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寧寺是承德“外八廟”之一，它是一座採用漢藏合璧方式建造的廟宇。當年乾隆皇帝為了團結蒙古各部，在承德和北京，分別興建了若干座廟宇，普寧寺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興建見證了維護民族團結的一段佳話。
有趣的是，普寧寺和頤和園“後大廟”的須彌靈境大殿及四大部洲，是一對姊妹建築。
乾隆為母祝壽建後大廟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完成了北京西北郊的西湖疏浚工作後，乾隆皇帝開始利用新整治好的湖泊山川興建清漪園（頤和園前身），為生母慶祝六十大壽。在此過程中，西湖被更名為昆明湖。西湖疏浚和擴充水面後挖掘出來的土方，增築起來的甕山，也以給太后祝壽的名義而更名為萬壽山。在這一片湖山之中，乾隆皇帝開始自己心中理想國的營造。
所有建築中規模最為宏大的當屬萬壽山前山的大報恩延壽寺，這是仿照南京大報恩寺而興建的一組祝壽獻禮工程，這就是如今的頤和園排雲殿和佛香閣。和大報恩延壽寺同時興建的還有後山的一座大規模廟宇，當時被稱為“後大廟”，和前山的寺院比起來，這座廟宇有著極為獨特的個性。
首先在廟宇的最北側（廟宇為坐南朝北）入口處，設定了三座壯觀的木結構牌樓，三座牌樓呈“品”字形佈局，這種佈局方式在乾隆年間很多建築物中都出現過，比如雍和宮入口處的三座牌樓，景山壽皇殿的三座牌樓，以及雍正皇帝的泰陵總入口大紅門前的三座牌樓等。不過此處的三座大牌樓地位較為特殊，它們取代了寺廟中的山門和天王殿，作為整座後大廟的入口，穿過三座牌樓圍合而成的第一層院落，便是第二層院落。
此院落東西兩側各有一座二層歇山頂的配樓，東側為法藏樓，西側為寶華樓。1860年這兩座建築被焚燬後，一度在建築基址上修建了衛生間和門房，目前頤和園正在對兩座建築進行復建，主體工程已經接近尾聲。
從第二進院落再向上，便是當年整個後山中最為雄偉的建築——須彌靈境大殿（後被毀）。這座大殿面闊九間，進深六間，建築面積1343平方米，重簷歇山頂，黃色琉璃瓦，在正脊的中央設定有鎏金銅質塔剎，塔剎兩側為佛八寶，東西各有四個。如此規模的殿宇在當時的京城都算得上是前幾位的。從須彌靈境大殿再向上，廟宇的建築風格立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剛剛的典型漢式佛寺風格，變為明顯的雪域高原特色，這個建築群便是頤和園內知名的香巖宗印之閣和四大部洲。
1860年香巖宗印之閣被焚後，清政府因財源緊缺，原有的三層的樓閣式建築，被改建成一層單簷歇山頂的大殿，而原樓閣北側的西藏風格十足的南蟾部洲，也被改為漢式佛寺的單簷歇山頂大門。
1980年，在復建四大部洲建築群時，維持了已經改觀的南蟾部洲和香巖宗印之閣，其他建築比如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北俱蘆洲以及每個大部洲兩側的小部洲（合起來便是八小部洲）都得以恢復，同時修復的還有日殿和月殿，這些建築參考的都是當年的藏式風格。
頤和園後大廟裡藏式風格的日殿和月殿
清代，香巖宗印之閣的屋頂有一個鎏金寶頂，周邊有四座梵塔，鎏金寶頂和四座梵塔共同組成了代表密宗的“五智”。這五座尖頂建築組合在一起很容易聯想到北京正覺寺和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如今，這四座梵塔已修復，但香巖宗印之閣的鎏金寶頂已不復存在。
