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三個兒子哭一場”: 農民態度劇變的特殊根源 | 文化縱橫

✪ 楊華 |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隨著三胎時代到來，相應的鼓勵生育政策也在各地紛紛出臺，這對於農村地區本是一大利好。然而，新生代農民卻也面臨著想生而不敢生的難題。

本文指出，年輕農民的三孩意願與他們婚後在哪裡生活、生活成本高低有直接關係。根據調研，年輕農民儘管比城市年輕居民有更強的生育意願，但也需要考慮生育成本、撫育成本、教育成本以及子女婚配成本。以“天價彩禮”為代表的婚姻成本不斷攀升，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民生育多胎的意願，以至於生育多胎的農民叫苦“生三個兒子哭一場”。為何“天價彩禮”愈演愈烈？原因有兩個，一是農村適婚性別比高，尤其是2010年後，農村婚姻流動加速，“90後”女孩加快向東部地區、城鎮流動，留在農村結婚的“90後”女孩減少，抬高了農村適婚性別比，更加劇了農村婚姻市場競爭；二是年輕農民城鎮化加速，透過婚姻進城，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要包括“天價彩禮”的高額婚姻成本，推動小家庭進城，實現家庭成員在城市發展。

本文更進一步指出，年輕農民城鎮化加速的真正原因，是“80後”“90後”農民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在不斷提升。年輕農民城鎮化最重要的目的是為子女提供優質教育，而最近二十多年城鄉教育差距凸顯，農村基礎教育頹勢未有逆轉，對他們的生育意願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讓中國最有生育意願的年輕農民敢生能生，必須從教育配套支援措施入手。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感謝作者授權原創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天價彩禮”、城鎮化與農民三孩生育意願

▍“天價彩禮”抑制農民生育意願

“天價彩禮”背後透視的是婚姻成本及婚後的生活成本問題，年輕農民的三孩生育意願與他們婚後在哪生活、生活成本高低有直接關係。

據實地調研，從南到北，農村生育觀念雖然在改變，從重視生育數量到強調生育質量，農民越來越重視子女教育，但與城市年輕居民相比，年輕農民的生育意願還普遍較強。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農村傳統生育觀念包括傳宗接代、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等觀念還有一定影響；二是農村是熟人社會，在生育上容易跟風和比較，一家生了二胎、三胎，其他人也要不落後；三是父母帶小孩，年輕農民敢生多胎。隔代撫育在農村是常態，年輕人生育子女後外出務工經商，小孩丟給爺爺奶奶照看。當前農村中年人一般是五十歲上下，屬於壯年勞動力，完成了人生任務，精神壓力、物質負擔小，有時間、有精力帶孫輩。

以上解決了年輕農民願不願、敢不敢生多胎小孩的問題，接下來最核心的就是他們能不能生多胎的問題。年輕農民需要考慮能不能承擔生育成本、撫育成本、教育成本以及子女婚配成本。以下是2020年底回老家聽我母親講的一個故事：

老家村落旁邊在修高速公路，有個小包工頭是我們村的，他帶著一幫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幹活。有一天深夜，小包工頭聽到有人在宿舍外哭泣，跑過去看發現是一名河南籍中年男子。原來該男子有三個兒子，都到了結婚的年齡，只有大兒子結婚了。光大兒子結婚就出了30萬彩禮，按照這個價格，即便彩禮不漲、不買房子，無論他怎麼努力，後半輩子也賺不到二兒子、三兒子結婚要的60萬塊錢。他為此整夜整夜地睡不著，想著後面兩個兒子可能要打光棍，就覺得愧疚，不由地大哭起來。

類似的案例我們十幾年前也調研到過。2007年在河南周口、駐馬店調研，當地農民說，“生三個兒子哭一場”。意思是生第一個兒子很高興，第二個兒子也還高興，生到第三個還是兒子就要哭一場了。那時農村婚姻成本開始上漲了，要給每個兒子都建好房子、娶上媳婦已經很難了。現在生兩個兒子也要哭一場了。農村以“天價彩禮”為代表的婚姻成本不斷攀升，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民生育多胎的意願。

