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了鴨綠江，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此拉開序幕。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的異國他鄉，書寫了太多太多的傳奇。可就在舉國萬眾一心之時，在國內大後方，卻有一個奸商，把摻雜玻璃片的熱水袋，過期的藥品賣給了前線衝鋒陷陣的志願軍戰士。這個惡貫滿盈的奸商，名叫王康年。
王康年，1924年生人，祖籍浙江杭州，天生頭腦靈活的他17歲便考進上海大亞電臺，成為一名電臺播報員，主要負責商品行情和商品廣告的播報，時間長了，對生意上的事情愈發瞭解。結婚之後在岳父的幫助下，王康年在西藏路的生吉里開起了雜貨鋪，做點小買賣。
後來，因為是戰爭時期，藥品逐漸成為緊俏的物資，西藥的行情大漲，王康年抓住機會，將百貨商店搬到北京西路434號的景星裡，更名為大康藥行，開始製藥販藥。他發現自己製藥不僅困難利潤還低，心生一計開始賣假藥，將玉米粉裝入阿司匹林包裝盒中對外售賣，坑害同胞。抗日戰爭之後，國內局勢動盪，經濟蕭條，生意自然也不好做，他把自己的西藥行搬到了漢口路456號308室，做起了西藥投機販賣，屬於空手套白狼，騙顧客支付定金，到期沒辦法交貨，長此以往，負債累累，不僅藥房經營不下去，王康年自己也被消費者不斷起訴。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聯合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對我們國家進行經濟封鎖，我國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那時候的西藥更是緊缺物資。在中國共產黨的扶持下，許多藥行恢復開業，王康年也混在其中，他重操舊業，不僅對過去犯的錯誤毫無悔意，反而更加猖狂。
他開始用賄賂、嫖娼等手段收買國家工作人員，給他開綠色通道。他騙到訂單後，偷工減料、製造假藥，拖延交貨有時候甚至不交貨，以此來彌補之前的虧空，而被他收買的國家工作人員因為自己有把柄在王康年手裡，不追加上報，只能做違心的做著他的替罪羊。
大康藥房的無良經營模式還曾被《解放日報》痛批，王康年的罪行被法庭歸結為兩點：騙取前線的高額購藥經費；貽誤傷員治療。這事情源於1951年，朝鮮戰場上，傷員數量不斷增加，中國的志願軍仍奮勇殺敵，而後的後勤軍火速趕往上海購買藥品，王康年打聽到這個訊息，邪意油然而生。
他的藥房並沒有治療傷員的藥品，王康年卻誇下海口，收了定金。到了12月中旬也就是交貨日期，王康年拿不出貨來，竟用冷熱水袋、玻璃片，甚至還有生鏽的醫療器械來拖延時間，藥房的員工提醒他店裡沒有志願軍需要的藥品，王康年說自己是已經託關係從國外進口，可他的真是目的是拿志願軍的貨款去還自己以前欠下的債務。前方的傷員們因為沒有藥物治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慢慢死去，讓人十分痛心。
《解放日報》隨即報道了大康職工等檢舉出來的王更多經濟犯罪行為，具體有以下幾點：
執意騙取志願軍購藥款
會計董淵的記錄顯示，部隊的後勤來大康購藥，王康年明知道自己手裡沒有部隊所需的藥品，但還是故意說謊聲稱自己有貨，收下貨款。董淵曾披露過，到了交貨的日期，工作人員查貨時發現還有一半的貨沒有到齊，於是上報經理，董問王康年怎麼辦，王康年滿不在乎，說自己心裡有數。從這件事就能看出王康年是蓄意以虛假合同套取志願軍貨款。除此之外，王康年還在藥行內口出狂言說“大康藥房”是幹部改造所。
藥行員工滕仲年和馬維善對王的揭發
他們說，後勤軍去店內，王豪氣送手錶，請吃飯。目的達到收到貨款，配置藥品卻偷工減料，用熱水袋等低價冷門貨搪塞，主要藥品不設法購進配發，二人問王時，王稱銀根緊，又用魚肝油等搪塞，最急需的 5 種消炎特效藥消治龍藥粉等，前線著急等不到藥品便寄信催促，拖延3個月，王只當沒收到信件，依舊不去進貨，毫不在意的用3億貨款做起投機生意。這兩位員工提供的證據也恰恰符合董淵的記錄，證明董淵所述皆為真實見聞。
藥行員工王祖蕃的揭發
部隊的後勤來大康買藥時，王康年將庫存積壓了很久的止咳糖漿，賣給瞭解放軍，足足有300磅。後來部隊發現質問王康年，他毫無悔改，吃不死人的東西，沒必要大驚小怪。職工馬維善也揭發，1949年王康年夥同他的哥哥偷制了200多磅偽藥假酊劑，全都賣給了某個機關組織。為了節約成本，他們將少量大黃酊劑中加入大量自來水。後來職工洪大鵬舉報，王康年還曾用海克山名冒充消發滅定，向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押匯，一共騙取銀行貸款15000萬元，到了還款期限不還。以上都是員工的真實見聞，他們所舉報的情況是高度可信的。
