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戰爭中走來》一書中，作者張勝記錄了父親的這樣一段回憶：“總書記（指小平同志）找我去，給我打招呼：不要讓兩個老帥打架哦！”
這兩個“老帥”一個是聶榮臻元帥，一個是賀龍元帥。為什麼這兩個老帥要“打架”呢？
當時聶榮臻元帥擔任國防科委主任，由於身體不好的緣故，任命了一個常務副主任；賀龍元帥正在擔任國防工辦主任，他也任命了一個副主任。
從左往右為：聶榮臻元帥、賀龍元帥、小平同志
巧合的是，這兩個副主任是同一個人；更巧的是，這人不僅兼任了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的副主任，還是總參謀部的副總長。
這個多重職務在身，忙碌異常的人，就是張勝的父親，新中國的開國上將——張愛萍老將軍。
張愛萍其實一直有一個想法，想把國防方面的幾個部門撮合到一起，但是一直沒能實現，反而是在自己身上“聚合”了好幾個部門的事務。他這個給三攤都當管家的人，只好到處拳打腳踢的協調。
張愛萍將軍
另一位國防科委副主任劉西堯記得，有一次在北戴河開工作會議的時候，晚上他和張愛萍一起到海邊散步，張愛萍就“吐槽”道：“別看他們洗海水澡高高興興的，上了會吵得可兇了！”
可見，小平同志叮囑“不要讓兩個老帥打架”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張愛萍將軍在國防方面的成就和經驗有目共睹。1977年7月，小平同志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曾經希望他出任軍委秘書長協助自己工作，沒想到張愛萍堅決推辭了這個升職的機會，轉而推薦了羅瑞卿。
他說，自己從1956年就開始協助聶榮臻元帥抓國防科技工作。當時國家的高階幹部中搞軍事行政工作的人多，搞武器裝備、抓國防科技的人少。他表示，自己爭取再幹三年，把我軍裝備搞出個樣子來，然後交給小平同志！
羅瑞卿大將
說這話的時候，張愛萍剛剛確定了國防科委的“三抓”計劃：抓洲際導彈、潛地導彈和通訊衛星，並向中央軍委立了軍令狀，保證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來。
這個特殊的“兩彈一星”歷史任務，是張老將軍人生中的最後一搏。此前，他已經見證過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爆炸，在他看來，再完成這樣一項偉業，就是自己功成身退的時候了。
我黨的大部分高階幹部都是從無產階級中走出來的，很多人多年帶兵打仗都是靠經驗，什麼兵法之類的都是後來才學的。
多年打仗、學習軍事理論，對軍事行政工作都還比較熟悉，但換到國防這一塊，特別是涉及到科技之類的，專業人才就很少了。就連張愛萍，實際上也是被“逼出來”的。
張愛萍將軍
張愛萍1910年出生於四川省達縣的一個富裕農民家庭，他讀過私塾、小學和中學。
他的中學班主任是一名中共早期的地下黨員，在老師的影響之下，張愛萍對於共產主義有了很深的理解和憧憬。1928年，經由自己的班主任和另一名黨員老師介紹，張愛萍成為了一名中共黨員。
張愛萍有著比較深厚的國學基礎，巧用兵法打仗也很有一套，這些“技能”讓他在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屢建奇功；讓他可以經常賦詩慶祝紅軍的勝利，成為紅軍之中有名的儒將。但他對化工業的瞭解還是無限接近於零。
因而，當陳毅元帥在1961年喊出那句著名的口號：“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的時候，張愛萍絲毫沒有覺得和自己相關。
陳毅元帥
直到陳毅老總找到他，把摸清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交給他的時候，張愛萍也是有點懵的。
他說：“我只知道皮蛋、雞蛋、山藥蛋，不知道原子彈”。
陳老總“熊”了他一句：“誰一生下來就會的？”
任務在身，就算對這方面再陌生，也要慢慢熟悉起來，這是一個老一輩革命家的責任和擔當。於是，張愛萍認認真真開始從零學化學。
他甚至在家裡飯廳的牆上貼了一張門捷列夫的元素週期表，其中用兩個醒目的紅圈標出了鈾的兩個同位素：鈾235和鈾238。這是原子能工業中的重要元素，張愛萍以此來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自己的任務。
