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歷史上，有一個外國人，剛來天津時，身無分文，流落街頭，過了十幾年，在天津有洋行，房產公司，保險公司，獲得鉅額財富，就是現在有座大樓還在天津矗立著，這座大樓過去了近快百年，它的建築風格還是那麼鮮明。他是如何做到的？打工是不可能的，在那亂世當中，看他是如何發財致富的，對我們在天津打拼的人有什麼啟示，學一點他的一招半式，在天津也能掙得有立足之地。
李亞溥，原系法國籍猶太人。在第一次歐戰時，他應徵入伍，後從軍中潛逃，花錢買到一本瑞士護照，輾轉流蕩，來到中國。一九二五年從海參威流浪到天津，當時，瑞士在天津沒有設立領事館，領事事務由瑞商利豐洋行代辦，李亞溥持有一本假瑞士護照，當時也沒有對的來歷深究，便成為瑞士籍的僑民。
李亞溥來天津時，年方二十多歲，精明幹練，善於鑽霄，不久就在法商利豐洋行謀到一個專門兜售珠寶翠鑽的跑外職業。幹這行生意，經常出入於租界裡的大公館，有機會接觸到當時社會上的上層人物，如軍閥、政客、遺老、買辦、名紳、富商，名媛，姨太太等人。對這些有錢有勢的人物，李亞溥極盡諂媚之能事，很博得一些貴婦人們的歡心，也結識了天津的上層人物的社交活動。當時，正是軍閥混戰時期，李亞溥無意結交了一些軍閥，在聊天的時候這些軍閥說，你有什麼門路能不能搞到一些歐洲軍火。李亞溥可能砍，說這事好辦，我以前參加過一戰，官至軍官，歐洲各大軍火公司都熟，後來這些軍閥就把李亞溥重視起來了，李亞溥本想吹吹牛，提高一下身價，結果是軍閥當真了，銀行支票放在了李亞溥面前，李亞溥親往比利時等國去接洽弄來了一批軍火，開局就發了一比發財。
李亞溥在業務交往中，認識了一個名叫孫秀巖的資本家，他是太平洋德記鐘錶行（在日租界）和德秀高鐘錶店（在東南角）的東家兼經理。李亞溥說做鐘錶生意，沒有瑞士鐘錶算不得鐘錶高階店，在天津沒有比他更瞭解瑞士鐘錶，兩人合夥做瑞士鐘錶進口生意一定能賺大錢，孫被他說動了心，孫秀巖出資本，李亞溥經營運作，在解放北路148號開了一個利華洋行，專作鐘錶與珠鑽生意。生意作得一帆風順。這時，李亞溥又攏絡了一個名叫魯東侯的資本家，魯在天津開設聚豐號等五個當鋪，還有魯豐珠寶店和錦記貨棧。李、魯兩家合作，相得益彰，利華洋行從經營珠鑽鐘錶生意又擴大到作押當生意，以珠鑽抵押借款，更能謀取高額利潤。李亞溥仍然經常奔走於各大公館，除了兜售珠寶翠鑽而外，為了討取有錢階級的歡心，凡是國外的高階奢侈晶，他都可以經手承辦，代為進口，從中謀取高額佣金。一九二六年英商匯豐銀行天津分行在英租界中街（現解放北路84 號）建成一座富麗常皇的匯豐大樓，匯豐使用第一、二兩層營業，另有旁門通往三樓，有極考究的大公事房十幾間，對外出租。在英國經濟掠奪活動中，匯豐銀行是個實力雄厚的金融機構，數十年來在國際上被認為是信用可靠的銀行。李亞溥想要把利華洋行遷至匯豐大樓之內，藉著匯豐的信譽來壯大利華的聲勢。匯豐大樓公事房的出租條件很苛，租金昂貴，每月高達上千兩銀子。李亞溥想盡各種辦法，又是託情，又是送禮，終於把匯豐天樓的房子租到了手。為什麼猶太人聰明，就提現出來了，他對外就故意混淆利華洋行與匯豐銀行的關係，含混其詞地自稱是匯豐銀行的一個單獨部分，在廣告中故意把利華洋行的營業地點寫作"匯豐銀行樓上"，又在匯豐銀行保險庫租用一個庫號，經常出入匯豐銀行存取珠鑽貨物。這樣一來，在社會上自然而然地造成一種印象∶利華洋行是有匯豐銀行作後盾的。因此，利華洋行的業務日趨繁榮活躍，認定了他是"信用可靠"的。掛靠這一想法不是近年才有的，都是猶太人玩剩下的。靠著匯豐銀行混淆的名聲有開了人壽保險業務和利華放款銀行，保險業是個負有法權責任的行業，申請註冊要有一定的條件約束，李亞濾便找到津渝鐵路材料處長顧 海田（曾任德義洋行買辦）替他頂名備案，每月送給顧一份經理職務的乾薪。一九三O年正式開始營業。李亞溥僱用了十幾個招攬保險業務的跑合人，每人每月給予十至二十元的工資，另外按收取保險費的多少提付百分之五至十的佣金。這些保險業務員積極開闢新的保險戶，按月向投保戶收取保險費。李亞河創辦的這個人壽保險儲蓄頗能迎合一般小市民的心理，每月支付不多，死了固然可得一筆保險費，不死也能積菁一筆錢，出不知你想到人家的利，人家想著你的本，利華人壽保險初開辦的第一年，收進的保險費就達到七萬元之多。李亞溥見到人壽保險有利可圖，又在北京 開設了分公司，委託北京飯店經理邵寶元為分公司經理。此外，還向唐山等地擴充套件業務。
