遲了十多年。
2001年末，美國在阿富汗以極低代價取得軍事勝利並扶植起新政權。但軍事上的“速勝”也造成美國此後的草率和冒進，形成了過度擴張的局面。美國在阿富汗反恐戰爭尚未取得完全勝利的情況下，於2003年3月繞開聯合國安理會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此舉實質上標誌著美國“中東地緣-霸權戰爭”的開啟。然而，隨著美國軍事打擊重點西移，阿富汗局勢出現反覆，迫使奧巴馬於2009年宣佈向阿增兵。
伊拉克戰爭爆發一年後，美國於2004年6月在八國集團峰會上正式提出“大中東戰略”，旨在對22個阿拉伯國家以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亞諸國實施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改革，以 “擴充套件民主”，重塑地區秩序，最終確保美國的安全與霸權。這不僅是地理範疇、實施手段等技術層面的演變，更是一種本質上的蛻變，引發複雜的戰略後果。
在目標指向層面，“大中東戰略”事實上放棄了反恐戰爭的主旨，而是裹挾著千年來所謂“文明衝突”的歷史記憶，以及冷戰以來所謂“民主國家對專制主義的鬥爭”，謀求對中東各國實施改造。此舉將該地區眾多國家推向了美國的對立面。奧巴馬執政時期，意識形態衝動進一步壓倒了精打細算的勢力均衡考量，“阿拉伯之春”興風作浪，將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原本中立或親美或已經放棄反美政策的政權一一摧毀。此後中東諸國要麼陷入持久的戰亂，要麼其新建立的“民主政權”在充分聽取“民意”後走向更為激進的反美、反以色列道路，形成“反恐戰爭越反越恐”的惡性迴圈。
在實施手段層面，美國陸軍深入中亞、南亞腹地，在阿富汗長期執行任務，本身就是一項高成本、高風險的作業，且是對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以“離岸平衡”為主要霸權護持手段的“海洋原則”的背離。過去即便在冷戰高峰期美國深度捲入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戰事之時，也從未將大量陸軍長時間地派駐遠離海岸線的內陸高原地區，打擊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手段的“非對稱敵手”。這種畸形的投入最終演變為美國的“戰略夢魘”。
在大國關係層面，反恐戰爭伊始，包括中俄在內的世界各國對美給予同情和協作。普京甚至親抵中亞國家，為美尋求當地的機場和軍事基地支援。然而，隨著反恐戰爭蛻變為帶有濃厚地緣政治和霸權主義色彩的“大中東戰略”，中、俄、伊朗等國普遍感受到巨大壓力，於是加緊抱團，並重估美方的意圖和威脅。由此，美國不得不在缺乏國際合法性與實質性支援的背景下，投入巨大資源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從而加速本國國力損耗與國內危機的到來。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兩者間的強烈反差給華盛頓的戰略家們以心理衝擊。此後，在“30年轉型期”的最後十年，美國推出一系列旨在“再平衡”中國的戰略舉措，“印太”戰略便是其最新版本。為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區制衡中國的崛起，美國不得不從“民主的橋頭堡”和“歐亞大陸的巴爾幹”收縮，耗資2.3萬億美元的阿富汗戰爭在發動20年後混亂收場。
“印太時代”：大爭之世的到來抑或自我實現的預言？
特朗普2017年末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峴港非正式會議期間發表的講話拉開了美國實施“印太”戰略的序幕。此後三年裡，“印太”戰略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旗艦”概念不斷被建構、實施和強化。拜登政府上臺後，在兩黨、朝野皆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大背景下，不僅全盤繼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更強化了其“對華戰略競爭”的內涵，持續擴大加深。拜登政府繼續啟用由特朗普政府復興四邊安全對話機制（QUAD），並將其與“五眼聯盟”“民主十國”（D10）以及新成立的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聯動，在“印太”區域內拉攏東盟、環孟加拉灣諸國，從“印太”區域外引入歐盟、北約等勢力，寬領域、全方位圍堵中國。
拜登在8月31日發表阿富汗戰爭終戰演講時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正在與中國展開激烈的競爭。我們正在處理與俄羅斯的多條戰線上的挑戰。……在這場競爭中，中國、俄羅斯巴不得美國在阿富汗再陷十年。”此論雖有為美軍“不辭而別”“硬脫阿”開脫的成分，但也明確道出美未來戰略重心的轉移方向。
美國全球地緣戰略重心轉移的“明線”與“暗線”
回顧二戰結束以來美全球戰略重心轉移的歷史軌跡，可以看出一“明”一“暗”兩條線索。“明線”是美國對首要威脅的感知、研判與應對，“暗線”則是全球經濟重心自西向東轉移的歷史大勢。
先說“明線”。冷戰時期，美國以北約挾歐洲盟友在柏林牆與同樣以歐為重的蘇聯對峙，雙方在此維持著各自冷戰的基本盤。在作為轉型期的三十年後冷戰時代，在第一個十年裡，美國挾冷戰“勝利”之餘威，全球尋覓對手，一度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但9·11事件打斷了這一邏輯，遂於第二個十年開啟反恐戰爭。然而，阿富汗戰爭的“速勝”又激發出美國新保守主義決策層的民主改造-意識形態衝動和虛妄的地緣政治野心。美軍開進巴格達、推翻薩達姆政權，標誌著反恐戰爭正式蛻變為旨在掌控“大中東”衢地、拓展全球霸權的地緣戰爭。進入第三個十年，美國面對難以克服的國內危機、中國的崛起以及國勢的相對衰落，於是在繼續打壓俄羅斯並以“阿拉伯之春”的形式延續大中東戰略的同時，開啟了針對中國的“再平衡”舉措，由此逐步進入對華“戰略競爭”的“印太”時代。
再說“暗線”。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所造就的經濟奇蹟是推動全球經濟重心歷史性“東移”的源動力，而全球經濟重心的東移則進一步形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考察英、法、德、荷蘭以及歐盟等域外大國新近推出的印太戰略也可知，印太地區將成為未來全球財富與經濟增長的中心已成為大國共識。因此，在這片西起東非、東抵太平洋深處、北起帕米爾高原、南達南極水域的遼闊區域，註定將取代歐陸、中東而成為下一個世代全球爭奪的焦點。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