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搞出原子彈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1960年7月16日，蘇聯單方面撕毀了和中國的所有協議，停止了援助中國原子能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協議，將在華專家全部撤走，終止一切原材料供應，給中國剛剛起步的原子彈研究一記重拳。
張愛萍接過了這個艱難的任務，開始代表中央和軍委實地調查中國的原子能工業情況。
一個月後，調查報告出爐，張愛萍非常有信心地將原子彈完成時間定在了1964年，給中央打上了一劑強心針。
這份報告堅定了中國在困難之中也要自主研發原子彈的決心，也是走出了中國自主研發核武器的重要一步。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批示統一成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中，張愛萍的名字赫然在列。這意味著他成為了原子彈研製委員會中的一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員。
毛主席與張愛萍
只要接過了這個擔子，張愛萍就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讓黨和人民失望。他首先為自己找了一個助手，這個助手的要求很高：懂管理、在科技方面是內行。
也就是說單純的管理者也不行，單純的科學家也不行。最終張愛萍選中了劉西堯——武漢大學物理系畢業生，是我黨領導幹部中少數稱得上“內行”的人。
張愛萍選中的另一個助手是張震寰，北京大學畢業，可以講解原子彈一般原理、愛因斯坦相對論等，是有名的“知識型將軍”。
張震寰將軍後來在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第一臺巨型計算機研製等重大國防科技工程中都擔任了一線指揮。
如今我們看到的紀錄片中，原子彈爆炸試驗前讀秒的聲音就是張震寰將軍的聲音。
張震寰與錢學森（右）
張愛萍非常獨特，也是對工作非常有利的一點是：他很尊重科學家。張愛萍深知，自己這種五十歲了才開始學元素週期表的人，是沒可能在原子能工業的科學專業領域有所成就了，專業的事情還是要專業的人來幹。
因而他非常尊重科學家，每次都以求教和做朋友的姿態和科學家們溝通，從不擺領導的架子。
我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之一、被譽為“中國工程科學界支柱性科學家”的朱光亞就曾經受到了張愛萍將軍非凡的禮遇。
有一次張愛萍到核武器研究所拜訪朱光亞的時候，時年37歲的青年朱光亞非常尊敬地對待這名已經51歲的副總參謀長。
他率先說道：“我把工作情況向您彙報一下。”
沒想到張愛萍打斷了他的話，說：“我不是來聽你彙報的，我是來向你請教的。”朱光亞連聲說“不敢”，張愛萍誠懇地說道：“我只懂皮蛋，不懂原子彈。不懂又怎麼擺弄它呢？”
張愛萍(中)與錢學森(左)、朱光亞
從這一件小事中就能看出，張愛萍將軍是非常尊重，而且理解科學家們的心理活動的。憑藉這份理解，加上他常年做群眾工作練就的口才，張愛萍將軍在動員科學家方面是一把絕對的好手。
我國最早開始原子彈研究的時候，是在荒涼的青海沙漠腹地，條件十分艱苦。老一輩的科學家們回憶的時候，都記得那裡的漫天黃沙，就連睡覺都睡不好。這樣艱苦的條件顯然無法“吸引”科學家們，但張愛萍的動員報告打動了他們。
張愛萍說：“人來到世上，無非兩條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們就留下；要做事的，你們就跟我走！”
一席話，使得所有想為國家做點事的科學家們拋棄了原本雖然不富裕但也算安逸的生活，拋下了父母、妻兒，隱姓埋名在戈壁灘上奉獻了一生。所謂青山埋忠骨不外如是。
張愛萍
當然，張愛萍將軍並不是在“忽悠”科學家們，他是真心理解科學家，並且和“兩彈一星”中的很多元勳科學家都成為了好朋友。
“兩彈元勳”鄧稼先先生患直腸癌做手術的時候，時年75歲的張愛萍將軍拄著柺杖，忍著傷腿的疼痛，在手術室外靜候了五個小時，可見兩人之間的真情。
1962年確定原子彈上馬並且由張愛萍組織試驗的時候，小平同志曾經對他說過一句話：“你們大膽地去幹吧，成功了是你們的，失敗了是我們書記處的。”
這句話對張愛萍的影響很大，也給了他非凡的勇氣和信心。不僅如此，他還“活學活用”，用類似的話來鼓勵科學家們勇於創新、大膽試驗。
