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詩人並不稀罕，哪國都有。但生於特殊時期兩個交惡的國度，穿其中一國的戎裝，卻用另一種語言寫詩，悲劇就鑄成了。悲劇的主人公名叫黃瀛，國人恐怕比較陌生，可在日本，他卻是一位詩壇中人，且成名頗早，戰前即是詩壇寵兒。
黃瀛（1906~2005），1984年7月13日攝於東京山上酒店
1906年10月，黃瀛生於四川重慶。父系是當地的名門望族，熱心教育，家族創辦了著名私立學校治平中學，詩人何其芳即畢業於那所學校。黃瀛的父親黃澤民是留日背景的教育家，任重慶師範學校校長。黃母太田喜智也是一位教育家，畢業於東京高等女子師範，按當時清日間簽署的協定，單身赴渝，擔任日語教習。後經教育家嘉納治五郎的撮合，嫁給黃澤民，生了黃瀛和妹妹黃寧馨。不幸的是，黃瀛三歲失怙。八歲時，隨母親喜智回到家鄉千葉縣八日市場，妹妹則被留在黃家。
黃瀛到日本之前，並未學過日語。入八日市場尋常高等小學後，經過短暫的適應、調整，成績便穩居首席，再未掉下。但因系中國籍，升學遭遇種種困難，只好進入私立正則中學。關東大地震（大正十二年）後，黃瀛隨母親回中國，就讀於青島的日本中學，同學中有後成為作家的南條範夫和池田幸子，池田即後來的鹿地亙夫人。大正時代是日本現代詩的成熟期，濫觴於明治初中期的新體詩，經過明治後期到大正期自由空氣的發酵，日益定型為一種洗練的口語風自由體詩歌。青島時代的黃瀛，一方面真切地呼吸到了那種時代空氣，另一方面則出於對自身文化身份的焦慮，不僅狂熱地讀新體詩，也嘗試創作。靈感所至，有時一天竟會寫二十來首，且不滿足於在當地日文報紙《青島日報》上發表，開始向日本國內的雜誌投稿。
佐藤龍一所著的黃瀛傳記（日本地域社會研究所，1994年初版）
黃瀛的詩才很快引起了日本詩壇的注意。1925年2月，一首題為《晨望》（「朝の展望」）的詩，一舉斬獲由北原白秋、荻原朔太郎主編的詩刊《日本詩人》評選的青年詩人一等獎，黃瀛收到了從東京匯來的二十元獎金。在頒獎辭中，朔太郎點評道，“黃君對日語確有一副好耳朵，我想這恐怕緣於他是一個外國人（中國人）”，暗示了在詩人的創作中，其混血的邊緣文化屬性的參與及重要性。據黃瀛的傳記作者佐藤龍一披露，黃瀛在說日語時，有比較嚴重的口吃，“可對詩來說，倒未嘗不是一種幸運，釀成了一種其他詩人斷無法模仿的獨特節奏感”。
1926年，黃瀛進入剛成立未久的東京文化學院。這所和歌山“好有文化”的大富豪西村伊作為其女設立的兩年制專修學校誕生於大正十年（1921），揭櫫“不遵循文部省政令，實行男女同校”，標榜“自由而獨創”，其本身就是“大正民主”的產物。不僅校董會中有作家與謝野鐵乾和晶子夫婦及畫家石井柏亭等文藝大鱷，菊池寬、川端康成等名流也輪流執教，學費比私立名門慶應義塾大學還要貴。黃瀛作為“著名詩人”被編入本科，保證人是詩人高村光太郎。在入學的面試上，面試官與謝野晶子第一句話是：“黃先生，聽說你榮膺《日本詩人》的第一名……”在詩歌朗誦會上，黃瀛仍有些口吃，個別語詞的重音也不對，但聽上去卻反而有種抑揚頓挫的感覺，博得滿堂喝彩。同學中，有後來成為著名反戰紀錄片導演的龜井文夫、畫家堀忠義和女優長岡輝子等。黃瀛與龜井和堀忠義三人住在外和田堀（今京王線代田橋一帶），一處由龜井的老爹提供的一戶建中，建物名為碧桃莊。“大正浪漫”的代表人物、大畫家竹久夢二也住附近，偶爾會碰到。因碧桃莊，而有了後來的同人詩刊《碧桃》。
日本著名詩人、雕塑家高村光太郎為黃瀛所塑頭像
文化學院時代，黃瀛一邊與高村光太郎、草野心平、奧野信太郎等文壇驍將頻密交遊，一邊為主流文學刊物投稿，創作進入量產期。不過，自幼失怙的黃瀛，始終面臨安身立命的問題。母親喜智是外柔內剛的大和撫子，後加入中國籍，彼時與在南開大學讀書的寧馨一起住在天津，把重振黃家的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寫詩不能當飯吃，按母親的設計，黃瀛從文化學院中退，投考中日兩國有官費留學協議的陸軍士官學校。當然，以“陸士”為目標，客觀上還有一個理由，即寧馨已與何應欽的外甥何紹周訂婚。這意味著，只要黃瀛能考取陸士，作為國軍二號人物的姻親，未來是有保證的。對黃的選擇，曾寫過膾炙人口的和歌“請君勿死”（君死に給ふことなかれ）的學監與謝野晶子深感遺憾，明確表示反對（“黃先生，去當軍人可不成呀”），但黃瀛去意已決。
