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一天，一艘由上海開往廣州的客輪在經汕頭至香港途中遇劫，乘客的錢財衣物被洗劫一空，人被分別鎖在各自的艙房內。而匪首卻正在清點所劫物品。突然，一封書信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信是時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的伍廷芳寫給其乾女兒張竹君的，由此推之，這張竹君十有八九是在這艘船上了。
匪首頓時大驚，立傳嘍囉查詢此信來由，隨即親自來到一間住有兩位女客的艙房內，詢問她們之中是否有張竹君其人。當他得知這兩位女士一位是伍廷芳的夫人何女士，另一位則正是他所要打聽的張竹君本人時，馬上一鞠到地，惶恐萬分地說：“驚擾了兩位老人家，罪該萬死，還請海涵！”又說了許多仰慕和賠禮道歉的話後，方才畢恭畢敬地退出艙房，並立即吩咐嘍囉把所劫何、張二人衣物原璧奉還，還派人守衛艙門，不準手下入內騷擾。
臨率眾離船之際，匪首唯恐他們走後別人見何、張二人未受損失而懷疑她們與海盜有什麼瓜葛，還特地將船長、司理及部分乘客召集在一起，當眾宣告道：“你們船上有兩位貴客，一位是伍廷芳夫人，一位是張竹君醫生，都是廣東著名的好人，我們對她們特別尊敬！這次，我們為了生活，向各位挪借了一些財物，實在是萬不得已的事，使大家受了損失，並使她們兩位長者受驚，本人感到非常抱歉！現在，我們為了表示敬老尊賢，沒有拿她們的一針一線。我馬上就要離開這裡了，希望你們大家好好照顧這兩位老人家……”。
為什麼這些專事掠奪他人財物的海盜竟然會對何、張兩位弱女子如此崇敬呢？
這顯然不是因為他們與伍廷芳沾親帶故的緣故，因為伍廷芳雖時為民國重臣，滿清時曾歷任過駐美洲諸國的公使，但天高皇帝遠，未見得就能使群盜懾服，更何況當時正是護國戰爭時期，兵荒馬亂，群雄並起，有槍便是草頭王，又犯得著誰怕誰來嗎？從匪首發現張竹君的私人信件後態度立變的情況來看，海盜們的此番舉動，完全是出自於對何、張個人的欽佩，尤其是對張竹君人品的敬仰。
那麼，這張竹君又是何許人也，為什麼竟會具有如此驚人的感召力呢？
原來，張竹君是清末民初活躍在廣州、上海兩地的奇女子。她原籍廣東番禺，父親是清朝的三品京官，早年從父命就讀於美國長老會所辦的廣州柔濟醫院附屬之夏葛女醫學堂，於1900年以優等成績畢業從醫，以醫術高超，待人和藹為世人所敬重，更以思想解放、急公好義，熱心社會福利事業而獲“女界的梁啟超”之稱。她的善行義舉，時人有口皆碑。
她在柔濟醫院行醫時，曾於醫院之外附設福音堂一所，每逢星期六及星期天，廣招親友多人，在內宣揚基督教義（她本人是基督教徒），間或批評時政，鼓吹維新學說，於是城中教育界及報界中人大為傾倒，以至座中知識分子及非基督教徒幾佔半數，其號召力可想而知。又開廣東女學之先聲，首創育賢女學以倡女權，一時粵中名士奔走其門，隱然執新學界之牛耳。
她終生懸壺濟世，曾集資先後建褆福、南福兩醫院於羊城，1904年赴滬後，又建立醫院數所，均以救人為宗旨，每遇貧病，其診金、藥費，手術費等，均予酌減，乃至免收。故雖忙碌終日，往往入不敷出。而她卻毫不在意，由於譽聲鵲起，每遇公益事務，除自己親往勸捐募款外，還常常為之奔走呼籲，即招非議，也不改初衷。
