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習楷書，臨過文天祥《正氣歌》。臨著臨著，詩就背下來了：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
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字是清代書法家黃自元寫的，他出身名門望族，家有良田萬頃，更藏得四壁圖書，自幼從祖父德濂習字，常懸腕書寫，鍛鍊臂力。他的楷書《正氣歌》，結構緊實、筆勢開闊，就像一個人練武功，兩腳站穩，身體拉開了架勢，極力地舒展運籌。這幀楷書在民國初年由長沙墨香簃書畫店刻版印行，一時間洛陽紙貴，成了人們競相追捧的書法學習最佳蒙本。我就是臨著《正氣歌》，體會埋伏在筆畫間的高峰墜石、千里陣雲……
如有些人所說，黃自元楷書《正氣歌》有失板滯，像廣播體操，但以平直端正的筆法闡釋《正氣歌》，我想還是恰當的，無須苛求。九宮格里的一筆一畫，訓練著我們的凝神與專注，一根根線條的收放拖動，也都暗藏著崩浪奔雷的力量感。這些，都與《正氣歌》的氣質是相符的。我記得自己臨帖的時候，把身體坐端正，把呼吸調勻，然後用垂直的筆，在紙上做橫豎撇捺的運動，好像把身體裡的“氣”，都注入筆端，又好像從《正氣歌》裡，吸取了生命的元氣。
《正氣歌》，是南宋末年的右丞相文天祥被元軍俘虜後，在元大都的監獄裡寫的。他在自序裡寫：“餘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這深暗的地下室，包含著七種氣：水氣、土氣、日氣、火氣、米氣、人氣、穢氣。每至暴雨，囚室變成沼澤，不知有多少隻老鼠在這裡夭折，有多少條長蛇在這裡斃命，但他還活著。在這七氣之中，文天祥心裡盤桓的，只有正氣，就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在這些走獸遊蟲之中，人之所以為人，不就是因為胸中還有一縷正氣嗎？這一氣，足以抵禦其他那些亂七八糟的氣。於是，在晦暗的光線裡，他全憑這一口氣，寫下了他的“地下室手記”，就是我們今天熟悉的《正氣歌》。
文天祥是在南宋王朝第五位皇帝宋理宗時代進入朝廷的。尊崇“理學”的理宗（從南宋馬麟繪《夕陽秋色圖》上可見理宗題字），在位達四十年，前有宰相史彌遠把持朝廷，後有宦官董宋臣等專權擅政，甚至把臨安名妓唐安安引入宮中，供皇帝淫樂，有官員終於忍不住了，上疏曰：“此舉壞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
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文天祥上疏皇帝，要求除掉董宋臣，認為：“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四年後，宋理宗又召回了被趕出京城的董宋臣，並委以重任，這讓文天祥怒不可遏，又上書皇帝，怒斥董宋臣“心性殘忍”“勢焰肆張”，表示絕不與董宋臣同朝為官。
宋理宗無子，死後由侄子趙禥繼位，是為宋度宗。
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態早已敗壞，奸臣權相層出不窮，有如長江後浪推前浪。董宋臣死了，賈似道“出道”了，二十五歲的宋度宗，事事依靠賈似道。賈似道以退為進，請假回了家鄉紹興，這一招嚇壞了宋度宗，一連八次派人到紹興請回賈似道，賈似道從此權傾朝野。每次賈似道上朝行臣子禮，度宗都要回拜，不敢直呼其名。蘇洵說“古者相見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以表示天子對宰相的尊敬），宋度宗算是身體力行了。賈似道命手下上疏彈劾文天祥，文天祥被罷官，回到了故鄉廬陵。
《故宮的書法風流》，祝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文天祥在《上宏齋帖》裡流露出的希望，
被現實消耗殆盡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著文天祥的行書真跡《上宏齋帖》，紙本，縱39.2釐米，橫149.9釐米，就是文天祥在家鄉當老百姓時，為自己的同鄉前輩包恢晉升刑部尚書、籤書樞密院事而寫的祝賀信。“宏齋”，正是包恢的號。全帖共五十三行，七百四十七字，書法清疏秀勁，才華橫溢，一看就是“狀元書法”，或曰“文人書法”。一代宋儒的翩翩風骨躍然紙上，甚至能夠感覺到筆尖飛速移動時紙頁的輕微抖動，彷彿寫字已如哭笑痛癢一樣成為本能，成為生理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權宜謀劃。那純熟、那流暢，與黃自元楷書《正氣歌》紀念碑一般的嚴肅沉穩截然不同。
