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豪
“皆兄弟也”合影，1948年3月30日
這是一張題為“皆兄弟也”的五人合影照片，居中者是胡適，身旁著中式棉袍的是植物學家胡先驌（1894-1968）。2019年初，《胡先驌全集》主編胡曉江教授想為全集收錄此照片，卻無從查詢其餘三位的大名，她詢問了多位胡適研究專家和專攻民國史的學者，包括熟悉民國政要影像的臺灣朋友，都沒有結果。胡曉江教授知道我是胡先驌先生的擁躉，還曾策劃過《胡先驌手稿擷珍》，就問我有無興趣來辨識一下。
胡適一生交友甚廣，三教九流皆喜稱“我的朋友胡適之”，真可謂“四海之內皆兄弟”。要從胡適的“朋友圈”裡發掘出幾張生面孔的大名，難度不小。我邀請了好友南開大學的李東元老師一起來破這個“案子”，於是就有了以下故事。
兩個反對的朋友
五人合影中最容易辨別的自然是胡適，其次便是左四胡先驌。二人曾有過單獨合影，但照片中的胡先驌被誤認為是陳獨秀，雖經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胡宗剛、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史曉雷二位先生分別撰文糾正，但小謬亦難返，至今仍能見到錯用的情況。
“兩個反對的朋友”：胡適與胡先驌，1925，上海
1914年，胡先驌在留學美國期間與胡適結交，成為胡適的“小迷弟”。恰值中國的“產業發達，人口集中”，胡適在與留美同學們的思想碰撞中，“尋得了中國文學問題的解決方案”（胡適：《四十自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24頁），認為“只有新的白話文體才能表達20世紀的新情感和新思想”（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80頁）。1917年初，《新青年》雜誌上接連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喊出“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口號。原本只是胡適與朋友們“從容慢步”的文學討論，在陳獨秀等人的推動下，逐漸“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胡先驌雖然是喝過洋墨水的“理科生”，卻是一位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者，“鼓吹中國儒家傳統中積極的一面”，“對西方文化加以仔細的消化和認真的選擇，以探索復興中華文化的途徑”（葉維麗：《為中國尋找現代之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1900—1927）》，北京大學出版社，38頁、第7頁）。胡適意在“拋棄一個完整的文化與社會遺產”，而胡先驌想要保護“一個完整的社會價值體系”（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67頁），“不能坐視這個運動毀滅中國民族”（胡先驌：《對於我的舊思想的檢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檔案。轉引自胡宗剛：《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70頁）。即便胡適是“仰慕殊久”的“宗兄”，但胡先驌仍對其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胡先驌認為，“陳胡之言過於偏激，盲從者風靡一時”，“前人之著作，即後人之遺產也”，“創造新文學，必以古文學為根基，而發揚光大之”（胡先驌：《中國文學改良論》，《東方雜誌》）。然而，君子和而不同，1925年，胡適與胡先驌在上海會面併合影，胡適幽默地在照片上寫下：“兩個反對的朋友。”
按部就班
2019年3月27日，我們討論到最早收錄這張照片的書籍是《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耿雲志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5月出版），書中收錄了大量“不乏在近代史上極為重要，但卻鮮有照片留下的人物”。於是立即購讀了該書的中華書局再版本，書名已改作《胡適和他的朋友們，1904-1948》。可惜新版中內容更新並不很多，這張照片上也只標出了胡適與胡先驌，看來編者也沒能解決這個問題。
人海茫茫
照片上方的題記是：“皆兄弟也 卅七年三月卅日 胡適。”當時中央研究院正在南京選舉第一屆院士，胡適和胡先驌都作為評議員出席了會議。1948年3月25日至27日，第二屆評議會第五次年會在中研院總辦事處大樓禮堂舉行，經五輪無記名投票，共評選出院士八十一名，胡適與胡先驌均順利當選。透過比對院士名單與標準像，可以確定另外三位“兄弟”並不是首屆院士。