平原省志願軍榮康醫院
1951年10月該院到上海購買X光機，由於當時國營藥廠沒有貨，有人把大康推薦給了他們，王康年說自己有渠道，可以從香港英國發貨，五天就能到，還拿出了一臺機器做例子，經過層層批准，雙方在17日簽訂了合同，價格為 25000 萬元，買方於 5日內付清了貨款，大康開具了發票。過了規定日期，王康年仍然不交貨，兩方經過反覆的溝通，買方在四個月之後才收到貨，而且王康年並未履行合同上的義務——派人來除錯，而且這批貨還是殘次品，缺少兩支專用燈泡，沒辦法正常使用。醫院找大康技師夏雅倫請教，夏說，這個X光機市值就 18000 萬元。
受賄幹部的主動交代
某部隊的藥政處處長徐某曾經過另一個受賄人的介紹，從王康年的藥房進止血鉗，王康年竟然用普通器械冒充德國蛇牌，從中獲得的利潤高達2億元。曾經還有解放軍從大康採購外科器械，王竟用產科器械冒充外科器械來代替。還有如皖北衛生處兩三年中向大康購貨達25億元，大康未履行合同規定，該衛生處一直沒收到貨物。
類似的事情頻繁發生，光是登上報紙的就有10多起。據客戶揭發，王康年談生意時，請他們吃飯送禮物慾促成訂單， 對於有權有勢的人，王康年更是拼命巴結。王康年收買過蘇北衛生局長，請他吃飯加送禮花費 265 萬元，除此之外還奉上一輛機器腳踏車。後來，蘇北衛生局從王康年那裡訂購16 架顯微鏡，單價比市場價高出300萬元。所以法院判決王康年的諸多罪行中，第一項就是行賄罪，有85名行政人員曾受到王康年的賄賂，此案涉及到35個國家機關，受賄金額超過兩個億。
當年王康年被捕之後，公安機關就立刻介入此案件開始調查，讓以金城銀行等受害人上報自己被騙的貨款和未收到的貨物數量。同時，以金城銀行為代表的受害者也紛紛於2月15日向上海市人民法院提交申請書，控告王康年和三家運輸行串通好聯合欺詐他們，這些受害者要求法院對王康年和這些運輸行進行制裁並賠償。接著，金城粵行也透過廣州法院上訴，起訴王康年等。經過兩地法院協商決定，這兩起案件統一交由上海市人民法院全權處理。
這兩起案件涉案金額並不是一筆小數目，據悉大康藥房從金城粵行買單結匯人民幣103650萬元，向金城銀行上海分行續押人民幣24390萬元，這兩筆共計人民幣 128040 萬元。訴狀稱：“這些貨物大部分或全部均已被大康藥房私自提取。”另外有 17000 萬元被一家中庭藥房信用擔保提走，其實也是受大康指使，該藥房也有連帶責任。金城銀行只收到大概34800萬元的萬元的貨物。金城銀行上訴，認為大康這種行為屬於聯合欺詐，請求法院立刻將王康年緝拿歸案並索賠他們的損失。
被王康年和大康藥房曾欺詐的還有上海人民銀行營業二部，被騙金額高達5億元。王康年曾做假合同騙取顧客貨款，連部隊也不例外，志願軍被騙貨款高達 3 億多元。對於這種違反合同規定，長期拖欠物資的行為，被法院認定為“盜騙貨款”，大康藥房被拆封之後，庫存清單也隨之被曝出，買方所訂購的急需藥品，大康不僅沒有存貨，甚至都沒有訂貨的憑證，所以判定大康藥行用假合同盜騙貨款是有主客觀事實根據的。大康騙取貨款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皖北衛生所曾向大康付了億元貨款用於購買藥品器械等，早已超過合同期限而大康遲遲也不交貨。
許多相關單位，獲悉王康年被捉拿歸案後，立即和上海的公安部門和金城銀行取得了聯絡，如廣西醫藥公司於 1952年3月27日函稱：“已查知尚有顯微鏡等貨未交，價款值 7012.5萬元，盼速為處理賜復。”法庭經過審查發現，王康年所拖欠的貨物，直到案發前也沒有還上，包括血壓器、X光機、白喉抗素等，據法庭統計，王康年一共竊取國家財產26.1439082 億元。
據記載，王康年被捕到被處決時隔一年之餘，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王康年的案子一拖再拖，由於王康年的涉案金額非常之大，所以在他被捕歸案後，銀行和公安部門對大康的庫存進行了仔細的盤查。大康地處上海市老閘區，該區的增產節約委員會，於1952 年5月 17 日成立了大康藥房工作組“辦理善後整理工作”。尹毅華擔任組長，組員包括區幹部、華東醫藥公司、人民銀行、金城銀行和大康職工代表董淵等共八人。