▍彩禮定價與“天價彩禮”的產生根源

農村“天價彩禮”的發生有兩個主要因素：

一是農村適婚性別比高。當前農村適婚性別比普遍高於110，在中西部的山區，適婚性別比更高。這樣一個超常規性別比使得農村婚姻市場上女性佔絕對優勢，男性無話語權，形成了對男性的婚姻擠壓。彩禮本是六禮之一，是婚姻儀式過程的一個環節，而在超常規適婚性別比下，成了女性在婚姻市場上要價的一種形式。適婚性別比越高，女方要價就越高。

“天價彩禮”所代表的農村高婚姻成本出現在2010年前後，此後一路飆升，因為“九零後”在這個時間點進入婚戀狀態。農村“九零後”不僅出生性別比要普遍高於“八零後”，而且還比“八零後”少了300萬人，這就使得“九零後”出生女性人口要遠少於“八零後”。加之，2010年後農村婚姻流動加速，“九零後”女孩加快向東部地區、城鎮流動，留在農村結婚的“九零後”女孩減少。這些因素抬高了2010年以後的農村適婚性別比，加劇了農村婚姻市場競爭，進一步推高了婚姻成本。

二是年輕農民城鎮化加速。最近十年是年輕農民進城的高峰期。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是為了將城市工業化剩餘帶進農村、在農村完成家庭再生產，而新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則是要城鎮化。那麼，這一代農民工怎麼樣才能進城？很重要的一個途徑是透過婚姻進城，即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要高額婚姻成本，包括天價彩禮，推動小家庭進城，實現家庭成員在城市發展。這裡就涉及到彩禮定價的標準問題。

彩禮若以農村生活標準定價，就會相對較低。在2010年以前，農村彩禮定價參照的是農村生活標準，標準提高彩禮也跟著上漲。而若以城鎮生活標準定價，則會出現“天價彩禮”，因為在城鎮生活，必須買房、買車、支付高額生活成本、子女教育成本等，這些都會以不同形式體現在婚姻要價上。城鎮化是當前許多農村地區婚姻要價的參照標準，所謂“天價彩禮”就是農民進城及其在城鎮立足所需要的成本。婚姻要價越高，越能支撐小家庭的城鎮化。進城及城鎮生活的高額成本反過來會影響年輕農民是否敢生能生。

▍不同城鎮化型別下的生育意願

年輕農民進城有兩種型別：

一是夫妻合力型城鎮化，就是年輕夫婦在婚後透過兩個人努力進行的城鎮化。結婚之後年輕夫妻雙方到城裡打工，把小孩留在農村由祖輩看護，透過年輕夫妻倆的務工收入積累，在三到四年或五到六年，甚或上十年的時間可以在縣城買一套房子，率先實現居住城鎮化。這種城鎮化形式一般是女方在婚前不向男方索要彩禮及其他的高額婚姻要價，從而使得男方的婚姻支付較低。或者說因為夫妻婚後主要是還是生活在農村，那麼他們的婚姻要價參照的依然是農村生活標準。其實質是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較低，對子代透過婚姻進城的支援力度較小，子代進城需要婚後夫妻雙方共同努力。因而，這種城鎮化的速度較慢，也不會出現所謂的“天價彩禮”現象。

由於婚後這些年輕夫妻依然過著“半工半耕”的生活，生活負擔較小、壓力小，小孩主要由父母帶，他們的生育意願相對較高。對於父母來說，他們的子女生育的小孩越多，他們越高興、越樂意帶，他們鼓勵子代多生育。年輕夫妻把小孩生下後扔給父母而外出打工。這種型別的城鎮化主要出現在南方農村，包括廣東、廣西、福建、海南、湘南、鄂東南及江西一些地方。這些地區傳統宗族觀念較強，在三孩政策出臺之前就有較多的“八零後”、“九零後”家庭生育三胎。在這些農村地區，一個婦女若生育兩個兒子、一個女兒，該婦女會被認為“命好”，因而非常有地位和麵子。

二是代際合力型城鎮化，是指透過代際共同創造婚配條件而推動子代家庭進城的城鎮化型別。該型別城鎮化的前提是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較強，父母會在兒子出生後開始為其結婚做準備。女方在婚姻的要價一開始的參照標準就是城鎮化，包括彩禮、房子、車子、三金等。如果在縣市有房子，彩禮會相對較低，否則彩禮就較高；彩禮較高則可以透過彩禮支付在縣市購房的首付；越來越多女方的要價既包括縣市房產和高額彩禮。這類婚姻中，女方的要價所獲一般由女兒支配，實質是男方家庭財產的提前轉移，構成小家庭進城及婚後城鎮生活的支撐條件。透過婚姻要價進城，推動了農村年輕夫妻的快速城鎮化。