《上宏齋帖》（區域性），文天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的書法風流》插圖。
文字裡的文天祥，時而很有生氣，時而很生氣（一種掩飾不住的憤怒），譴責對他的所有指責（比如彈劾奏書中說他為祖母服喪時未穿重孝，是違反禮制，不守孝道），都是“是非顛倒之甚”，但他的情緒是複雜的，新皇帝新朝廷又讓他燃起希望，他說：
茲者伏聞先生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勸，為時一出，自大司寇進長六卿，典事樞，專人政柄，使衛武公之爵之德之齒,千有餘歲之下,煥然重光，僕何幸身親見之。天祥謹頓首為國賀，為世道賀，不獨為先生賀也。
意思是此卷不光是為包恢一人祝賀，而是因為新天子——趙禥身邊有了包恢這樣的賢能之人，對國家、對世道，都是一件幸事。
信中所說的“蒲輪束帛”，是指新皇帝對包恢的禮遇，古時候用蒲草裹住車輪，來迎接賢能之士，是一種很高的禮節。可惜這位被文天祥看作賢能之士的包恢，在文天祥寫下這封道賀的書札後兩年多時間，便不幸離世，只留下了“為官清廉，政聲赫然”的好名聲。
新皇帝（宋度宗）在位的十年，是醉生夢死的十年。元軍都打到長江了，他還沉迷酒色、夜夜笙歌，一夜竟寵幸嬪妃三十餘人。依宋制，凡被皇帝臨幸的嬪妃，第二天都要跪在闕門前謝恩，由主管官員記錄在案，以備日後查驗。此時竟然同時有三十餘名嬪妃齊刷刷在闕門前跪下，我想那些記錄的官員一定看傻了眼，這輩子也沒見過如此壯觀的景象。
三十五歲上，宋度宗活活把自己折騰死了，留下了三個未成年的兒子：七歲的趙昰、四歲的趙㬎和三歲的趙昺。這三個學齡前兒童先後都當了皇帝，命運卻一個比一個悽慘——先是老二趙㬎當皇帝，是為宋恭帝，卻在兩年後在臨安投降，做了元軍的俘虜。之後是老大趙昰，在南逃的途中在福州被立為皇帝，是為宋端宗，被張世傑帶著一路逃到大海上，遇風暴落水，嚇死了。最後是老三趙昺，後來沒有諡號，人稱宋末帝，張世傑、陸秀夫帶著他逃到崖山。
這最後的朝廷，原本還有迴旋餘地，去雷州半島，甚至去海南。海南島四面是海，元軍不善水戰，不是那麼容易打過來的。但這種顛簸不定的生活已經讓他失去了耐心，他要仗著自己的一千條船、二十萬人馬，與元軍一決雌雄。
決戰那一天，海上起了霧，幾乎對面看不見人。元軍就在大霧中衝過來，雙方絞殺在一起，有一攤攤的血跡，在白霧裡時起時落，就像大風天放飛的風箏，胡亂地飄著，旋即又降落下去。張世傑眼見要敗了，派人去“龍舟”接小皇帝，陸秀夫害怕是元軍冒充，把小皇帝緊緊抱在懷裡，誰來都不交。小皇帝於是喪失了逃生的機會，張世傑只好砍斷繩索，自己帶著十餘艘船隻突圍了。透過廝殺聲，陸秀夫判斷元軍越來越近了。他知道無路可逃了，就俯下身去，對小皇帝說：“國事至此，陛下應當為國而死。德祐皇帝（指宋恭帝趙㬎）被俘，受辱已甚，陛下千萬不可重蹈覆轍。”
不知趙昺是否聽明白了陸秀夫的意思，他的話資訊量太大，已然超出了一個孩子的理解能力。或許，在他心裡，陸秀夫所說的一切都與他無關。一個孩子或許永遠理解不了大人的世界裡，為什麼整天在陰謀算計、打打殺殺。他不明白，他自己正是那些廝殺的理由，人們為了他身上的龍袍，為了他身邊的國璽，為了他手中殘餘的江山而打得狗血噴頭、屁滾尿流。趙昺並不知道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至少不比他的一個玩伴、一件玩具更有意義。
一個八歲男孩的世界裡，只裝得下一些簡單的快樂，還裝不下那麼多宏大的事情。他想像所有的八歲男孩一樣活下去，有接踵而至的明天等著他，有無窮無盡的快樂等著他。“死亡”這個主題太沉重，不是一個八歲的孩子需要考慮的，他也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件事，是那個名叫陸秀夫的左丞相把這個問題突然帶到船上，橫在他面前的。無論那樣的壯烈被賦予了怎樣重大的意義，他都不想死。他的回答只有哭，一個小孩不會表達這麼複雜的情感、渴望，所以他只能哭，這哭聲裡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含義。他透過提高哭的調門來強調他的態度。所以那哭聲很嘹亮，聲嘶力竭的喊殺，還有刀刃相撞的聲音，都不能把它湮沒。