這個時間節點上，南京還有一樁大事。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政府召開了“行憲國大”，胡適是主席團成員。對比其他國大代表的照片後，我們發現合影中左一和右一胸前佩戴了“國大代表”的徽章。第一屆院士一共八十一人，尋找的難度還不算頂高，而到會的“行憲國大”代表人數多達一千七百來位，想要從中找到那兩三個人，無異於大海撈針。
1946年“制憲國大”代表蔣碧微，請注意其佩戴的徽章（出自LIFE雜誌）
出師不利
2019年3月30日，東元繼續檢視胡適年譜。有條記錄是，1948年3月24日，胡適發起北大校友為蔡元培紀念大禮堂募捐，在南京的北大校友狄膺、餘又蓀等紛起響應。餘又蓀的照片很難找見，狄膺的照片倒是好找，從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狄君武先生遺稿》一書中收錄的照片來看，與右一頗有幾分相像。
狄膺（君武）照片（左）與右一對比
狄膺（1895-1964），江蘇崑山人，字君武，以字行。1916年入北大哲學系學習，與傅斯年、顧頡剛、周烈亞有同屋之誼。羅家倫急就著名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就是由狄君武轉達北京八校同學的邀約，並隨即將稿子送去北大印刷廠趕印了兩萬份（一說五萬份），在1919年5月4日當天廣為傳發的（羅家倫：《黑雲暴雨到明霞》，商務印書館，第1頁）。之後狄君武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回國後從政，曾任重慶政府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委員等。後撤至臺灣任國民黨黨史編委會副主任。
我將狄君武的照片轉發給胡曉江教授，沒想到當即就被否定了，她認為明顯不是同一人。
大膽假設
胡曉江教授透過同事田方萌詢問民國文史專家林建剛，林認為左二可能是外交家胡世澤，並“大膽的假設”，會不會照片中的五位都姓胡，因為“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胡適才說“皆兄弟也”呢？胡曉江教授找到一張胡世澤1956年的照片，對比後覺得二人的眉眼不像，否定了左二是胡世澤。但是“五位皆胡姓兄弟”的新奇假設仍然誘發著我們的好奇心和注意力。
靈光一現
之後半年沒有任何進展。直到2019年10月22日，東元突然想到，胡先驌等人的“學衡派”曾激烈反對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既然兩邊的主將都在合影裡，又是在“學衡派”大本營南京的合影，那麼合影裡是否還有與“學衡派”相關、或者南京高校裡的人物？如此一來，胡煥庸的名字馬上就蹦出來了。胡煥庸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是“學衡派”大將柳詒徵的高足，後來還在中央大學任教。但是網上所見胡煥庸照片，幾乎都攝於老年時期，不易比對。最後找到中國社會科學網轉載的2015年1月《文匯報》劉力源的文章《胡煥庸：以地稱人譜一線》，收錄有中年胡煥庸照片，其體型、五官、髮型、肩膀與左一高度相似。
胡煥庸照片（左）與左一對比
胡煥庸（1901-1998），江蘇宜興人，地理學家、地理教育家，著名的“胡煥庸線”：中國人口的地域分佈以璦琿-騰衝線為界而劃分為東南與西北兩大基本差異區，就是由他提出的。接著我們馬上重讀了《澎湃新聞·私家歷史》上張雷的文章《胡煥庸：終以“人口學家”自居的地理名家》，文中寫道：“1948年，胡煥庸擔任第二（一）屆國大代表，參與選舉總統。”而且在徐友春主編的《民國人物大辭典》中，胡煥庸的詞條裡也記錄有“1948年，當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我趕緊將這個重大發現告訴胡曉江教授，她立即認可了左一就是胡煥庸。那麼，剩餘兩位也姓胡的可能性驟然大增。
另闢蹊徑
胡煥庸出現在合影裡，是去參加“行憲國大”。如果能找到與會“國大代表”名錄，再逐一核對胡姓代表照片，應該是最直接的途徑了。2019年11月8日，我在舊書網上找到一位山東萊州的賣家，店裡有售《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書中給出了與會代表的標準像及文字簡介。於是聯絡上了賣家，請她先幫忙看看有無相像的人物。沒想到賣家接連找出四本名字一樣但內容不同的書來，哪一本才是需要的呢？賣家很熱心，花了幾天時間幫著翻閱了其中兩本，卻找不到容貌相似的。收到書後，我發現這幾冊書雖然沒有版權頁，但出版時間要晚至1970至1990年代，書中的個別代表，甚至出生於1940年代，那就肯定不是合影的那屆大會，可為什麼都是“第一屆國民大會”呢？原來國民政府撤退至臺澎金馬後，蔣介石為了繼續“對外代表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堅持不願改選“國大代表”，這使得第一屆“國大代表”的任期長達五十年，被稱為“萬年國大”。如此也就能解釋書籍同名的疑問了。