1927年，黃瀛作為第二十期生，進入陸士，成為戎裝詩人。與文藝圈的交流更趨廣泛，宮澤賢治、室生犀星、井伏鱒二等文壇巨擘，均在這一時期進入詩人的通訊薄。同時，與黃瀛的交遊也變成了一些日本作家小說中的情節。而那時，國軍北伐正酣，日軍趁機出兵山東，佔領青島、濟南，大陸戰色愈濃。作為詩人，黃瀛的感官異常纖細，感受著日益收緊的時代氛圍，原本就有些過敏的文化身份問題，變得更加敏感，有如裸露的神經。他在自己的詩《七月的情熱》中寫道：
從白色陽傘的日蔭下
我看到美豔的神戶混血兒
我見她妝容整飭
宛如被露水打溼的百合花
——令人落淚的處女
父親——
母親——
生於他們中間的混血姑娘
那姑娘美得令人如此神傷
白いパラソルのかげから
私は美しい神戸のアヒノコを見た
すっきりした姿で
何だか露にぬれた百合の花のやうに
涙ぐましい処女を見た
父が―― 母が――
その中に生れた美しいアヒノコの娘
そのアヒノコの美しさがかなしかった
這裡，詩人也許預見了父親的國與母親的國兵戎相見、戰火交接的那一刻，“混血兒”既是文化的隱喻，又像是自況、自憐。但對即將到來的大時代，顯然已有心理準備。日本研究者認為，彼時，黃瀛有正在交往的日本女性。後詩人在追悼高村光太郎的文章中坦言：“戰爭把一切都變得悽慘無比。也由於戰爭，我徹底打消了與深愛的人結婚的念想。”
黃瀛在日出版的詩集《瑞枝》（左）與《景星》（右）
1930年5月，處女詩集《景星》在東京刊行（BON書店）。翌年初，黃瀛回到中國，任國民黨陸軍特種通訊總隊少將總隊長，駐紮南京。是年秋，“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1月，第一次“上海事變”（一·二八）爆發，中日關係走上不歸路。1933年12月，黃瀛的第二部詩集《瑞枝》出版（鳥羽書店），由高村光太郎作序，序文的後面，是木下杢太郎的序詩。
加入何應欽部後的黃瀛，儘管軍服從皇軍換成了國軍，仍不改軍旅詩人本色。南京城書店有限，日版書尤其少，黃瀛每月都會去上海，泡內山書店、掃日文書是主要目的。一來二去，與老闆內山完造自然有了交情。隨後，又在內山的引薦下，結識了魯迅。第一次會面，是在1934年初冬。天氣很冷，大家圍著內山書店的火盆聊天。魯迅拉著黃瀛的手說：
黃先生，我找你可找了好久了。常常聽到日本藝術家們談到你，說你是能在東京吃稿費的中國人。你的詩作我看過了，中國人能夠用日文寫作是太少了。所以我特別關照內山先生，請他約你見見。
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黃瀛都記得魯迅當時吸的是很便宜的金鼠牌香菸，“他的筆平時那麼尖刻，可對人竟這麼關懷體貼”。黃瀛介紹了日本文藝界的情況，特別談到了小山內薰主導的築地小劇場的事，魯迅很感興趣，順便聊到了上海，由一群留學生倡導的文明戲的短板。
黃瀛在內山書店見過魯迅總有七八次，後來無話不談。魯迅會向黃吐槽，“在上海不自由，我也只好蹲到租界裡來”；知道黃在南京當軍官，便說“你不該當軍人，不要放下手中的筆”，還鼓勵他把《聊齋志異》譯介到日本去。但內山書店豈是世外桃源？黃瀛在上海接觸魯迅的事，很快便引起了南京政府的警覺。一天，黃的頂頭上司對他說：“何部長（應欽）希望你不要在上海和不三不四的文人往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黃畢竟是有軍銜的人，遂在最後一次見面時，將自己的難處和盤托出，並請求魯迅的原諒。魯迅何等聰明，聽罷坦然說道：
黃先生，這種情況我早就料到了。我很喜歡像你這樣的年輕人，能和我坦率交談。我弟弟（周建人）差不多每週都來舍下，本想請你一起到我家裡做客，但我小孩身體不好，有些不便。希望你好好保重身體，不要作無謂犧牲。很快就有仗打，不過，但願我們後會有期。
黃瀛特意帶了幾罐英國CAPSTAN牌香菸，魯迅未加推辭便收下了：“我平時都吸便宜的煙，這麼好的煙，留著招待朋友吧。”
