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出兵朝鮮，直到今天對美國人仍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東方之謎”。
當年，困擾美國政府官員和將軍的難題是“中國會不會介入”。杜魯門在對朝鮮事務作決策的時候，感到最重要又最拿不準的就是這個問題。為此，他在飛了4000多千米到威克島與麥克阿瑟見面時，特意向這個在亞洲生活了幾十年、自詡同時也被美國人公認的“東方專家”詢問：“中國人會不會出兵？”麥克阿瑟非常有把握地回答，絕對不會。顯然，此時的他並非像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說，對中國和俄國的介入都看得一目瞭然。他分析說，中國出兵的時機是在美軍被困在釜山或是在仁川登陸的時候，現在他們怎麼會引火燒身？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情況下與美軍作戰，那會成為戰爭史上最大的屠殺，沒有一個清醒的司令官會在這時與美軍作戰。
到後來，這個問題成了由誰來承擔朝鮮戰爭失敗責任的關鍵時，麥克阿瑟否認曾經說過這類話，他進一步辯解，即便說過，也是從軍事角度而言。跟隨總統的國務院官員，拿出會談時躲在門後的速記小姐的原始記錄來證明麥克阿瑟的確講過類似的話。麥克阿瑟固然難辭其咎，杜魯門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總統作政治決斷時不應只聽將軍的話。顯然，“中國會否出兵”不只是個軍事問題，而是個重要的政治判斷。對這一點，麥克阿瑟的情報部部長威洛比少將在當時雖然已經很清醒地意識到了，但唯麥帥馬首是瞻的習慣使他很快就從心裡否定了這份清醒。
10月14日，也就是麥克阿瑟去威克島見杜魯門的前一天或是中國出兵的前5天，威洛比召集參謀會議，分析中國出兵的可能性。一份名為“情報部部長威洛比少將在參謀會議上發表的正式見解”的記錄稿，記載了他當時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中國在東北集中了9個軍－38個師。 蘇聯不會直接介入。因為在經濟上是不利的。如果有介入的必要，可能讓中國軍隊介入。 我們的情報機關已集中一切力量注意難以捉摸的林彪和鴨綠江，但是無法獲得可靠的資料。 中國領導人發表的“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就介入”的宣告，是威嚇、外交恐嚇、策略之類，是試圖阻止美軍北進。 然而，如果中國的宣告表示的是它的真實意圖，那就是克里姆林宮和北京定下的戰爭決心，所以在我遠東軍能夠收集到的情報範圍中，屬於不能判斷其真偽的高階情報的性質。
作為麥克阿瑟的情報部長，威洛比也是前者的崇拜者。這位情報部部長堅信，這一次對中國人的判斷仍然是麥克阿瑟而不是其他人的判斷更正確。對所有的情報，威洛比都放在了這個取景框下進行觀察。他在情報記錄中寫下，“在這個時期，中國軍隊不會大規模介入”。迷信產生的盲從取代了威洛比最初的清醒。他要用情報證明，麥克阿瑟的判斷從來都不會錯。
在“命運之日”的混戰中，南朝鮮1師捕獲了一名服裝不常見、語言又不通的俘虜。這個後來被命名為“第1號”的中國兵說出了讓他們大吃一驚的情報，在雲山西北的山裡埋伏有1萬人的中國軍隊。儘管他級別很低，說出的情況值得懷疑，但因事關重大，師裡還是向上級作了報告。26日，送到集團軍部的俘虜2、3、4號，說自己屬於第54、55、56部隊，“各部隊從三十八、三十九、四十軍各抽3000人組成，總共渡江有9000人”。（現在看來這像是精心策劃的假情報。可在當時，這被認為是中國參戰部隊雖然有許多叫師或軍，但實際上是團以下的小部隊的證明。“兵不厭詐”，戰爭總是充滿欺騙，戰時的人們奉行著與和平時的人們不同的另一套倫理規則。）
10月28日，威洛比將軍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說： 應該認識到，大部分中共軍隊都沒有與一個主要軍事強國進行實際戰鬥的有效經驗。此外，他們的訓練也像原來的北朝鮮軍隊一樣，由於缺乏統一的裝備和彈藥供應而大受阻礙。
從戰術的角度看，大獲全勝的美國軍隊已經全面展開，這標誌著武裝干涉的最佳時機早已過去了；如果有計劃採取此種行動，很難設想，會推遲到殘餘的北朝鮮軍隊已處於戰鬥力極低的狀態時，才付諸實施。
這種由己及人的推理方式在戰爭中一向有害無益。