他經常對科學家們說：“成功了，成績是你們的；失敗了，責任是我的。”
其實不是“責任歸誰”的問題，這句話出口，更多的是一種支援，一種信任，一種願意同進退的心。小平同志用這句話安了張愛萍將軍的心，張愛萍將軍用這句話給了許多科學家決心。
小平同志
動員科學家們在戈壁灘上努力實驗的同時，張愛萍也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早年的“兩彈一星”研製過程中，他摸索出了“兩條指揮線”：一條是行政指揮線，主要做組織保障工作；另一條是技術指揮線，設立總工程師放手由科學家來擔任。
這“兩條指揮線”最大程度保證了外行不會干預內行的工作，提高了研究和試驗的效率。
除此之外，張愛萍又建立了“科技委”制度，在總裝備部、航天部等以科研為主的單位裡成立由科學家們組成的“科學技術委員會”，是同行政單位平行的一個科學決策機構。
科技委給了科學家們表達意見的平臺，在專業的工作上，科學家們也可以充分享有指揮權和領導權。
“兩條指揮線”和“科技委”這兩個制度延續至今，成為了張愛萍老將軍留給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的寶貴遺產之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時，張愛萍將軍作為前線總指揮，親眼目睹了原子彈爆炸成功。隔年，中程導彈試驗成功；又過一年，兩彈結合成功。
張愛萍在原子彈爆炸現場
這意味著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核盾牌”。這三項實驗中都有張愛萍的身影，因而國防科工委曾經流傳這樣一句話：“無論什麼試驗，張愛萍到場肯定成功”。張愛萍“福將”的地位從1960年的第一發導彈開始就奠定了。
對於這個稱呼，以及“如何成為福將”這個問題，張愛萍的子女曾經向他請教過“秘訣”。張老將軍說：“沒有竅門，一是下去，二是過細。”
這個“下去”指的是親臨現場。周總理曾經要求過，最高指揮者必須親臨現場；“過細”也就是仔細，這也是周總理說的，要做到對關鍵環節事無鉅細、事必躬親、心思如發。
周總理
張愛萍很好地踐行了這些話：每一次發射試驗之前，他總是提前一個月就到位，參加上好幾次協調會，一個部門一個部門擺問題，當場拍板決定。
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回憶，張愛萍做事非常細緻。後來他身體不好的時候，帶著氧氣瓶子也要下去檢查，每一個焊點、每一個螺絲釘、每一個零部件都要檢查到。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原子彈模擬實驗的時候，他發現按鈕按下去的時候，錶盤上有一個指標抖了一下。張愛萍不太知道是不是正常情況，就追問身邊的人怎麼回事。
當時所有人都覺得電錶沒什麼問題，但張愛萍就硬要追根究底，查一查為什麼電錶指標會抖，最終才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一個虛焊點。
張愛萍抓住的這個細節，往小了說避免了資料的偏差，往大了說可能就影響了實驗的成功與否。
張愛萍將軍穿著防輻射服裝
還有一次，在東-5航天運載火箭發射之前，檢驗部門發現油路上有一個不明陰影。當時在現場的張愛萍堅決要求查清，最後是七機部的一個部長親自爬進了發動機倉裡，拿著檢查胃鏡的儀器仔細檢視，發現原來是一根鞋帶。雖然不是什麼大東西，但如果堵住了油路，後果不堪設想。
這麼大的問題惹得張愛萍大怒，他吼道：“不是規定不允許帶任何東西進來嗎？”鞋帶原本是不算故意帶進實驗室的東西的，但是自從這次險些釀成事故之後，直至如今，該處都嚴格執行著“解鞋帶”規定。
正是張愛萍的細緻，使得他成為導彈研製和發射中的“福將”。
在張勝撰寫的書中記錄了這麼一段：有一次張愛萍和葉劍英見面，葉劍英告訴他昨天發射的一顆返回式衛星起飛20秒就墜毀了。
葉劍英元帥
實驗中難免有失敗，可是如果失敗過後沒有很快迎來成功，就必然意味著有大量的時間、精力、金錢在其中浪費掉了。
1974年10月，張愛萍短暫復出了7個月的時間。就在這短短的七個月裡，他將原本是國防尖端，當時幾乎是敗家子“養殖場”的七機部公開整頓了一番。
他寫下“摧枯拉朽邪惡鎮，還我舊時精神”的句子，花了兩個月將七機部還原成了科研、生產有條不紊的樣子，搶回了大量失去的時間。
“搶時間”對於當時的國防科技來說太重要了，原本很多計劃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拿出來的武器，在當時都耽誤了。