“很快就有仗打”，竟一語成讖。戰時，漢學家、慶應大學教授奧野信太郎在北平留學。奧野與黃瀛亦師亦友，是文化學院時代的老交情。奧野有時會寄慶應系文學志《三田文學》等日刊給黃，倆人有一搭無一搭地交換北平和南京的文藝資訊和段子，通訊一直持續到“七·七”事變爆發前夕。黃瀛在1937年5月17日致奧野最後一信的末尾，以他特有的幽默綴筆道：
你那邊好像動靜不小，請注意不要被人錯當成大人物。世道驟變，乾坤扭轉，我卻茫然得很。最近我會去各處轉一轉，大約五十天左右。信請寄到我的隊裡來。
黃瀛畢竟是國軍高階軍官，自然知道北京城反日情緒高漲，以日本人為目標的襲擊事件時有發生，故提醒恩師多加小心，“不要被人錯當成大人物”。
可不承想，黃瀛自己卻“被人錯當成大人物”，且險些被執行槍決。1937年9月25日，《中國新聞》（日本中部地方報紙）刊登了一條“行政院秘書被槍殺”的訊息，說“行政院秘書長黃瀛君”因漢奸罪被槍決。一時間，日本文壇騷然，報章雜誌上出現了很多悼文、悼詩。文壇領袖井伏鱒二寫了四千字長文《事變餘話》，刊登在《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12月20日夕刊）上，追憶與詩人的過往，為“知日派”知識人鳴不平。過了很長時間，人們才知道當初《中國新聞》的訊息是誤報，可報紙方面卻始終未做出解釋，也未見發表更正啟示。
據筆者自己粗略考證，《中國新聞》應該是搞錯了人名，把因向日諜出賣國軍擬封鎖吳淞口，然後集中陸地炮火，將遊弋在長江上的數十艘日艦一舉擊沉的核心軍事秘密，而以叛國罪處決的國民政府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濬（黃秋嶽），錯當成黃瀛，結果成了烏龍報道。黃濬比黃瀛年長十五歲，早年也曾留日，是老資格的知日派，但在日本的知名度，顯然不及黃瀛。
抗戰勝利後，黃瀛作為少將級翻譯官，曾隨同國軍首席代表何應欽，參與了南京和芷江的受降儀式。1949年，黃瀛在貴州率部起義，投奔中共。後因“間諜罪”兩度繫獄。文革期間，被剝奪自由長達十一年。1978年，“改開”後被解放，在四川外語學院講授日本文學，1981年，升任教授。1984年夏天，應日本文化交流協會邀請，黃瀛闊別近半個世紀重訪日本。為此，東瀛故舊九十三人眾籌二百萬日元旅費。6月25日，日本文藝界在神保町的山上酒店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以文化學院、正則中學時代的友人為中心，包括文壇耆宿井伏鱒二、中川一政、草野心平、南條範夫等在內，百餘人出席，妹妹黃寧馨也專程從美國飛到東京。
2000年7月9日，千葉縣銚子市新生町中央公園內，立了一座黃瀛詩碑：
大風呼嘯，利根川波濤洶湧
你我帶著海潮味，我們的眼前
荒涼的阪東太郎——“躺平”
風ノ大キナウナリト利根川ノ川波
潮クサイ君ト僕ノ目前ニ
荒涼タル阪東太郎橫タハル
2000年7月，黃瀛受邀參加了位於千葉縣銚子市新生町中央公園內黃瀛詩碑的揭幕式
“阪東太郎”，是利根川的暱稱，流經黃瀛讀過小學的故鄉千葉八日市場。碑文是老友、詩人西川敏之的詩句，系四年前的1996年8月，黃瀛在出席宮澤賢治誕生百年紀念活動之際的揮毫。
2005年7月30日，黃瀛在重慶去世。享年九十八歲。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後服務日企有年。獨立後，碼字療飢，賣文買書。日本博物館、美術館、文豪故居，欄杆拍遍。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著譯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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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陳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