《上宏齋帖》（區域性），文天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的書法風流》插圖。
趙昺用哭來表明他不願意死，態度很堅決，但陸秀夫更堅決，孩子的堅決終究敵不過成年人的堅決。陸秀夫不由分說，把傳國玉璽系在小皇帝的身上，又用三尺白綾，把小皇帝和自己緊緊捆在一起，縱身一躍，便沉入了洶湧的大海，南宋王朝從此化作了一堆泡沫。
文天祥目睹了陸秀夫抱著小皇帝投海的一幕。文天祥是在五坡嶺被俘的，攻宋元軍的指揮者張弘範把他押解到崖山，讓他勸降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不勸，陸秀夫和張世傑也不降。這“宋末三傑”（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在生死關頭依舊保持著驚人的默契。
《上宏齋帖》裡流露出的那線希望，被現實消耗殆盡了。置身這樣一個時代，被巨大的悲哀包圍著，在文天祥的心裡，那份正氣依然沒有受到折損。今天想來，這是多麼的不可思議。崖山海戰後，張弘範對文天祥說，你的國家已經亡了，你的義務已經盡了，可以像為大宋服務那樣為大元服務了，你依然可以做宰相。文天祥答：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辜，還敢有什麼二心嗎？張弘範說：你的國家已亡，你要是死了，有誰把你寫進史書呢？文天祥答：當年商滅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死，只是盡心罷了，能不能寫進史書，並不重要。
《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
文天祥的又一書法代表作
在王朝的末日，每一個人都面臨著生與死的抉擇。
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中不止一次地發生，尤其經過了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兩次大的亂世，中國人都已經習慣了。比如唐末五代的書法家楊凝式，一生穿越了六個朝代，他的一生，是從亡國走向亡國、從新朝邁向新朝的一生，但他照樣活著，只是透過裝瘋賣傻的方式給自己貼標籤、戴面具，欺騙世人，以掩蓋自己內心的煎熬。
在大宋王朝這艘行將沉沒的巨輪上，不乏求生方面的楷模。元軍兵壓臨安時，時任左丞相的留夢炎就不辭而別，悄悄跑了；為了“名正言順”，樞密院的文及翁、倪普等人還想出絕招，叫言官彈劾自己，只要脫下官袍，就無官一身輕，可以溜之大吉了，結果他們還是沒等到彈劾就跑了；主管軍事事務的樞密院，一下子跑了幾十號人，以至於謝太皇太后悲痛欲絕，在詔書中說：“我大宋朝建國三百餘年來，對士大夫從來以禮相待。現在我與繼位的新君遭蒙多難，你們這些大小臣子不見有一人一語號召救國，內有官僚叛離，外有郡守、縣令棄印丟城，耳目之司不能為我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裡外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所許謂何？卻於此時做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何以見先帝！”
在逃跑方面，陳宜中無疑是佼佼者。當年（公元1275年）賈似道兵敗丁家洲，太皇太后謝道清就任命陳宜中做右丞相，全面主持危局。元軍前鋒已達臨安城外北新關，元軍統帥伯顏要陳宜中去講和，嚇得陳宜中連夜逃出臨安，逃向溫州，一直逃到大海上，留下謝太皇太后和宋恭帝趙㬎這孤兒寡母，孤苦無援，謝太皇太后只能抱著五歲的宋恭帝，率領南宋皇族出城跪迎，向元軍統帥伯顏投降。雖有兩個兄弟趙昰和趙昺（先後為宋端宗、宋末帝）奔走於外，苟延著帝國的殘喘，但史學家通常認為，自趙㬎在臨安投降，享國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已經終結。
當趙昰、趙昺兄弟倆到達溫州，陳宜中看到宋朝還有一口氣，才重新“歸隊”。陸秀夫和張世傑也在此時分別趕到溫州，讓流亡小朝廷重新看到了希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陳宜中這個“逃跑丞相”，竟然再度被任命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執掌南宋小朝廷的政治、軍事大權。張世傑任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籤書樞密院事，至於文天祥，陳宜中怕他對自己構成威脅，打發他去經略江西。宋端宗趙昰在珠江口落水受驚嚇後，陳宜中說去占城[6]搬兵，從此一去不返，留下趙昰在海上漂泊，到死也沒再見到陳宜中的身影。