代際合力型城鎮化容易帶來“天價彩禮”及其他高額婚姻成本。在北方農村地區，如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山西、甘肅、皖北等地農村，彩禮已高達二三十萬元，如果加上縣市房產首付，則一場婚接下來需要花費五六十五萬元。透過婚姻要價雖然提速了城鎮化，但同時也增加了農村年輕夫妻的家庭生活成本和壓力，這會使得他們即便有生育的意願、也不敢輕易再生多生。這些農村地區的年輕夫妻一般只生育兩個小孩，最佳搭配是一兒一女，而不再生育第三胎。

▍農民願生敢生能生的配套支援措施

為什麼年輕農民要城鎮化，特別是近十年來城鎮化意願特別高？年輕農民城鎮化的目的無外乎是享受現代化生活方式、優質公共服務，而最重要的是為子女提供優質教育。“八零後”、“九零後”父母較他們的父母更重視子女教育，而最近二十多年城鄉教育差距凸顯，農村基礎教育頹勢未有逆轉，平添了他們對子女教育的焦慮，使他們有加快城鎮化的壓力。

年輕農民要進城、在城鎮為子女提供優質教育，就必須充分調動和合理配置家庭勞動力資源，必須將中老年人納入子代家庭進行分工。最合理的家庭分工是，年輕夫婦外出務工，中老年人在家種地、照看孫輩，或者在城鎮照看孫輩。該分工使得家庭有兩個壯勞動力獲取務工收入。最不太合理的分工是年輕婦女在城鎮帶小孩即“陪讀”、年輕男子外出務工，及中老年人在家種地。該分工束縛了年輕婦女的勞動力，使家庭只有一個壯勞動力獲取務工收入，極大地降低了家庭收入水平。

那麼，在城鎮化背景下，既要讓小孩享受城鎮優質教育，又不能降低家庭收入水平，進而讓中國最有生育意願的年輕農民敢生能生，配套支援措施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推動以中心鄉鎮為基礎的城鎮化。當前農民城鎮化的主要目的地是縣城，縣級政府也透過加大縣城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建設吸引農民進城。但是縣城的房價、生活成本較高，又遠離村莊，需要一個壯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專門照顧就學的小孩。這使得年輕農民不敢生育三孩。但農民進城是必然趨勢。一個折中的辦法是推動農民在中心鄉鎮城鎮化，這種城鎮化方式與家庭的半工半耕分工模式相適應。中心鄉鎮的房價和生活成本相對較低，離村莊較近，中老年人可進城照顧孫輩、還不荒廢土地，年輕夫妻則能從容外出務工，實現家庭勞動力的充分調動和合理配置。

二是推動鄉鎮寄宿制“中心校”建設。鄉鎮最重要的公共服務是提供優質教育。發展鄉鎮“中心校”的好處，其一是可以集中優質教育資源，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其二是一個班級可以達到30至50人的基本教學規模，最佳化班級教學生態，這一點在村一級難以達成；其三是寄宿制學校可以解放農村壯勞動力，讓他們安心外出務工，週末祖輩可以接孫輩回家。鄉鎮中心校建設好了，提供了與縣城差不多的優質教育，年輕農民就不必須選擇縣城進行城鎮化。

三是取消中考階段的普職比。農村“八零後”、“九零後”對子女教育訴求普遍提高，在現有1:1普職比限制下，學生考不上高中就意味著只有就讀職高、中職、中專一條路，這使得教育競爭從高考提前到小升初考試，即考不少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也就與普通高校無緣。那麼，許多年輕農民為了讓他們的子女能夠接受好的初高中教育，就著力將子女送到縣城好的小學、初中就讀，還要陪讀、培訓，從而極大地增加了他們的教育投入，反過來降低了他們的生育意願。鑑於年輕農民對子女的教育需求，應取消中考普職比，逐步實行12年制義務教育，將一部分中職中專改為普通高中，一部分中職中專併入高職高專，在高考後才實行“普職分流”。這樣，年輕農民的教育壓力就不那麼大，他們也就願生敢生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