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蓀（1893-1977），原名葉麐，字石蓀，以字行，四川古宋人，是文學史上一位久已湮沒的學者、心理學家。其事蹟不彰，鮮有文章名世，以致人們只能從他人口中零星地獲得些材料。然而，筆者近來發現，朱自清的日記中有五十餘處關於葉石蓀的敘述，故特將二人交往的相關史實鉤沉如下。
人生初相見，歷久成故交。朱自清與葉石蓀相識於母校北京大學，朱自清1917年由預科轉入哲學系本科，一年後葉石蓀考入同系，成為上下級。三十多年後，葉石蓀都還記得少年初見時朱自清的模樣，“……他與我同是新潮社底社員，因此彼此都知道。我只在聽胡適之先生，或梁漱溟先生底課時，在人叢中偶爾看到他。他是一個矮小的人。白白的一張臉。一個很高廣的前額，濃眉。在濃眉之下，透過眼鏡，我們可以看見一雙難以形容的眼睛……一個不大不小，正直的鼻子。兩片薄薄的嘴唇。他的舉止安詳，態度從容，說話緩慢。聲音帶一點揚州腔調。”（葉麐《悼佩弦》）但由於沒有共修的科目與年級的隔斷，二人求學之時並不熟稔。
友誼的生長，始於清華園。朱自清1925年到清華學校新設立的大學部任國文教授。葉石蓀則在1930年留法回國後就聘清華大學理學院教授。1932年之後的五年裡，二人都寓居北平，與一班良師益友同在清華園內談文論藝、商討學術。
攜友訪古碑，冶情山水間。1934年2月25日，朱自清偕夫人陳竹隱，邀葉石蓀前往北平北郊的樹村訪歡喜老墓碑。遊畢，朱自清在當天日記中錄：“下午與石蓀、竹隱同至樹村，訪歡喜老墓碑……此遊甚暢，但石蓀心中有事，頗不能釋耳。”〔《朱自清全集》（第9卷）〕後來朱自清在《歡喜老墓碑》中亦提：“直到去年夏末秋初，一個朋友為了一個什麼人苦悶得走投無路；我們夫婦想起樹村，便約他去走走，解悶兒。”“一個朋友”指的就是葉石蓀，讓葉石蓀不能釋懷的應是葉個人婚戀的曲折。葉石蓀的第一位夫人是他留學後相偕歸國的法籍女子。1933年，葉夫人因思鄉心切而急欲返法，有朱自清1933年4月7日日記為證：“下午訪石蓀，承詳告其夫人將回國事。又述其伉儷平日生活經過。大抵石蓀人甚誠篤，然太注意瑣碎處，致其夫人覺處處受干涉，此殆因其從艱苦中來而然。餘自問亦頗有此病，竹亦謂應當改之。石蓀仍盼留其夫人，但難也。”送夫人歸國後的葉石蓀在朋友的說合下重又結識新戀人，但經過頗為坎坷，當中的諸多隱情朱自清都悉數錄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記中。正因如此，朱自清夫婦才約葉石蓀訪古尋幽，體味“歡喜老”曠達超脫的心境。
與此同時，二人還同遊松堂。朱自清在1935年的散文《松堂遊記》中說道：“去年夏天，我們和S君夫婦在松堂住了三日。”（朱自清《松堂遊記》）在1934年6月30日日記中記，“昨夜大雷雨，頗悵悵，因定今日往西山松堂也。幸早間放晴……石蓀夫婦同來。石蓀謂少年時興致好，一來必攜棍遊山，今不能矣，餘以為然”。（王瑤《朱自清日記選錄》）由此，朱自清文中提到的“S君夫婦”即葉石蓀夫婦，此時結束跨國戀的葉石蓀已另覓得佳偶，喜結良緣了。早在出遊的五天前，朱自清就發出邀約，“訪石蓀，並送《蕙風詞話》，約去松堂住三日”。這逆境時的相扶與得意時的同歡，可謂是“益友”所為。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學術上的切磋拉近了兩人的關係。朱自清在1933年1月15日記，石蓀評其《給亡婦》文。