她交遊滿天下，著名者如胡漢民、馬君武、李平書、伍廷芳等與她均有過從，其中自不乏愛慕之人，求婚者、牽線者大有人在，她卻持獨身主義，一貫始終。雖終生未嫁，卻兒女滿堂。每逢節假日，家中總有不少青少年圍繞著她，親切地叫她“爸爸”。他們都是她從小撫養大的孤兒，由於她認為自己對於這些孤兒，並無生育關係，只盡了一些撫養責任，倒像一個父親，所以要他們叫她“爸爸”。
凡此等等，這樣一位濟世救人的慈善家，受到芸芸眾生乃至天良未泯的海盜的尊重，應當是不足為怪的事。可誰又會料到，這位溫文爾雅，菩薩心腸的大家閨秀，竟也曾有過效命沙場救死扶傷的傳奇經歷呢？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在武昌舉行武裝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訊息傳開，全國震動。應武昌起義軍的緊急邀請，時在香港的同盟會著名領導者黃興立即偕同夫人徐宗漢兼程赴滬，準備由滬轉赴武昌領導革命。
但清政府為防止革命黨人進入武漢，在長江沿岸設定了重重關卡，盤查特別嚴密，像黃興這樣素為清政府視為“元兇巨惡”的重要黨人，要想公然過江，根本是不可能的。但當時武漢的戰事又十萬火急，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北洋清軍的頻頻進攻，武漢革命軍急盼對清作戰經驗豐富又深孚眾望的黃興去坐鎮指揮。
正當黃興為此焦急萬分時，夫人徐宗漢突然想起正在上海行醫的張竹君來。徐宗漢本是兩廣總督署洋務委員李慶春的兒媳，因丈夫早逝，年輕守寡，與時在廣州的張竹君為手帕交，當年張在廣州開辦醫院、學校，常因經費困難而求助於徐，徐從不拒絕，常常變賣珍飾資助，並在張竹君的開導和勸慰下，出來協助張工作，漸而改變人生態度，傾向革命，後與黃興邂逅，在1910年廣州黃花崗戰役中，曾冒生命危險為黃興侍奉湯藥，遂結為優儷。鑑於兩人以前的友誼及張竹君對革命一貫所持的同情態度，徐宗漢向黃興提議去找張竹君設法，黃興欣然同意。
結果不出徐宗漢所料，張竹君慨然應允。當時張乃上海紅十字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遂決定以紅十字會名義，邀約中西人士，組成救護隊前往武漢服務。一切準備停當後，10月25日，張竹君親率救護隊乘船溯長江而上，黃興、徐宗漢則分別喬裝成救護員和護士隨隊出發。途經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等埠時，均有清軍偵緝人員上船盤問，由於張竹君應付得體，打的又是紅十字會的旗號，故一路上平安無事，於10月28日抵達漢口。由於戰事激烈，船主宣稱江中各輪均需遠離，黃興等遂另乘木筏直駛武昌，而張竹君則率隊匆匆登岸。
當時漢口革命軍戰鬥失利，一路所遇皆逃難之人，車得當地紅十字會代表馬醫生接待，張竹君等好不容易才到達駐地聖公會。因是非常時期，其住宿、醫療條件之差可想而知。但張竹君表示，但求盡我天職，其他均非所計。正當他們安置行裝之頃，即有漢口軍政分府專使尾隨而至，敦請派員去搶救一名身負重傷的標統（團長）。張竹君遂率幾名助手奮勇奔去。 5裡多長的路程，本已使這位從小生長在大城市、身體瘦弱、出門非車即轎的千金小姐不堪負荷，但當她看到沿途倒地的受傷士兵和群眾在輾轉呻吟時，頓時忘記個人勞累，即行施救。待到軍政分府，已搶治傷員30多人。