在10月31日的情報記錄中，威洛比記錄了第8集團軍抓獲俘虜的口供和南朝鮮第2軍已被殲滅的情況，他寫道，“戰爭由於中國人的介入趨於嚴重化了”，但結論卻又是“沒有中國軍隊入朝的確鑿證據”，真是矛盾得可以。
到11月2日，威洛比承認，從前線的情況看，中國人的干涉不是對實戰效果有沒有用的理論問題，而是“一種近在眼前的嚴重威脅”。但他補充說，“到目前為止，跡象表明參戰的僅是零星部隊，從表面上看，目的有限”。
11月3日，五角大樓向麥克阿瑟發來急電：懷疑中國軍隊正式參戰，已成為華盛頓關心的重大問題。想聽取您的意見。麥克阿瑟回電，目前下結論還太早。五角大樓又質問，如何看待北京廣播的關於抗美援朝的宣告？威洛比回答，“我們認為，那個宣告充滿豪言壯語，只不過是中國的驕傲自大。”
11月初，美第10軍參謀長認為情報部門過低地估計了中國軍隊的介入程度，“至少有幾個師的番號了”。威洛比解釋說，“的確有許多師的番號，但不是全師過來了，而只是來了一部分”。他甚至還用太平洋戰爭時日本關東軍各抽調一部援助守島部隊的戰例來證明這一點。
其後的幾天，情報部門根據激烈的戰況作出分析：現在交戰中的中國軍隊編為4個軍8個師，其兵力達51600人。包括與一線部隊換班的2個師，加上尚未與第10軍接觸的2個師，一共是12個師，76800人。儘管這一結論仍大大低估了志願軍的參戰兵力，但也算最大膽的估計了。對此，威洛比將信將疑。他需要新的情報來推翻它。彭德懷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例證。
從11月5日起，中國軍隊停止了進攻，並開始後撤。在大量空中偵察後，威洛比得出新的結論，中國軍隊只是以營規模的部隊介入了戰爭。
在第一線與中國軍隊交過手的美軍將領對此看法感到難以置信。他們責問：“在雲山周圍已證實的中國師是3個，按您的估計其實際兵力是3個營。如果是這樣，那麼第8騎兵團為什麼會敗得那樣慘？”威洛比解釋，“因為該團缺乏警惕。為少數敵人果敢的奇襲所壓倒，在暗夜中陷入了潰敗。而我們的偵察，不論是電子偵聽還是飛機巡視，都沒有發現有大兵團活動的跡象。”
惠靈頓說過，“在山後邊的敵人企圖幹什麼，我們並不知道。所以，高明的統帥，在於他有看穿山背面的能力”。美國人喜歡用技術去了解“山那邊的敵人在幹什麼”，就像當年尼米茲透過破譯密碼知道山本五十六要打中途島一樣，直到20世紀90年代，曾任美國防部部長並參與過海灣戰爭的佩裡也覺得當代技術已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實際上，技術只能提供先進的手段，但不能提供正確的結論，特別是在洞察人心上。
也許還是旁觀者清。比蘭德公司沒有賣出的“中國將出兵朝鮮”的報告更進一步的是美國國務院的中國事務科科長柯樂布的估計。他在7月到10月間，三次遞上警告性的備忘錄，作為在中國當過總領事的老“中國通”，柯樂布明確地說，“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將是消極的想法可以斷然排除”，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就不能指望中國人會置身於戰爭之外。他在11月1日的備忘錄中再次提醒政府，中國參戰已是事實，中國不可能只派小規模部隊來抵抗美軍。其目的也不是“保衛水豐電力站”，而是要“恢復到6月25日的狀態”。可惜，有洞察力的見解往往並不出自軍事專家，因而當它們被注意到的時候通常已經太晚了（幾個月後，在麥卡錫領導的美國式的“文化大革命”中，柯樂布被麥卡錫認定為“危險人物”清理出國務院）。
對“中國會否出兵”的爭執，簡直就像一部濃縮的人類認識史：其中有經驗主義的錯誤，也有主觀主義的臆斷；不斷髮明的新技術對感官的延長面增強了認知的靈敏度，而永恆的“測不準定理”也在不斷展示技術手段的無奈；一連串“試誤”在接近真理的過程中貽誤了戰機，每一次天才“頓悟”都因難以找到說服人的論據，而被湮滅在政治程式和等級體制之中；再加上文化上的隔膜等等。不要說當時的美國人，就是今天的中國人也未必能說清在1950年我們為什麼一定會出兵朝鮮。歷史的必然由許多偶然性組成，而戰爭永遠充滿迷霧。（1999年，蘭德公司在分析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可能性的時候得出結論：中國人使用武力的考慮主要從大戰略角度出發，往往不計一時利害。但當時，與這個正確的判斷間還橫亙著幾十年光陰和幾場尚未發生的衝突與戰爭，1950年，中國對美國軍人和政治分析家來說，還是一個謎。）
威洛比的情報判斷一錯再錯非常具有典型性，一點也不足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