1975年4月25日，張愛萍在七機部第一研究院召開的方案論證會上，為了加強打架的緊迫感，將這一次會議和今後的工作都直接取了一個名字——搶時間。
在張愛萍團結起來所有科學家和工人的“搶時間”政策和口號下，1975年下半年，我國的國防科技終於又見開花結果：7月26日，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發射尖兵一號衛星圓滿成功；10月27日，第二次地下核試驗爆炸成功。
最大的成功在11月29日：我國第一個返回式探測衛星發射和回收成功。不久之後的12月17日，有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因為三顆衛星的發射成功，1975年被人們喜氣洋洋地稱為“三星高照”之年。這樣的年份在中國航天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長征二號運載火箭
1977年，張愛萍再次復出，開始抓他向小平同志提出的新“兩彈一星”：洲際導彈、潛地導彈、通訊衛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洲際導彈。
在美蘇都有洲際導彈的情況下，特別是當時中蘇已經處於非常明顯的對抗形勢中，蘇聯的洲際導彈對中國威脅相當大。
中國的核打擊能力只夠得上蘇聯的亞洲部分，而蘇聯的核打擊能力可以針對中國全境。當年沒有按時造出洲際導彈，毛主席幾乎急得睡不著覺。
此次張愛萍原本是不打算再次“復出”，在國防科技中擔任重要職位的。但是小平同志也好、葉劍英也好，都相信只有張愛萍才能最快、最好地完成這個任務。
因而，兩人苦勸他出馬、最終，張愛萍還是向自己深愛的祖國妥協了。
從左往右依次為張愛萍、餘秋裡、楊尚昆
張愛萍再次走馬上任後，首先就重提研製遠洋測量船的問題。洲際導彈的射程一般在一萬千米左右，想要讓洲際導彈命中目標，就必須有海上測量船。
這一想法早在1965年的時候張愛萍就提了出來；1972年4月討論“718”工程問題時，錢學森也提到研製洲際導彈必須搞全程試驗，必須建造遠洋測量船。
然而，遠洋測量船的計劃提出這麼多年，一直都處於耽擱狀態。1977年洲際導彈已經先後進行了陸上低彈道、高彈道和衛星彈道的成功試驗後，遠洋測量船的船體剛剛完成，有些重要部件還杳無音信，這就意味著“全程試驗”缺了重要一角。
當年9月21日，張愛萍宣佈：各系統必須在1979年12月31日24時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超過這個時限的，他只能學諸葛亮了——揮淚斬馬謖！
錢學森
在接下來的兩年多時間裡，張愛萍深入各系統督導調查，協調各環節準備工作。在1979年底的時候，洲際導彈的所有發射準備工作終於按期完成。
在“細節控”張愛萍的把控下，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時，東風-5彈道導彈在酒泉發射中心點火發射，以20倍超音速的速度掠過我國大陸，在飛行約30分鐘後精準擊中預定目標。
潛水員用5分20秒的時間就成功撈起資料艙，宣告中國向南太平洋發射洲際導彈任務圓滿成功，世界為之震驚。
“福將”張愛萍這一次沒有失去他的“福氣”。當遠洋測量船完成任務勝利歸來時，葉劍英和張愛萍一同趕到吳淞口歡迎，同凱旋的英雄們合影留念。
此次發射之後，蘇聯對中國施加的核戰爭威脅徹底失效，中蘇關係至此趨於緩和。
張老將軍踐行了自己的諾言。從1977年到1980年，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心願，也為中國的國防科技作出了足夠的貢獻，他向小平同志和中央軍委寫了辭職報告。
但當時的國防科技情況還不允許這名有經驗的老將退休。直到1987年張愛萍再次請求退休時，他的報告才被批准。
報告批准的第二天，張愛萍就讓人把自己的辦公室撤掉了。所謂“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大概就是這樣的態度。
張愛萍老將軍前半生在戰場戎馬，後半生也在我國的國防實驗室中“征戰”。憑藉自己的能力，他無論在哪一個“戰場”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不是“福氣”的結果，而是他嚴格把控細節的結果，是他時刻謹記自己的責任，從來不放鬆對自己、對實驗的要求的結果。而這，時至今天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