李亞溥在開設了利華儲蓄人壽保險公司之後，接著又開設了一個利華放款銀行。在銀行名稱上冠以"放款"二字，純屬李亞溥招搖撞騙的生意經。金融機構經營存放款是互有聯絡的，沒有存款便談不上放款。李亞溥標榜"放款銀行"給人以資金雄厚、專營放款的假象，他對外也故意宣揚悅利華銀行從國外吸收了大批存款，特意來中國放款的，以此招徠存款。實際上，利華的放款業務很少。
利華放款銀行專門吸收軍閥、政客、遺老、紳商等人的存款。緣自清末民初以來，一些有錢富戶，慣於把錢存入外國銀行，一則信用可靠，二則可以逃避中國政府的查問。但外國銀行給息比較低，李亞灘便以高息誘引，於是存款源 源而來。
"七七"事變後，金融市場投機風甚盛，黃金外鈔價格驟漲，利華放款銀行便乘機大量收存黃金外鈔。李亞博規定了介紹金鈔存戶的酬勞辦法，按存款的百分之一付給佣金，因此許多跑合人到處拉金鈔存款。金鈔存戶主要是那些下野的軍閥、官像，以及漢奸、富商、大地主等。最多時達幾百戶;也有餐廳、酒館、舞場的外籍老闆以及外籍舞女、妓女等小戶;一些跑合人也把他們應得的佣金開戶儲存。有一個專替李亞溥跑天主教會存款的跑合人，其佣金存款數竟高達黃金一百幾十兩之多，由此可見李亞溥騙存到手之金鈔，數額是相當可觀的。利華銀行收存款額雖然很大，但因為它不作一般 銀 行業務，所以內部機構很簡單。除了會計主任一職系由白俄拉別萬金擔任外，其餘不過十幾個中國職員。這個所謂的銀行，從上到下，從裡到外，無不帶有詐騙的色彩，當它最 後倒閉 清理時，儲戶損失慘重，他的這種方式和現代的P2P很像，或者說就是p2p的前身，李亞溥進百年前就開始玩了。
李亞溥聚斂了大量資金以後，又向房地產業方面發展。他以二十萬元的代價，買下了英商仁記洋行座落在英租界中街的四畝地皮（連同地上建築）;然後，他又以地契及將來的大樓房作抵押，向天主教耶穌會在天津的財務機構崇德堂借款六十萬元，動工拆除舊建築，就地重建新樓。大樓系由法國建築工程師穆勒（Muller）設計。一九三九年建成後，立即開始使用，其第一層臨街部分為營業門面，主要由利華洋行佔用，李亞溥佔用第九層作為個人住宅∶第八層借予律師趙泉作為他的事務所及住宅，趙是李亞溥的法律顧問，實際上是李進行詐騙活動的幫兇;其餘各層，均出租獲利，每套月租美金五十至一百二十美元。利華大樓成為天津之最高建築，外觀壯麗，裝置豪華，又是外僑洋商糜集之處，一時全市矚目，李亞溥也因為這座大樓而名聲大噪，若以這座高樓為象徵，正是李亞博在天津巧取豪奪活動登峰造極之時。在利華大樓建成的三、四年內，李亞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對各種賺錢生意都想染指，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春風得意，又娶了個美國女人為第二個老婆。
與此同時，李業溥還建立了利華房地產公司。一九四O年在北戴河購買地皮一片，由李亞溥的白俄老婆出名，蓋了適合於療養用的西式平房五所，高價出租。
李亞溥是以珠鑽生意起家的，他始終沒有放棄這個行業，並一直牢牢地親自控制在手。在利華洋行搬進利華大樓底層門面以後，生意更擴大而活躍了。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利華洋行在天津珠鑽業中，已居於執牛耳之位，凡是中國珠寶商"兜"不起來的收購業務，或是來路不明之奇珍異寶，利華洋行仗著洋商的招牌，都敢於殺價買進。一九四一年，李亞溥又大作其淘金美夢，接辦了位於河北省遷安縣太平寨的太平金礦，作為利華洋行的一個附屬企業。
