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年中至今，中美貿易戰是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的焦點所在，美國經歷了兩位總統，但硝煙依舊未盡。
三年來，雙方就進口對方產品徵收的關稅，以及輪流在兩國舉行的多次貿易談判，均牽動市場的投資神經。
隨著新冠疫情的肆虐與美國國內危機加深，經過多番努力，中美最終達成一些共識，並於去年簽署初步貿易協議，但目前雙方依舊劍拔弩張，中美貿易戰沒有根本性結束。
之前很多人認為，貿易戰只是特朗普的政治見解，美國只要換個總統，中美就能回到貿易戰之前的“親密”關係，可是現在拜登都上臺這麼久了，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美夢也該醒了。
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不會散，因為貿易戰只是中美三大根本性矛盾的一個表現形式而已。
而這三大矛盾是事關全球秩序的生死矛盾，是千百年來國際政治殘酷的無解之題。
一、一山不容二虎的地緣政治矛盾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看似是個瘋狂的政治素人，實際上有強過民主黨總統的戰略眼光和手段。
早在上臺前，特朗普已多番提及中美貿易問題，提前佈局，將對華地緣政治擔憂巧妙找了一個貿易失衡的殼子。
他以此作為爭取選民的議題，既能用切身利益拉攏選民，又能達到其戰略目標。
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以關稅和新的貿易協議為手段，其聲稱的主要目的是減少美國的外貿赤字，並從外國奪回製造業的工作崗位。
然而，數年下來，這兩方面的成績其實都乏善可陳，但美國還是要將其繼續下去。
拜登上臺後，面對一個撕裂的美國社會，要在兩黨和不同的利益集團中找尋共識，最方便的是製造和麵對同一敵人，放大地緣政治擔憂。
在特朗普和他的謀臣，如蓬佩奧、班農、納瓦羅等經營了四年後，美國人普遍對中國存有戒心甚至敵意，拜登及他的內閣都明白中美貿易戰是前朝的“禮物”，也不會急於收拾。
所以可以看到，貿易糾紛並不是美國戰略考量的全部，擔憂中國在地緣政治中取代自己，才是美國總統的首要關注點。
大抵而言，中國從1970年代之末，改革開放以來，得以豐沛勞動力之優勢，逐漸取代其他傳統美國、日本與東南亞的生產基地，成為世界工廠。
以此物質基礎，經過二十一世紀初黃金十年的發展，中國從2010年代以來，形成了全方位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能力，中美兩國之間在縮小差距，中美兩國整體上和其他國家拉開差距。
美國其實有很大的失去霸權恐懼症，對自己人也是這樣。
在二戰後，一方面領導西方陣營國家建立國際貿易秩序，為瘋狂圍堵社會主義國家，透過外交、經濟及軍事的外援，建構起外交上的友邦，同時也形成產業發展與貿易上的相依夥伴。
另一方面，美國也同時防範養出足以挑戰美國經貿地位的夥伴，特別是在半導體革命帶來的高科技產業方面。
1970年代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挑戰為首波，1980年代後期，美國、日本半導體的貿易戰，更是慘烈。
美國絕不容許自身優勢受損，1985年五大工業國G5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強迫日元大幅升值，東亞其他各地區如我國的臺灣、韓國等貨幣也應聲升值。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開始被美國掌控，日本更是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直到今天。
美國對自己小弟尚且如此，相對於80年代之“內部矛盾”的恐日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則屬於全球性的和全方位的。
1997年，美國看到中國隱隱有崛起之勢，於是鼓動索羅斯操縱亞洲金融風暴，想透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撬動香港，進而威脅中國經濟發展。
被朱總理的貨幣政策挫敗，隨後美國的精力被恐怖主義分散，中國獲得了寶貴的視窗期。
這二十年，是肉眼可見的美國在地緣政治上衰落的二十年。
2017年1月，川普以“美國再偉大”為政見，當選美國總統後，自然是要明著和中國搶地緣政治資源，全球政治逐步進入新的保守主義時代。
無論如今拜登怎麼操作，中美貿易戰後續發展如何，客觀上看，中美關係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
換言之，全球地緣政治秩序不可能再恢復中美蜜月期的景象，國際間的實力對比在物理上發生了徹底變化，中美地緣政治矛盾是結構性的。
二、事關“國本”的制度自信之爭
如果說地緣政治之爭是中美硬實力的矛盾，制度自信之爭就是更本質的軟實力之爭。雖然我們從來都是堅持不會輸出制度，但美國就是不相信。
近些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出現明顯的負面轉向，而這種轉向其實在特朗普總統2017年入主白宮之前、2018年發動貿易戰之前就已經發生。
從2015年開始，時任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中國問題首席戰略家、國家安全委員會白宮高階戰略規劃師羅伯特·斯帕丁准將（Brig Gen Robert Spalding）就帶領一個團隊，試圖制定一套新的美國國家安全策略來應對中國的影響力。
斯帕丁准將在五角大樓的工作成果就是2017年12月國防部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是特朗普政府任期內釋出的第一份國防報告。
特朗普以商業巨人身份於2016橫空而出，當選美國總統。其競選口號“讓美國再偉大”，一語道破中美建交以來，中美製度自信的此消彼長。
美國與中國建交以來，主流思潮認為透過與中國經濟貿易往來，帶動其經濟發展。隨著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提高後，西方那一套制度思想自然會滲入中國社會，讓中國製度變成美國製度，同時不會危害美國戰後乃至冷戰結束後的全球霸權地位。
在此理念下，美國一直持續其連結中國全球化的政策。克林頓與布什政府繼續以更大幅度開放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
2000年10月，克林頓總統正式簽署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法案，終止了20年以來依《1974年貿易法》對中國的逐年審查再給予最惠國待遇的政策。