頤和園四大部洲的整體佈局，模擬的正是西藏三摩耶廟（又稱桑鳶寺）。在四大部洲的東西兩側，還各設定有一座小型廟宇，它們分別是東側的善現寺和西側的雲會寺。其中雲會寺同樣採用“壇城”樣式分佈，代表了藏式風格的延續，而云會寺則是對典型漢式佛寺的佈局。這兩座寺廟現在都有部分建築遺存。
乾隆參照後大廟修建普寧寺
承德普寧寺的修建，無論從建築造型上還是其佈局上，都有著非常深刻的涵義。
普寧寺的修建目的，依照《欽定熱河志》中的記載，是乾隆皇帝為了“昭武成”，即宣告戰事的勝利。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軍平定蒙古準噶爾部叛亂。當年十月，厄魯特蒙古四部來避暑山莊朝覲乾隆皇帝，這次會盟鞏固了清朝對漠西蒙古的統治。為此，乾隆皇帝效法祖父康熙皇帝與喀爾喀蒙古在多倫會盟時興建匯宗寺的先例，仿照西藏三摩耶廟（又稱桑鳶寺）的形式，修建了承德的普寧寺。
為了尊重蒙古族信奉藏傳佛教的風俗，普寧寺的後半部分參照了建成沒多久的清漪園後大廟四大部洲的樣式。而普寧寺的前半部分則是典型的漢族佛寺樣式，因此從總體上看，普寧寺和清漪園後大廟的佈局如出一轍。但二者之間又有細微的差別。
普寧寺由於是在山前的開闊地帶進行營造，可供發揮的空間比較大，因此普寧寺前半部分和清漪園後大廟比起來，有著更加完整的伽藍七堂式建築群。不過清漪園後大廟的須彌靈境大殿在規模上要略勝一籌，為九開間，而普寧寺大雄寶殿則是七開間。
普寧寺漢藏風格結合的建築群
繞過普寧寺的大雄寶殿，登上四十二級臺階，便到了普寧寺的後半部分。這部分的建築佈局完全採用藏式風格，與前半部形成了鮮明對比。和清漪園後大廟比較起來，由於地勢較為開闊，這裡的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在佈局處理上較為舒展，所有建築都均勻分佈在以大乘之閣為圓心的圓上，並且在大乘之閣還建有兩個小院落，以供乾隆皇帝和章嘉活佛休憩和說法之用。
值得一提的是，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不少建築，能在北京找到相似型別。普寧寺往西不遠處，便是須彌福壽之廟，這裡曾經是六世班禪在承德覲見乾隆皇帝期間所居住的行宮。除了這座行宮以外，乾隆皇帝還在北京香山靜宜園為班禪修建了另一座行宮，即宗鏡大昭之廟，兩組建築在整體佈局和一些細節處理上極為相似，尤其是在整個廟宇的後部都有一座琉璃寶塔，其造型更是如出一轍。
位於承德的班禪行宮
從班禪行宮再向西，曾有殊像寺和羅漢堂兩組建築，這兩處建築都是乾隆皇帝非常鍾愛的樣式。其中殊像寺內供奉文殊菩薩，總體仿照五臺山殊像寺修造，乾隆皇帝自認為是文殊菩薩轉世，因此殊像寺在北京也有多處仿建，如位於北京西山的寶相寺，圓明園正覺寺等。如今，承德羅漢堂雖已無存，但它當年在北京的姊妹建築——碧雲寺羅漢堂則完好地儲存至今。實際上，當年乾隆皇帝還曾在清漪園大報恩延壽寺西南修造過一座羅漢堂，但不幸毀於1860年英法聯軍的大火，如今這裡改建為清華軒。
避暑山莊東側有一座普樂寺，它的主體建築旭光閣坐落於三層高臺之上。三層高臺，是外八廟中又一處“壇城”式（即曼陀羅式）建築，這種建築樣式在北京也能找到，如碧雲寺塔、北海極樂世界殿等。而旭光閣本身的建築風格，與天壇祈年殿極為類似。
碑文講述平定準噶爾叛亂往事
來到普寧寺，在步入入口山門殿後，會被眼前一座碩大的碑亭所吸引。在這座碑亭中豎有三座石碑，分別為《普寧寺碑文》、《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以及《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其中在《普寧寺碑文》中乾隆皇帝講述了他興建此寺的目的。另外兩塊石碑，則講述了一件乾隆皇帝和蒙古族各部一起努力維護祖國西北疆土穩定，粉碎準噶爾叛亂的往事。