四本同名的代表名錄
指點迷津
此路不通後，我想到了微信好友曾祥金博士。祥金的碩士論文就是做的胡先驌研究，而且他的博士導師、南京大學沈衛威教授在民國文史與“學衡派”研究方面深耕多年，必然見識多廣。2019年11月22日，請祥金代為請教沈衛威教授，沈教授也認為左二就是胡世澤。我立即在網上找到幾張胡世澤的照片，綜合對比起來，五官、髮型，以及高顴骨、明顯的眼袋特徵，與左二非常相符。這次胡曉江教授也同意左二就是胡世澤。
胡世澤照片（源自孔網）與左二（右上）對比
胡世澤（1894-1972），浙江吳興人，外交官，首位中國籍聯合國副秘書長。1944年胡世澤以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的身份，參與了聯合國的籌建。1945年作為中國代表團秘書長出席了聯合國制憲大會。胡世澤在聯合國的工作一直延續到1972年春，新中國恢復合法席位後，由唐明照取代了他的職位。周恩來曾充分肯定胡世澤的工作，稱他“為中國人爭了光”。
臨門一腳
“四胡”在手，只剩右一兄弟了。雖然他不是中研院首屆院士，但會不會是某位落選的提名候選人呢？我再次查找了第一屆中研院院士候選人名錄中的所有胡姓人員，無一相像。
2019年11月26日，祥金提出右一會不會是胡鍾吾？胡鍾吾（1906-2005），安徽績溪人，擔任過宣城、涇縣縣長。胡鍾吾和胡適是同縣老鄉，之前也有過交往，1947年10月，胡適曾去信，對胡鍾吾出來參加“國大代表”選舉，表示欣喜，所以胡鍾吾肯定能算是胡適的“兄弟”。
這四冊《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中，所有胡姓代表中眉眼神態與右一最接近的，也的確是胡鍾吾。之前翻書的時候也注意過，但我並不認為是同一人。既然祥金提出這種假設，我還是將意見轉告給了胡曉江教授。她雖然也覺得不像，但由於兩張照片的拍攝時間間隔很長，所以她認為不應輕易否定。
胡鍾吾照片（左）與右一比對
2019年11月27日，胡曉江教授請人用AI技術比對這兩張照片，判斷結果是相似度不高，應當不是同一人。為保險起見，隔天胡曉江教授又設法聯絡上了安徽宣城的文史專家黃來生，請求協助尋找中年胡鍾吾照片，未果。最終黃來生設法找到了胡鍾吾的外甥，確定右一不是胡鍾吾。我們再次無功而返。
水落石出
2020年5月1日，因飾演“胡漢三”的演員劉江去世，學者胡文輝重發《說胡》一文紀念（公眾號“歷史的擦邊球”），文末羅韜增補的賴景瑚內容讓我眼前一亮：“他（胡適）到南京參加國民大會，陳果夫先生宴請幾位大學校長和在聯合國任職的胡世澤先生，……我當時發現在座的賓主十二人中有五個人姓胡。適之先生很詼諧的說：‘這難道又是五胡亂華嗎？’”（賴景瑚：《憶胡適先生》，《煙雲思往錄》，傳記文學出版社，288頁）賴景瑚說的不就是這張照片的事麼，莫非第五人就在眼前？！
賴景瑚：《憶胡適先生》，《煙雲思往錄》
賴景瑚（1900-1983）本名賴璉，福建永安人。曾任南京政府秘書長、連雲港市市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抗戰期間擔任西北工學院院長，並一度執掌西北大學，培養有兩千三百多名畢業生。溯源而上，東元查到了全國《各大學校長討汪通電》。1939年8月汪精衛在上海宣佈“反共睦鄰”政策，1939年9月1日，全國各高校校長聯名通電聲討汪的叛國行徑。電報末尾是參與討汪的大學校長名單，包括國立西北工學院院長賴璉以及兩位胡姓校長：國立西北大學校長鬍庶華和國立江蘇醫學院院長鬍定安。
各大學校長討汪通電原文，《新華日報》1939年9月2日（抗戰文獻資料平臺）
西北大學校長鬍庶華（1886-1968）很容易辨識，中式傳統文人，留著大鬍子，肯定不是右一那位。關於江蘇醫學院院長鬍定安的資訊不多，主要是對其著作的介紹，但2015年第六期的《南京醫科大學學報》上，有一篇張愛林的《〈國立江蘇醫學院院歌〉解析》文章，其中的胡定安照片簡直就是右一的翻版。
胡定安照片（左）與右一比對
沈瑞林、張愛林另有一文《胡定安的公共衛生實踐及其思想初探》，明確了胡定安的生卒年為1898年至1965年。胡定安，浙江吳興人。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回國後，歷任南京市衛生局局長，國立江蘇醫學院院長等職。他是民國時期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要參與者，“中國衛生教育社”主要發起人，也是《國立江蘇醫學院院歌》的歌詞作者。1946年與1948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行憲國民大會”代表，會後不久胡定安移居美國，還曾邀請陳立夫一起開辦養雞場，後逝於加拿大。