2001年WTO透過中國入會案，布什總統宣告，隔年1月1日，中美兩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正式生效。
那時候的美國對自身制度是懷有毋庸置疑的自信的。
此後，中國在國際貿易分工地位快速攀升，經濟持續以二位數的速度成長。
美國在9·11恐襲事件後，在軍事上開始窮兵黷武，2008年金融危機後，在經濟上面臨里根經濟學的徹底失敗，其制度的正當性和號召力開始下降。
與之相對的、隨之而來的崛起的中國，卻在黨的帶領下發展出一條自己的道路，逐漸實現了中華民族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這終於在奧巴馬時代引發中國威脅論之恐中情緒的再度爆發。
美國對自己的“國本”不自信了，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拜登維持貿易戰，其實也是想讓中國“看上去不那麼成功”，降低中國模式的吸引力。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中國發展圖鑑（China Power Project）總監葛來儀（Bonnie Glaser）表示，中國的制度正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吸引力，這種制度與美國的制度在根本上是互斥的。
但接納中國價值觀的國家和政客越來越多，美國必須建立“價值觀同盟”，對抗中國的制度。
葛來儀的論述在後來變成了拜登的外交政策基石。
三、新人類紀元的科技主導權焦慮
美國是科幻小說最繁盛的地方，也最瞭解“新人類紀元”的主導權是以科技為基石的，而且科技的龍頭老大隻能有一個。
如果說地緣政治和制度自信是中美貿易戰背後的宏觀考量，那科技焦慮就是最直接導火索。
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實際上掩蓋著兩國之間最具體的真正競賽，亦即科技競賽。
透過科技來促進經濟增長和權力增加，是全世界國家都知道的不二法門。
但是除去個別國家擁有個別科技領域的優勢，真正掌控大規模科技優勢的只有中美兩國，中國不如美國，但遠強於他國。
換言之，中國是美國在科技主導權上的唯一對手。
或許某一天，貿易戰會平息，但科技戰很可能會繼續下去，因為一切皆關乎科技。
據研究統計，自2018年7月起被美國徵收關稅的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中，有多達60%直接或間接與科技及高階製造業相關。
至於2020年9月開始生效的新一輪關稅則涵蓋智慧手錶、智慧揚聲器、藍芽耳機和其他科技裝置，這些商品在前幾輪關稅中未被包括在內。
然而早在貿易戰開始之前，從奧巴馬時代中美兩國在科技方面已一直存在摩擦。中國的大型科技公司相繼遭到美國製裁，首當其衝的是中興和華為。
2018年，美國收緊外國投資美國科技公司的條件，導致該年中國在美投資驟降超過80%。
涉及機械人、航空、工程和高科技製造研究等領域的中國留學生亦受影響，需面臨更嚴格的簽證審查。
此外，美國憂慮中國獲得更先進的人工智慧 (AI)技術，導致國內有聲音呼籲加強對出口此技術的控制。
隨著兩國在這一領域的競爭愈演愈烈，科技的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數十年來，美國憑藉其在軍事、貨幣和科技三大支柱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牢牢佔據全球超級大國這一地位。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否具備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的條件？
短期內，美國在前兩大支柱受到挑戰的機會甚微，原因是其國防預算遠超中國，而貨幣方面，美元佔全球儲備體系的60%，而人民幣僅佔2%。不過，作為第三大支柱的科技已成為這兩個趨同權力之間的首個真正戰場。
中國政府於2015年啟動《中國製造2025》計劃 (MIC2025)，以科技和創新為動力，實現經濟再平衡，讓中國實現以生產力來推動增長。
龐大的研究和發展(R&D)開支支撐著中國在科技領域的進步。
中國的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比重為2.1%（原計劃於2020年把有關比重提高至2.5%），高於歐元區平均的1.9%，按絕對數值而言僅次於美國。
如此龐大的研發投資令中國得以在創新產出方面迅速迎頭趕上。
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一直透過科技進步推動經濟朝高增值的方向發展。
近年來，鋼鐵、水泥和採礦等舊工業，與機械人、汽車和半導體等新工業之間的工業產出出現明顯差距。
對外方面，中國20年前是世界工廠，是服裝、玩具和塑膠品等低增值產品的主要出口國，但現時則主要生產手機、計算機、汽車和半導體。
高科技工業的急速增長催生了阿里巴巴、騰訊、百度、華為和大疆等公司，這些不僅是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公司，而且更開始與亞馬遜、Facebook、Google和蘋果公司等巨企在全球舞臺上競爭。
中國目前在科技領域的優勢，主要體現在能夠在傳統工業、共享經濟和電商等以規模帶動的領域，高效應用新科技，並在此方面無人能及。
美國不會拱手讓出科技霸主寶座，貿易戰給了美國“正當”渠道打壓中國科技發展，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用起來都樂此不疲。
即便孟晚舟已然獲釋，但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卻絲毫沒有手軟，披著貿易戰之皮的科技戰似乎仍將繼續，預計這場戰爭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在許多領域，中國多年來已是美國的強勁競爭對手，儘管還不是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但已經開始習慣平視美國了。
由於三大矛盾的真實存在，可以說中國是自19世紀以來，美國所面臨的最強大的對手。
也許在未來幾十年中，在重塑國際秩序的過程裡，雙方都將要處理這種競爭關係，反而貿易戰本身並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時代的根本性鬥爭。
繫好你的安全帶吧！這將是個動盪的旅程。而且，一切才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