太平金礦，最早是由河北省豐潤縣人李培春和王明元創辦的，領有開採執照。但該礦蘊藏金礦很少，所費不貨、收益塞寥、實在沒有什麼經營價值。於是經人介紹，李培春結識了白俄人霍爾瓦特和法國人馬斯奈，希望他們能出資接辦;為此，霍爾瓦特和馬斯奈前往礦場進行實際調查。為了使霍爾瓦特和馬斯奈上圈套，李培春和王明元事先收購了十餘兩碎砂金，串通淘金人，把砂金摻入河砂內，當霍爾瓦特和馬斯奈到達現場時，淘金人裝模作樣的從河砂裡取出砂金來;霍爾瓦特和馬斯奈信以為真，便答應了入股合作。在商洽過程中，李、王二人從霍、馬手中騙取了數千元，然後就攜款逃了。霍爾瓦特和馬斯奈將該金礦接管以後，很快就發現了此礦毫無經營價值，方知自己受騙了。
霍爾瓦特和馬斯奈又以同樣的矇騙手法把李亞溥騙進來。馬斯奈煞有介事地向李亞薄保證，每月可得黃金若干斤，李被黃金迷住了心竅，十分高興地把太平金礦接兌過來，改名為漆河金礦，並聘用馬斯奈為工程師。李亞溥又是充實人力，又是添置裝置，準備大幹一番，但經過了半年時間，半兩黃金也沒有淘出來。李亞薄懷疑馬斯奈和其他工作人員從中搗鬼，於是和馬斯奈爭吵成訟，鬧到法國領事館。馬斯奈的心中明白，宣告自己放棄礦上的一切權益（馬在金礦有少數股本），經法領事館裁定，灤河金礦歸李亞溥一人所有。李亞溥又派出了白俄十數人到礦場任職，由一個名叫鮑洛金的任礦師。又於了二年多，依然是毫無所得。至此，李亞溥也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上了當。
狡猾的李亞溥知道受騙了但還要繼續在騙中取利。他不聲不響地在表面上仍繼續維持灤河金礦的業務活動，找個名叫亞爾赤的白俄，精心繪製了礦區地圖，拍攝了許多礦場的照片，又在礦區一帶收購了砂金三十兩，裝在美觀的駿璃藏中，標明"灤河金礦產品"，陳列於利華洋行，然後便利用這些材料向國內外大肆鼓吹，招募股本。李亞溥的這一招、果然打動了某些財迷心竅的夢幻者，居然從國內外招來股金。這些股金都成為利華放款銀行的週轉金。到後來，讀河金礦終於不能不停辦了，雖然沒有從河砂中淘出什麼黃金，但是在利華銀行的賬面上卻添加了不少筆收益。
一九四三年，李亞溥與華比銀行買辦魏採章等人，以美金八十萬元的代價，接辦了座落在意租界的回力球場。回力球本 來是一種球類競賽，後來逐漸演變為一種賭博性的遊藝，賭客以回力球員的勝負為賭注，互相吞蝕。天津的回力球場創辦於一九三五年，與賽馬場一樣，成為天津的一個大賭窟。按場方規定，從賭票收入中抽頭百分之二十，作為球場利潤，估計每年所得總在二、三百萬美元以上。李亞溥看中了這個賭場生意，便串通了原回力球場股東，以八十萬美元的高價把球場買到手，與華比銀行買辦魏採章各出一半，魏的名下還包括了一些小股東。接辦後。由一個小股東馮馨坡擔任經理，李亞濾派其親信劉華堂坐鎮操持一切。回力球場僱用著許多跑票員，為賭客購買賭票和領取彩金，這個跑票員的差事，不但不給工資，而且還得給場方押金五百元才可擔任，另外還得給劉華堂二、三百元的小押金。既便如此，跑票員的差事還是不容易弄到手的，原因是進益很大，一個跑票員在賭博最興旺時每月可收入幾百元之多。在通常的情況下，回力球每天賽八場，在敵偽統治時期，前七場是營業編，最後一場的收入"奉獻"給日軍，以求得日本人的庇護。
回力球賽是一種誘惑力很大的賭博，墜入其中者，如痴如狂，有的人不惜傾家蕩產，因而自殺者亦時有所聞。不問賭客的輸贏死活，百分之二十的抽頭錢，卻源源不斷地滾進了李亞溥等人的腰包裡來。
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和李亞溥合作的魏採章 撤 出了股本，改由李亞溥獨資經營。原因是魏採章估計國民黨接收大員來津後，回力球場的前途難卜吉兇，不如及早脫身，免冒風險。李亞溥一向是以敢擔風險面發大財的，他表示可 以接 過來，但又捨不得一下子拿出四十萬美元。幾經商談，魏採章想出一條妙計，就是把華比銀行華賬房所存的若干戶頭存款、轉到利華銀行;也就是說，這些存戶的存款歸魏所有，而把債務責任轉給利華銀行。李亞溥認為這個辦法自己並不吃虧，便表示同意;那些存款戶聽說後也沒有反對意見，有些戶認為從外國銀行的華賬房轉到外國人開設的利華銀行，利息又高，自然沒有什麼異議。因此順利成交，回力球場變為李亞溥獨資經營了。