至此，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都已確定，果然五位都姓胡！
皆兄弟也
“皆兄弟也”，從左至右，依次為：胡煥庸、胡世澤、胡適、胡先驌、胡定安，1948年3月30日
3月的南京，乍暖還寒，從北平來的胡先驌還穿著棉袍，胡煥庸的西服馬甲清晰可見。年紀最長的胡適居中，旁邊是胡先驌與胡世澤，最年輕的胡定安和胡煥庸立於外側。拍攝的時間應當早於下午三點，據胡適當天的日記記載，三點後與王世傑有重要談話。
這張照片裡的幾位“兄弟”，數胡先驌與胡適結交最早。新文化運動伊始，胡先驌先後寫有《中國文學改良論》《評〈嘗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學閥之罪惡》等文，與胡適論戰。新中國成立後不久，胡先驌在文章中回顧，“北京大學諸教授中最知名者，當推胡適”，不過，“將來歷史上之評論，恐怕只是新文化運動之倡導人，（胡適）學術上之成就，則殊有限”（胡先驌：《北京的科學化運動與科學家》，《北京史話》，58頁）。雖然胡先驌早年曾激烈批判胡適的文學觀點，其後對胡適的學術水準也不太恭維，但在隨即到來的大規模“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胡先驌卻拒絕批判。
胡適與胡世澤都從事過外交工作，為中國的抗戰事業謀求國際支援。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中美達成了“桐油貸款”協議，使中國獲得了急需的國際援助，有力地支援了抗戰。胡世澤為推動聯合國的成立與《聯合國憲章》的誕生出力頗多。如同胡適名言：“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煥庸的另一位老師竺可楨與胡適是上海澄衷學堂的同學。合影前的一個月，在胡適與法學家周鯁生（1889-1971）關於“如何看待國際形勢，如何對待蘇聯”的論戰中，胡煥庸支援胡適的觀點，並對蘇俄在雅爾塔會議上，攫取旅順、大連以及中長鐵路，侵佔了中國利益而極為憤慨。
胡適與胡定安也是熟人，而且胡適還有一個很相近的臨時別號叫做“胡安定”。胡定安在留學回國後，積極推動衛生行政建設，倡導衛生運動和教育，促進中國公眾衛生水平的提高。胡適也曾大聲疾呼：“醫學關係我們的生命，關係我們愛敬的人的生命。”“我們實在太缺乏新醫學的常識了。”（西格里斯著，顧謙吉譯，胡適校並作中譯本序：《人與醫學》，1936年4月，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的“行憲國大”上，胡適曾安排胡定安與陳存仁等醫生前去慰問絕食的“退讓代表”。
據報人胡健中回憶：
七七盧溝橋事變初起時，廬山開了一個談話會。這個會里被邀出席的共有四個姓胡的：胡適之胡次威胡定庵（安）三先生外，我也是一個。這時（蔣百里）先生正在廬山，一天晚間，……一見面，（蔣）先生便喝（很）噱地說道：“這次出席的人中間。幸而只有你們四胡，如再多一胡，中國豈不要大亂了麼？”時亡友劉湛恩先生均在座，為之大笑。談話會中出席諸君子亦引為美談，傳了很廣。（胡健中：《吊蔣百里先生》，《蔣百里抗戰論集》，1939年，新陣地圖書社，《附錄》20、21頁；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添）
意義何在
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照片所展現的人物形象和精神氣質，是多少文字也難以表達的。尤其是透過老照片與文字資料的印證及咬合，還能帶來更為豐富的歷史現場感。但遺憾的是，老照片上的人物經常會被認錯。徐志摩、朱自清的一些重印著作封面上用了胡適小照，吳宓家鄉報紙的整版紀念長文中僅有的兩張人物照片“亂入”了青年方瑋德與老年陳寅恪，搜尋引擎上，外交家張歆海屢屢被誤認為宋子文，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被當成清華大學校長周詒春，而周詒春又常被認作“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溫源寧……如此張冠李戴，不勝列舉，顯示出今人對前人形象的無知與漠然。
“皆兄弟也”照片的辨識，胡曉江教授開始於2018年，到2020年5月東元成功收官，歷時兩年，閱讀資料達百萬字，中途每每碰壁，幾度停滯不前，真真體會到了研究歷史的艱辛。兩年的苦苦追尋，為《胡先驌全集》中另外一些重要合影的辨識打下了基礎。又過一年，全集中的半數合影認出了全部人名，半數合影有了突破性的新發現，還糾正了幾處先前研究者的錯誤。在無數次充滿“溫情與敬意”的凝視之後，我們終於有幸重睹那“天才成群而來”的年代中，歷史人物的意氣風發。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