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自家體貼出“天理”二字，乃理學之奠基者。朱子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集理學之大成。朱子思想為“理學”，毋庸置疑。然而，一些學者則將朱子理學與陽明心學並稱為“心學”，有混淆朱子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傾向。迴歸經典，重新系統闡釋朱子哲學、心理學、政治、倫理、教育、文學、美學、經學、史學、經濟、法律、科技等思想，筆者以為，朱子思想始於“理”，成於“理”，歸於“理”，一“理”以貫之；“理”具有本體性、參與性、歸宿性，是貫通朱子思想體系的主線。不能因其“心論”豐富，誤以為是“心學”。
“理”之本體性：“生”的功能
哲學方面，理與氣的關係紛繁複雜。理生氣、理本氣末、理先氣後、理主氣從、理寓於氣，究其根本是“理生氣”。朱子利用“理一分殊”說明“理”與老子的“道”類似，提升“理”至形而上的地位。“理”生成、孕育、滋養萬物，此後，萬物體現著“理”，最終復歸於“理”。每一人、物都稟賦了完整的理，以理作為存在的根據，其所各具之“理”是本體之理的體現，即“理一”。人、物雖各有一“理”，但所稟之氣駁雜，“理”在他們那裡或偏或全，形成人之理與物之理的“分殊”。相對“理一分殊”，朱子提出“心與理一”，“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這是就心的認知功能而言，心可以體認理，而這個體認過程需要下內、外和橫向、縱向等一系列功夫。據此，朱子的“心與理一”“心包萬理”與心學的“心即理”有本質區別。
同樣，“心，主宰之謂也”，也不能說明朱子思想是心學。從“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可以看出，朱子雖承認心的“主宰”功能，強調心的主觀能動性（認識的能動性），但認為心與其他萬物一樣，也由理生成。心之所以能“主宰”，是其主宰者“理”賦予的。心與理的關係，不是心主宰天理，而是心因天理而為主宰。終極主宰者是“理”，不是“心”。“心統性情”則體現了心理調節能力。“心”的能動性再大，沒有“生”的功能，就不能稱為本體。陳來指出，“朱熹這種以‘心’為意識的立場，與心學要求設定純粹主體、設定意識現象之後的心之主體的立場是不同的”，“朱子之‘心’也就不具有本體的意義”。“理”才是本體。
因此，心“與理一”“包萬理”“宰萬物”“統性情”都不足以證明朱子思想是心學；更不能為了便於與心學比較而稱朱子思想為“心學”；同時稱朱子思想為“理學”和“心學”顯然自相矛盾。可見，朱子思想是理學，且一“理”以貫之。
“理”之參與性：“分”的功能
“參與性”看似淡化了“本體性”，卻恰恰凸顯了“理”作為主宰者的強勁控制力。“理”是本體，亦參與朱子思想各方面，體現了“分”的功能。
心理學方面，理掛搭於心，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有調節七情的能力。政治方面，“正君心”是大根本，以“理”正君主之心，是“心與理一”在政治層面的體現。倫理方面，“性即理”，理善，性本善，“性”與“理”一致。教育方面，“變化氣質”是教育的路徑，可以祛除氣對理的遮蔽，其理論根據是“性”“理”一致。文學方面，“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道本文末，即理本文末。美學方面，“善惡皆是理”，善惡都有理的基因。經學方面，“借經以通乎理”，“理”寓於“經”中，讀“經”可參悟“理”，明白聖賢的微言大義。史學方面，“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理支配著歷史，滲透於人類關係、活動之中。經濟方面，“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貧賤、富貴因理而得之，因理而安之。法律方面，“道字、理字、法字、禮字，實理字”，法即理，法理一體。科技方面，“天地統是一個大陰陽”，理生氣後，憑藉氣實現宇宙系統迴圈，生生不息。
“理”之歸宿性：“一”的功能
“歸宿性”表現在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等思想方面趨向、復歸於理，即“與理一”。體現了“一”的功能，“分”與“一”的辯證關係。“分”與“一”的關係，表明“心與理一”不同於“心即理”，釐清了理學與心學的邊界。
心理學方面，痛下心之功夫，調整心的狀態，未發與已發、動與靜、感與寂對立統一，“虛”“靈”“神明”，七情發作得恰到好處，善性不變，“心與理一”。政治方面，“心與理一”落到實處是“仁民愛物”，善待民，保護民，愛民如子。倫理方面，“聖賢氣象”是“心”“性”“情”與“理”一致的終極表現，是“心”與“理”一，是現實與超越、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教育方面，教與學形成的合力都是為了下學而上達，進入“心與理一”的理想境界。文學方面，聖賢文章是對心中之“理”的自然流露，文章的創作過程也與“理”一致。美學方面，順理為善、美，逆理為惡、醜，可以抑惡揚善，復歸於善（理）。經學方面，讀經、解經的過程，是一個趨近“理”的過程。史學方面，從史中發掘理，以此理治世界，經世致用，創造出符合“理”之發展路徑的歷史。經濟方面，君民一體，民富則君富，民貧則君貧；以“理”治天下則富，反之則貧。法律方面，理與法都是維護政治秩序的手段，兩者相輔相成。科技方面，瞭解宇宙間的運動、變化規律，掌握其本質“理”，順理而為，收穫豐碩。
思想體系特徵：一“理”以貫之
在朱子的思想體系結構圖式中，“理”既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出發點與目的地之間紛繁複雜，綜羅百代，博大精深，卻始終由“理”這個主線貫穿始終。
一是始於“理”，“理”具有至上性。“理”猶“道”，是本體，生成一切，包括氣、心、性、情等。無論是在哲學，還是心理學、政治學等思想方面，“理”的至上地位不可動搖。
二是成於“理”，“理”需要“掛搭”之處。“理”之至上性，導致其不易言說的特點，給人一種神秘而虛懸的感覺。為了便於理解“理”，只有下沉到更加具體的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才能使“理”逐漸變得有形有體，更加豐滿、真實。“理”是如影隨形的參與者，在朱子學中，我們都能見到“理”的影子；沒有“理”，也就沒有構建其他思想的筋骨。
三是歸於“理”。“理”是最後的歸宿。“理”是形而上的，是“道”；相對於“理”來說，氣、心、性、情等範疇是形而下的，是“器”，它們最終上達的理想境界是“理”。
總之，朱子思想一“理”以貫之，它是理學而非心學。朱子理學、陽明心學及其他學派共同構成了宋明新儒學，形成了中華五千年文明中一個獨特的精神高地。
（本文系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專案、國家社科基金孵化專案“‘以水喻性’的嬗變與宋明理學心性論的發展”（AHSKF2018D68）、2020年度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課題“朱子《明道論性說》對明道心性論的反思與挽救”（AHSKCX2020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曉莊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