事情果然不出魏採章之所料。國民黨重返天津以後，國民當局對回力球場處處刁難勒索，李亞溥自侍他是洋人，有時也不大買賬。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市長張廷諤因勒索不遂，下令禁止回力球開賽。這一措施不啻對李亞溥是當頭一棒，結果演變成利華銀行停業清理，鬧出一場大糾紛。（下文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後，在國民黨接收大員尚未到津之際，李亞溥透過一個名叫饒用澤的關係，與日本海軍倉庫部門秘密串通，盜買日海軍在北京、天津兩地倉庫的物資。這一批軍用物資數量極大，雙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秘密達成交易。在北京的日本海軍倉庫物資均轉給北京飯店經理邵寶元，由他設法處理;在天津的倉庫物資則存入利華洋行倉庫（在利華大樓北，即現解放北路118號），然後偷偷地陸續賣出。
一九四八年秋，利華澤行的這個倉庫被竊，被國民黨警察偶然發現，上報了國民黨警察十分局，在對這一盜密案進行查辦過程中，發現了這是一個可疑的倉庫。庫記憶體有大 量的黃銅、紫銅、錫院、鋁錠、皮革、精鹽、顏料以及金屬工具等，另外還存有幾十噸小麥。經警察十分局會同國民黨敵偽產業處理局和海關派員查驗，發現賬面與實存數量相差懸殊，物資來路不明，準備進一步深究。李亞溥惟恐暴露其盜買侵吞軍用物資的罪行、立即向各方面賄通。裡面裝滿國民黨金元券，疏通海關人員。請海關人員在鄭州道夏太太"家庭飯店"吃飯，當面將皮包交給海關人員，隨後受賭的海關人員又將空皮包送還，終究紙包不住火，有小道訊息說利華銀行攤上大事了，所有存戶紛紛前來提存，頓時掀起軒然大波。李亞溥窮於應付，便讓律師趙泉出面代表他與存戶周旋，訂出延期償付的辦法，能拖則拖，能賴則賴。有些存戶見李亞溥遲遲不履行償還存款的諾言，便向法院提起訴訟，亦由趙泉出面詭辭應付，其辦法不外是逐漸變賣財產清債。牆倒眾人推，有錢的時候，牛逼轟轟多人吹捧，有事兒了，李亞溥各企業的職工也一哄而起，紛紛逼債。利華放款銀行的會計主任、白俄阿別力金，對於李亞溥的暴發底細知之最詳，這時便趁火打劫，向李訛索鉅款;李見勢不妙，便忍痛給了阿別力金一大筆錢，讓他趕快離開中國。李亞溥的親信劉華堂也向李亞溥算帳。沒有得到滿足，便直接到利華大樓九層樓上，把盜買來的日軍軍用物資拉走幾車，和李亞溥有業務往來的華比銀行買辦魏採章，逼債逼得更緊，最後竟自己動手把利華洋行所有價值數萬元的儀器和回力球場的高階鋼琴都拉到自己家中，自行作價抵償。與此同時，幾十個替李亞溥拉黃金外鈔存戶及小人壽保險的跑合人，也都紛紛找李索債（因他們所得的佣金，都以黃金或外鈔在 利華 銀 行開戶儲存）;幾十個回力球場的跑票員也來向李追索每人五百元的押金，利華銀行每天大群債主逼門，大吵大鬧;李亞溥四面楚歌，醜態百出。但李亞溥內心是安之著素的，因為他的大量財產已經轉移到國外去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了，李亞溥百般設法把倉庫裡的日軍物資脫手，多次為中國職工阻攔。最後李亞溥盜買日本海軍倉庫一案終於被揭發出來。經人民法院傳訊審理，罪證確鑿，勒令其清產抵償所盜賣之物資，並判處徒刑二年半，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刑滿驅逐出境。從此，便結束了這個以詐騙為能事的洋奸商在中國土地上的罪惡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