待她回到聖公會時，候診者又有50餘人，她滴水未進，旋又投入治療，並派人到炮火正猛的大智門搶救受傷戰士。就這樣，在震耳欲聾的槍炮聲中，在血腥味、火藥味和各種藥品味混雜的臨時救護所裡，張竹君和她的隊員們日以繼夜地忙碌著，飢腸轆轆，秋霜襲人，從10月28日一直忙到11月2日。其中辛苦，可想而知，但張竹君卻從不自誇，在當時的日記中僅寫了這樣幾句話：“無日不有受傷者送診，稱藥量水，日夕大忙”。
由於清軍馮國璋部隊放火燒城，革命軍被迫放棄漢口，退守武昌。因火勢蔓延，張竹君乃遷至俄租界會診，但仍時過武昌工作。每逢渡江時，常有流彈掠頭際而過，她亦無所畏懼。當時漢口、武昌之間只有一小客輪來往，一日二次。張竹君為爭取時間，於是自僱小舟過江。長江水面遼闊，風高浪急，小舟時有被顛覆的危險，更何況清軍佔據漢口後，對渡江行人盤查甚嚴，除在碼頭設定哨卡外，還以招商碼頭躉船作炮臺，以轟擊偷渡者，凡自漢口過武昌船隻，清軍必炮擊。某日過江時，清軍向張竹君連放七槍，幸未一中，張謂之是上帝默佑。
11月15日，革命軍由漢陽向漢口反攻，張竹君率隊赴漢陽，因她乘轎而行，清軍就專對轎開炮，虧同行隊友發覺，急忙將轎推倒，張才得脫此難。為方便搶救傷員，張竹君特在漢陽府衙內設救護分院，傷兵不斷送來，朝夕不絕。有時她還親赴革命軍總司令部，詢問有無受傷之緊要人物。夜深路窄，張竹君乘馬而行，十分惶恐，又值軍事緊急，尤見艱苦。回分院後又是傷員遍地，炮火連天，終夜不斷。數日操勞之後，張竹君返回漢口視事。殊不料就在她離漢陽的第二天（11月23日），清軍突破革命軍防線，直逼漢陽。分院醫護人員張惶逃回漢口。當張竹君得知尚有百餘傷員尚在分院未及轉移時，甚為焦急，立赴漢陽，借到一小火輪，將傷員撤到船上，出漢江口往漢口運送。這時戰爭仍在繼續，沿途炮火紛飛，險象環生。當船抵漢口俄租界地段的碼頭時，岸上聚滿了迎接的中西人士，對於張竹君冒死救傷的英勇行為，一致表示欽佩，甚至連俄國領事也為之動容。
11月15日，漢陽失陷，因尚有一些傷員未及撤出，張竹君再次冒險渡江，擬進漢陽城，遭清軍無理阻攔，被迫返回。其肘，竟有喪盡天良的清軍向她連開17槍，企圖以“誤中流彈”，殺害這位女英雄。虧她迅速躲避，才免於此禍。
11月30日，張竹君因手術時感染髮病，但仍在極力工作。第二天手腫更甚，已力不能支。又因須備辦寒衣及藥品，乃暫時返回上海。這時上海已經光復，上海各界人士以對待英雄凱旋的隆重儀式，在張園舉行歡迎大會。張竹君身著革命軍軍裝，就組織救護隊赴武漢前線搶救傷員事發表演說。最後，她說：“我現在穿的是軍裝，這是我打算脫離紅十字會後為自己所定的去向。”因為她認為紅十字會的宗旨應當是救死扶傷，但偏偏有人冒紅十字會名義為虎作倀，令她心痛欲絕，所以不願再為紅十字會會員，而決心投身革命軍，不日再到武昌，隨營出征。後來，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南北停戰議和，張竹君才終止此行。
張竹君雖然在武昌首義的關鍵時刻立下了汗馬功勞，昔日與她過從甚密的胡漢民、馬君武等成了民國要員，而她卻仍在上海重操舊業，惟韜光斂跡，絕不在社會上顯其頭角。
張竹君一生愛國愛民，救死扶傷，無私為社會大眾服務，深受民眾的推崇和讚譽，並享有“中國的南丁格爾”、“中國女豪傑”、“慈愛之神”等榮譽稱號。張竹君終身未嫁，晚年常陪同伍廷芳夫人等悠遊歲月。
1964年，她以88歲的高齡，在上海走完了充滿傳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