工作組的工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清點庫存 ； 第二階段是查清賬單催收賬款 ； 第三階段是出售存貨。從二月初開始，工作人員已經開始清點剩餘的貨物，並進行估價，四月中旬完成工作。後來進行清查賬單及催收賬款，將收回的欠款全部存進人民銀行南京東路辦事處。之後，開始兜售庫存的藥品，防止過了保質期造成損失。金城銀行也將積壓的藥品對外出售，得到的貨款要先存入單獨的賬戶，不能馬上收回。後來大康剩餘的藥品的紛紛出售，所得資金全部存入人民銀行南京東路辦事處，等待處理。六月底，對於庫存藥品的兜售工作基本完成，工作組即報告：“至目前為止，大康兩貨棧存貨及銀行所掌握之大康押品，大部分都已經售出，所得的貨款去向如下：在南東人行辦事處存款約在 35000 萬元；金城出售押品所得貨款截至目前為 36173 萬元。”把這些貨款加起來，就是71000多萬元，即便加上沒有賣出去的，離認定王的詐欺盜騙款總額 26.1 億元也相差甚多。
大康在香港還有一批存貨，這批貨物涉嫌非法套匯，一直被扣押。王康年在香港的合作商是李世明。李世明為王康年代購過價值25萬元港幣的貨物，王支付了10萬港幣，最後金城香港行也參與進來，幫助調查。李世明只認王康年的親筆信，見信才肯配合金城港的行的調查。王康年最初是拒絕的，拖延很久無奈才寫下親筆信，信中寫道 ：“憑函囑將王君已付清款項貨物交由銀行暫為保管。”李世明這才同意給出了王康年在香港的存貨和賬單。
在這份證據中，王康年行騙的證據一目瞭然，存貨中包括化學試紙17箱，定金17000元，總價格50000元。存貨另一大項 HOF 行 X 光機 14 架，從德國進口，總價格8個億。剩餘的都是普通藥品，沒有所欠客戶的貨物。在香港進貨時，李世明說自己之前墊付了10.6422萬元，尾款還差52290.69 港幣沒有結清，他希望上海方面能還清欠款。當時港幣和人民幣匯率為 1：8200，10 萬港幣摺合成人民幣就是82000元，這些資產也可以認定為大康所屬。
令人氣憤的是，在這批香港的存貨當中，根本找不到志願軍所訂購的特效藥，更別提藥物的相關資訊。也就是說，大康收了志願軍的貨款，過了規定日期不發貨，但這批貨也不在大康的庫房裡。所以當時法庭判決中寫道：“王犯當時屬根本無貨，存心盜騙，獲得該軍價值 3 億餘萬元的訂貨款，在貨款到賬後，所訂購的消治龍藥粉、黃凡士林油、次蒼、消發滅定藥粉、氯儆素和血壓器等六種重要藥品器械，則從未洽購，其時前線急需曾五次催促交貨，至該軍傷病員遭到不應有的犧牲！”
這樣算下來，大康在上海和香港兩地的存貨最多也只有18人民幣億元上下，跟他的詐騙總金額26個億，少了將近三分之一。這個損失在當時對於我們國家是大到難以彌補的。有一些大康留在香港的物資，還欠商家貨款15萬港元，這批藥品需要在短時間內運回避免損失。與之前態度不同，在這件事情上，李世明態度非常積極，他直接和上海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取得了聯絡，表示自己願意合作，清算所剩貨物，儘快運送回國內。透過協商之後，這批物資由由金城香港行負責運送回國。王康年欠的債務的清算和大康員工的遣散，也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王康年從被捕到判決中間相差一年多的時間，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賄、偷逃漏稅、盜騙國家資財”等三項罪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汙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第四條第十款、第六條第八款判決王康年死刑，立即執行。
看到這，王康年劣跡斑斑的罪行不禁讓人髮指，少年郎空有一身豪情壯志，卻不用於正道。滔天大罪不可饒恕。“但願世上無疾苦，寧可架上藥生塵”，那些同樣豪情壯志，奔赴朝鮮戰場的志願軍同志，被資本主義的惡行所害，令人悲痛惋惜。
王康年的下場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倘若他能在全國解放後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在我黨扶持私有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本分賣藥，也必能有一筆不錯的收入。更何況抗美援朝時，前線醫療物資緊缺，他把自己貨真價實的藥材賣給志願軍。不但能有一筆更高的收益，而且也會留下光榮的美名。但利慾薰心的他卻選擇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最終讓自己身死名裂。所以說，做人還要腳踏實地，不要做天上掉餡餅的美夢，否則掉下來的很可能是一塊砸死自己的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