《給亡婦》是朱自清哀悼亡妻武鍾謙的懷念文，是傾心泣血之佳作，即便如此，葉石蓀仍大膽直言朱文過於雕琢，“前半似有用力痕跡”；1934年9月4日，葉石蓀拿來一篇論文共賞，朱自清在當日記道“文章不錯，但風格頗歐化”，這篇論文是葉石蓀的《由心理學的觀點試論小說中景物底寫法》，談論的是小說問題與心理學的關係。論文語言的歐化風，對崇尚“作文如說話”的朱自清來說，殊難苟同。朱自清毫無隱瞞地直接評述“我不喜歡這種不自然的風格”。兩人相互之間的這種直言不諱，可謂是“諍友”之行。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朱自清1933年8月2日記，石蓀“勸勿為《大公報》作稿，此等稿幾於人人能作，又雨公未必願我等為其作稿”；12月26日，葉石蓀指出他人文章中有諷刺朱自清的地方，為此朱自清立誓“以後當埋頭治學，不談時髦問題，亦不談大問題”，可見兩人這時已互為“知音”。
人生大事件，彼此同休慼。朱自清在1934年6月20日記道，“晚入城參與石蓀婚禮，濟濟一堂有二百餘人，晚歸”。這婚禮是葉石蓀與鄧昭儀的新婚典禮，在北平擷英番菜館舉行，朱自清作為好友自然不會缺席。1935年9月1日，朱自清記“至豐澤園赴張志和宴會，是為送別石蓀，馮芝生和林培春亦在座”，這是送別葉石蓀的宴會，此時葉石蓀將赴歐美考察，並擔任中外文化協會理事長。（《西南師範大學教授名錄》）葉石蓀於1936年離開北平，相繼到山東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任教，朱自清也在1936年8月19日記“石蓀將到山東大學任教授”。自從葉石蓀去他處謀教職後，朱、葉二人便相隔甚遠，無法經常相見了。
抗戰爆發後，朱自清隨校內遷昆明任教，葉石蓀在西南地區教書。1940年7月，朱自清前往成都休假兼做研究，與妻子在蓉居留一年左右。〔《朱自清全集》（第11卷）〕1941年10月，朱自清結束休假，在返校途中經過樂山，看望了葉石蓀、朱光潛、楊人楩等舊友。（顏林《朱自清先生在敘永》）相隔五年後，老友再次相聚，皆是喜不自禁，堪為“摯友”。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猝然離世，文藝界人士扼腕唏噓，深切懷念。葉石蓀為亡友撰寫憶念文時稱，二人是“能夠相知”的“知己”，回顧這段歷經風雨的友情時，他說：“在友誼上我永遠忘不了在我受人排擠時，他勸我按下憤怒，不要失掉我們的風度。我忘不了在我要批評朋友底作品時，他勸我顧全友誼，只提出自己的主張。我忘不了六年前在我將離開成都時他提著一瓶茅臺酒到我的寓處來，說不能約我吃飯，只能共飲幾杯的那一番盛意。我更忘不了兩年前在成都某朋友底庭院中，我們兩人促膝談心，他鼓勵我的那些話語。那真是‘君子愛人以德’。”（葉麐《悼佩弦》）作為四川地區北大同學會理事長的他，還在成都的追悼會上沉痛追念故人：“朱自清先生之死，在教育上是喪失了一良師，在文學上還喪失了一巨星，在領導青年、在推動社會進步上講，尤其感到朱先生的早逝，更是極大的損失。”（天颺：《紀念青年的導師——記朱自清先生追悼會》）
魯迅曾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朱、葉二位先生在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彼此間亦師亦友，肝膽相照，書寫真性情，締結真友誼，是為莫逆之交。
（作者系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博生研究生）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