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杜蘭特跟中國著名學者胡適、馮友蘭、陶行知、張伯苓、蔣夢麟等是同門師兄弟，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

中國人習慣上稱他為“杜蘭”，是美國的終身哲學教授，普利策獎和自由勳章獲得者。最為世人所稱道的是，他偕同妻子花了50年時間，完成了1500萬字的皇皇鉅著《世界文明史》，幾乎涵蓋了每一時代，每一國家的各個領域，被臺灣學界譽為“二十世紀的《史記》，人類文明的《離騷》”。

然而就是這樣一部大部頭的鉅著，他卻認為，在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經）面前，不過是一碟微不足道的小菜，他說：“或許除了《道德經》外，我們要焚燬所有的書籍。”

“所有的書籍”，當然包括他的《世界文明史》。

“中國文化很可能居於領導世界的地位”

杜蘭特認為：人類的認識被三大陰影矇蔽：一是互相矛盾的歷史證據；二是歷史學家普遍缺乏思想高度，帶來了種種偏見；三是愛國心帶來了民族和宗教的曲解。因此，大部分的歷史是猜的，剩下的都是偏見”的。

他的哲學信條是“毫無顧忌的英雄崇拜”，不管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英雄，哪怕是西方人最不看好的民族，也有值得世人尊敬的大英雄。其實，他自己撰寫的《世界文明史》，就充滿了英雄般的氣息。

他衝破“歐洲中心論”的鐵幕（但也有人說，他依然是“歐洲中心論”者），在書目的安排上就極具“英雄氣”，他的11卷書的目錄，突破了西方的傳統做法，沒有將希臘文明、羅馬文明放在首卷，而是將“東方的遺產”排在了首位，接著才是“希臘的生活”、“凱撒與基督”、“信仰的時代”等。

他認為，最早的人類文明產生於東方，是亞洲的文明形成了希臘與羅馬文化的背景和基石。他甚至認為，歐洲大多數的發明都是源於東方。

他引用法國哲學家狄德羅的話說：“中國優於其他任何亞洲人類”，“他們勝過最開化的歐洲人”。他又引用德國大哲學家康德說：“中國人是所有人類中最有深度的人”。

杜蘭特為中國燦爛的文明所折服，但同時，也為近現代中國的迷失而惋惜。他花費八年時間審視中國上古時代的遺產，希望還原那個“已經消失的哲學家、詩人和歷史學家的樂園”，那個孔子問禮於老子、百家爭鳴的時代。

他在《中國與遠東》中寫道：“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那樣的精力充沛，那樣的聰慧，那樣的能適應環境，那樣的能抵抗疾病，那樣的能忍受災難和痛苦，那樣的在歷史的薰陶下能沉靜忍耐和等待復原。

“這個擁有如此物質、勞力和精神資源的國家，加上現代工業的裝置，我們很難料想出可能產生的那種文明是什麼樣的文明。很可能將會比美國更富有，很可能將會與古代的中國一樣，在繁榮和藝術的生活方面，居於領導世界的地位。”

十分難得的是，《中國和遠東》這一章寫於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那是歐洲中心論一統天下的時期，也是中國最為混亂和貧弱的時期。由此可見杜蘭特的歷史預見性。

老子的天道無為思想，才是最符合人性的

杜蘭特認為人類文明有兩大傳統，一個是雅典傳統代表了商業文明，還有一個是農業文明，以中國為首的東方世界，承襲了“重農抑商”的傳統。

以此為基礎，人類文明的制度也有兩種探索源頭：一種是基於理性構建的烏托邦設計，認為文明是由學者和政治家設計出來的，這是柏拉圖、馬克思的理想國。

一種是基於個人主義的演化論，認為文明是在商業傳統、自由市場中積累、演化來的，以中國的先哲老子和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哈耶克為代表，他們推崇的是自然秩序。

杜蘭特不喜歡理想國，他說：烏托邦主義只是個美麗的口號，文明的火種源於自由的思想環境。他推崇老子的“無為”思想和哈耶克的自由思想，認為國家干預是造成人治的主要源頭，只有自由經濟才能保證最好的“自然秩序”，那是一種最符合人性的經濟制度。

而哈耶克，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認為，他的自發秩序理論，就是對老子“我無為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的表述。

美國的中國經濟專家、卡託研究所副總裁鄧正萊指出：“中國的前程，在於透過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國的由傳統。《道德經》就是中國的自由憲章。”

他還說：“老子關於天道、自由與無為的思想，跟亞當·斯密一樣，既是道德的，也是實用的：說它是道德的，是因為它建立在美德基礎上，說它是實用的，因為它能導向繁榮。哈耶克所闡發的那種自發秩序，跟老子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