王朝傾覆，有不少南宋官員的官宦生涯在元朝得以繼續，一點兒沒受影響。卜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說：“忽必烈於1260年成為蒙古大汗，他決計征服南宋——這個被他視為強有力的對手激發了他重新統一中國的願望。但是他的騎兵還不習慣長江以南的寬大河湖、泥濘的稻田和潮溼炎熱的氣候。相較於在草原地區的戰鬥，對南方的進攻需要不同的後勤補給，採取不一樣的策略。為了確保攻宋的勝利，蒙古人需要有人輔助他們，尤其是對南宋風土人情極為熟悉的‘脫宋者’。”
還記得元軍兵壓臨安時悄然逃跑的左丞相留夢炎吧，此時已然順利進入了元朝的“體制”，成為一個“成功”的“脫宋者”，在元朝做過禮部尚書，遷翰林承旨，官至丞相，文天祥被押到大都時，他還出來勸降過，被文天祥罵了回去。
還有一個謝昌元，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進士，長文天祥二十二歲。南宋度宗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謝昌元寫了一個《座右自警辭》，批判東漢冀州（後幷州）刺史蘇章，置座右銘以自警。內憂外患之際，謝昌元的自警之言，讓文天祥敬佩不已，於是抄錄了謝昌元座右銘全文，並加寫了一段評論，稱道“先生真仁人哉”，是為《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那一年，文天祥三十八歲，謝昌元六十歲。
如同《上宏齋帖》一樣，《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是文天祥的法書代表作，於草書中雜糅今草和狂草，落落瀟灑，風姿如鶴，像《正氣歌》一般，“浩氣勃勃”“音節悽悽”“若睹形容”“縱橫自然”。
《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區域性），文天祥，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故宮的書法風流》插圖。
但謝昌元的“仁人”沒當上幾年，就在文天祥寫下《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三年後，元軍攻打施州，謝昌元率部戰到彈盡糧絕，城破被俘，投降了。宋端宗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七月，謝昌元接受了元朝禮部尚書之職，“預議中書省事”。
這樣的結局，文天祥沒有想到，或許連當年在《座右自警辭》寫下豪言壯語的謝昌元也沒有想到。一篇《座右自警辭》，成了謝昌元的照妖鏡；一紙《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成了文天祥的墓誌銘。文天祥被俘後，謝昌元曾出面相救，要求元朝釋放文天祥，讓他去做道士，遭到留夢炎的反對。留夢炎說：“文天祥出來，又能號召江南，將把我們這些人放在什麼位置！”其實，留夢炎是否反對，已經不重要了——此時文天祥已抱必死決心，怎可能去以道士的身份苟活？
其實忽必烈是不想殺文天祥的，“宋末三傑”的死對頭張弘範也對忽必烈說文天祥不能殺，殺了文天祥就說明蒙古人並沒有真正地征服漢地，所以忽必烈不僅不想殺文天祥，甚至也不想讓他做道士，而是直接讓他做右丞相。
假如文天祥接受了，歷史上就會出現神奇的一幕，就是殺得死去活來的文天祥和張弘範成為同事，甚至文天祥有可能成為張弘範的上級領導，但文天祥不接受，最終被斬於元大都柴市口。張世傑面對勸降也說：“我知投降可以生，可富貴，但義不可移，我豈可為之！”他在崖山兵敗後突圍，收拾殘部，繼續在海上逃亡，結果遇到風暴，仰天長嘯，最終落水而死。至於陸秀夫，前面說過了，他抱著小皇帝，跳向大海。在巨瀾的深處，我們似乎還能聽到趙昺的哭聲。
其實並不是別無選擇，是在他們自己看來，別無選擇。
本文選自《故宮的書法風流》，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祝勇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王青
導語校對丨危卓