這段往事和一個叫做阿睦爾撒納的人有關，說起阿睦爾撒納，他絕對算得上是一個投機主義者和陰謀家。他是厄魯特蒙古輝特部臺吉（“臺吉”是蒙語“太子”的意思，後指蒙古貴族），同時也是準噶爾汗王策妄阿拉布坦的曾孫，他利用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凌去世後內部內訌的機會，擁戴達瓦齊奪取政權，但達瓦齊是一個非常殘暴的統治者，在位期間政治腐朽，導致厄魯特各部民不聊生，於是大家紛紛向清政府靠攏。
先是杜爾伯特部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歸附，第二年的冬天，阿睦爾撒納也放棄了自己這位昔日的盟友，與和碩特部臺吉班珠爾率部來歸，乾隆皇帝聞訊，冒著嚴寒從北京出發，一路“急行軍”，只用了不到三天就趕到避暑山莊，接見了前來投奔的蒙古各部，並在第二天冊封阿睦爾撒納為親王。
歸附的厄魯特各部向乾隆皇帝詳盡地介紹了準噶爾部的具體情況，為乾隆皇帝下一步軍事行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瞭解了達瓦齊已經到了眾叛親離的境地後，乾隆皇帝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任命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這支部隊由烏里雅蘇臺出北路進攻。同時任命永常為定西將軍，薩拉勒為定邊右副將軍，清軍一路勢如破竹，很快便抵達伊犁，妄圖逃跑的達瓦齊最終被擒並押送北京，乾隆皇帝為了維護民族團結並顯示出清政府的大度，在午門獻俘的儀式上當場赦免了達瓦齊，並封其為親王，並賜府宅於北京，至此平定達瓦齊的戰役宣告結束。
然而此時，阿睦爾撒納的野心逐漸顯露出來，他強烈要求清政府冊封他為厄魯特蒙古四部的總汗王，在遭到拒絕後，便開始招兵買馬，隨時準備挑起新的戰爭。乾隆皇帝早就察覺到阿睦爾撒納的不臣之心，果斷採取措施，命他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九月到避暑山莊入覲，狡猾的阿睦爾撒納在中途逃遁，回到塔爾巴哈臺（今新疆塔城地區）後立刻發動叛亂。
叛軍利用清軍平定達瓦齊叛亂後剛剛撤離這個空子，發動突然襲擊，將軍班第兵敗自殺，而永常則面對大敵畏手畏腳未能及時增援，以致延誤戰機，此後清政府任命成袞扎布為定邊將軍，兆惠為定邊右副將軍，這次阿睦爾撒納沒有能抵擋得住清軍的大舉進攻，叛軍很快土崩瓦解，阿睦爾撒納則出逃到哈薩克。哈薩克的首領在得知訊息後，向清政府表示誓擒阿賊獻給皇帝，無奈之下，阿睦爾撒納只得再次逃跑，最終他帶著僅剩下的七個人，投奔了俄國。
清政府得知後，命理藩院向俄國發出照會，要求俄國不要藏匿逃犯，但俄國準備將阿睦爾撒納當成一張“牌”，便收留了他，他們捏造謊言說阿睦爾撒納已經“落水身死”。但是，眾叛親離的阿睦爾撒納並沒有給俄國帶來任何好處，於是在他病死以後，俄國將其屍首送至恰克圖，移交給清政府派來的專使驗看。
在阿睦爾撒納叛亂平定不久後，大小和卓又再次掀起波瀾，但很快便被平定。不久，清政府於伊犁地區設定“總統新疆南北兩路事務”的伊犁將軍，負責全疆的軍政事務。這塊失而復得的土地被乾隆皇帝命名為“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